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研究·意象统计法

诗歌研究方法。英国学者斯珀津(C.F.E.Spurgeon)所创。她根据意象的复现频率，分析作品的情调和气氛，并推断作者的经历、趣尚、甚至性情。从七十年代起，间或有人用于中诗研究。美国学者华兹生(Burton Watson)以流行的《唐诗三百首》为抽样本，对自然意象作了统计。自然意象包括天气、天体、山、水、树木、花卉、草、鸟兽八大类。每类又分总称(如花、鸟)和特称(如莲、兰、雁、鹤)两种。从统计结果看，总称意象的复现次数特别多。他指出，从《诗经》、《楚辞》直到唐诗，其意象的概括程度逐渐增加;唐人写景，多少是以粗线条勾勒，而非细致描绘;诗人的兴趣，不在眼前景物，而在习用的比喻和象征(如松柏象征长寿和高风亮节，杨柳为诗句增添诗意，攀折杨柳代表送别);缺乏传统喻义的意象比较少见，甚至根本没有(《中国抒情诗风格》，纽约，1971)。华氏所论涉及意象的具体性，美籍华裔学者郑树森对此又作了研究。他衡量意象具体性的标准，是新批评派温姆塞特(W.K.Wimsatt)的词语三风格，即抽象的(如“工具”)、具体的(如“铲子”)和高度具体的(如“生锈的花园铲子”)。他所用抽样本是叶维廉《王维诗选》英译本。意象分类一仍旧例，但统计时新立“有无修饰语”一项。结果表明，意象多带修饰语，平均占60%。论者人为，唐诗自然意象的具体性，游移在温氏所分的第二、三类之间;与英诗不同，只能略加修饰，而英诗则可累加很多修饰语，是“高度具体的”;因此唐代写景诗(王维)不可能产生英诗(华滋华斯)那种整体印象的特定性(《“具体性”与唐诗自然意象》，载《新亚学术集刊》创刊号)。美国学者詹玛丽(Marie Chan)的岑参研究，也运用了意象统计法。她选来九十首边塞诗(亦有他人之作)，分作季节、时辰、衰亡、地貌、天气、禽鸟、植物、戎马生活、军旅乐器等意象，分别作了统计。论者据以分析说，除了沙海、烽火、羽檄、铜钲之外，诗中意象很少与写中原景色者全然不同，边塞诗因承了写景诗的手法(《岑参的边塞诗》，载《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第98卷)。由于意象统计法割裂意象与上下文的联系，有人怀疑它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