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研究·诗学概念·情采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语见刘勰《文心雕龙·颂赞》：“及三闾《橘颂》，情采芬芳。”言屈原《橘颂》的思想感情和辞采都美好动人。又《才略》：“刘桢情高以会采。”言刘桢诗情思高卓而会合辞采。又《序志》称《文心雕龙》为“剖情析采”之作，乃就文章的内容和文辞二者加以论析。又有《情采》专篇，论作品的情、理和文辞藻采之间的关系：“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认为文采附著于情、理，情、理的表现有待于文采，二者互相依存，不可或缺。而“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情、理居于主导地位，情理已定，辞采方畅，犹如经线正而后织以纬线，布帛乃成。刘勰对此主从关系甚为强调，称为“立文之本源”，并由此而提出“为情而造文”的著名论断，认为作者须有充实的思想感情，而发为文章，文采须为表达情理服务;反对过分文饰以致淹没内容，更反对“为文而造情”，即一味追求丽采而情思寡少、内容空洞，甚至“言与志反”，本无其情而虚伪做作。他以文学的历史发展为例，认为《诗经》是为情造文的典范，而汉代辞赋则为文造情的倾向开始滋长，后世之作更是“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深”。刘勰之前，陆机《文赋》已说：“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范晔《狱中与甥侄书》也曾说为文“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都指出了作者情志、文章内容与文辞藻采的本末关系。刘勰继承前人之说而又有所发展。“为情造文”的命题对后世文学批评颇有影响。如明人许学夷云：“汉魏五言，为情而造文，故其体委婉而情深。颜、谢五言，为文而造意，故其语雕刻而意冗。”(《诗源辨体》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