诗词研究·诗学概念·意境

古代诗学概念。有时又称作“境界”或“境”。是古人以中华民族传统思维的独特方式，对文学艺术的特殊审美规律的理论概括。较早见于唐王昌龄《诗格》：“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如登高山绝顶，下临万家，如在掌中，以此见象，心中了见，当此即用”，“夫文章兴作，……意须出万人之境，望古人于脚下，攒天海于方寸”(见《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称引)。而《诗学指南》本王昌龄《诗格》中有“诗有三境”条，其中有“意境”一目。在这里，王昌龄提出了构成“意境”的三个密切相关的审美概念——意、境、象。“意”指主体的思维感情和创作动机;“物”指作为审美客体的景物、事物;“境”则是“意”和“物”相结合的产物，是诗人“以心击物”而得的审美境界，它源于客观现实，但又比生活更生动、更概括。后来皎然《诗式》有“取境”之说，如“缘境不尽曰情”(《辨体十九字·情》);刘禹锡提出“境生于象外”(《董氏武陵集序》)的命题，在“意境”说的形式过程中，成了从王昌龄到司空图的过渡环节。晚唐司空图虽然没有直接运用“意境”概念，但他对诗歌审美特质的认识，却超越前人而作了理论升华。其《诗品》不仅揭示了二十四种审美境界的不同特征，而且从哲学本体论和主体论的高度来加以论述，如“超以象外，得其环中”(《雄浑》)，“浅深聚散，万取一收”(《含蓄》)。又在《与王驾评诗书》中提出“思与境偕”，《与极浦书》提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等问题，标志着中国古代“意境”说的确立和理论的成熟。以后，如宋严羽的“兴趣”，清王夫之“情景”，王士禛“神韵”，都围绕着“意境”的创造来展开。他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丰富和深化了传统的“意境”论。其实，不仅是诗，散文也讲意境。晚清林纾《应知八则·意境》云：“意境者，文之母也，一切奇正之路，皆出其间。不讲意境，便是自塞其途，终无进道之日矣。”而词论家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更以“意境深厚”为艺术的最高批评标准，其所称意境，是心物交融、自然兴到之作，其微妙可以意会，难以言传。意境是一种特殊的形象创造，具有味之无穷的独特审美品格。但是诸家所论，兴之所之，各有卓见，却又都缺乏明确的理论界说和系统的理论综述，这一历史任务，直到近代才由接受了西方文艺哲学而又传统文化根基深厚的王国维加以总结和完成。中国“意境”说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并非偶然现象，而有其思想来源和社会基础。它的理论内容主要有三大来源：一是与《老》、《庄》、《易》及魏晋玄学一脉相承，在以思辨哲学为基础的“意象”说的启发下萌芽(参见“意象”)。二是以传统儒家诗学中的“六诗”或“六义”说为源头，中经刘勰《文心雕龙》的比兴论，钟嵘《诗品》的“三义”说，直到唐代陈子昂、殷璠而逐渐成熟的“兴象”说(参见“兴象”)。三是以佛家哲学为基础，至唐代才勃然兴起的“诗境”说。而就其发展过程言，中唐以前，是“意境”说的酝酿萌芽时期。中晚唐是其形成时期。由宋至清则为其理论丰富、深化的通行时期。最后才由近代的王国维，借助西方美学思想的观点、方法，对它作出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可称为纯美学意义的理论升华时期。其影响极为深远，直到今天，对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或鉴赏，还是一个具有勃勃生气的具有民族色彩的独特理论概念。参见“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