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研究·《诗经》研究在国外

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东方学者，都很重视《诗经》这部最古老的诗歌总集，因此研究成果十分丰硕。日人译研，历久不衰，高田真治、境武男、目加田诚的全译本，以及吉川幸次郎、白川静的选译本，均得广泛流传。西方的《诗经》译研肇始于来华教士金尼阁(N.Trigault)，1626年其《五经》拉丁文译本在杭州镌板印行。此后移译，从未间断。十九世纪德国吕克特(F.Rückert)、英国理雅各(James Legge)、法国顾赛芬(S.J.Couvreur)译本，本及二十世纪英国亚瑟·韦利(Arthur Waley)译本、瑞典高本汉(B.Karlgren)译注本、苏联什图金全译本等等，分别被视为各语种的佳译。晚近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它们广涉音韵、训诂、诗语、意象、篇旨、讽喻、创作过程、创作年代等多种范畴，并且在方法论上做了中西比较、西论中用、学科交叉、中诗西用等多种尝试。具体而言，这些研究大体上论及如下几个问题：(一)关于《诗经》如何创作有如下几种假说：1.男女对唱说。法国学者葛兰言认为，《诗经》，尤其是《国风》是民间歌谣，是中国人民在岁时节庆郊游、聚会、求爱的风俗画，男女青年在河边、山野相互对唱，而留下了这些诗歌(参见《中国古代的节日和诗歌》)。2.即兴吟咏说。美籍华裔学者王靖献根据套语理论，认为《诗经》基本上是即兴吟咏而成(参见“帕里一劳德理论及其应用”条)。3.歌舞诗剧说。日本学者赤冢忠认为，三百篇的大部分，本来是歌舞诗，“兴”的手法源自巫术(参见《古代歌舞诗的系谱》，载1952年《日本中国学会报》第三集)。(二)关于《诗经》主题和母题研究，多见于译本和普及读本。例如英国学者亚瑟·韦利英译《诗经》时，打散原来编次，把诗篇分别纳入求爱、婚姻、勇士和战争、农作、游宴、歌舞等十七个标题之下，实际即是以主题分类。再如藤野岩友认为，《雅》、《颂》多有颂寿之诗，祈祷寿考，是对“老”表示喜悦，然而亦有“叹老”之辞(参见《见于诗经的叹老》)。(三)关于《诗经》的艺术手法。葛兰言认为，民间歌手创作一面靠“应和”法，一面靠“重复”法。前者是指所写之事与自然之物相应和，有时指诗句内部各节相和，如《郑风·溱洧》首二句：“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简兮。”后者指两种重复方式，一是只字不变，推动诗思发展;一是诗句稍加变动，使诗思呈阶梯状发展(参见上引葛著)。关于“比兴”的研究，日人家井真从文化人类学角度，阐释了《诗经》中“鱼”和“渡河”兴的用法。(四)《诗经》语言研究。瑞典学者高本汉所撰《中国声韵学研究》和《汉文典》两书，均有《诗经》用字之古音的考辨。其训诂学专著是《〈诗经〉注释》。他不拘一说，博采众家，然后对各种解释分析比较，从而确定最佳释义。(五)关于《诗经》学的反思。美籍华裔学者余宝琳所撰《中国诗歌传统中的意象读法》一书，试图澄清几个易于混淆的概念。她说，有人倾向把三百篇等同于西方意义上的“寓言”(allegory)，不很准确。Allegory是个延伸的比喻，它既含有具体的表面的意义，又蕴含另外的抽象意义。《国风》中绝大部分诗篇明显没有这种结构关系，只有一两篇似之，如《豳风·鸱鸮》。葛兰言则认为，简单的文学阐释和象征性解说，均不可靠，中西历代学术往往妄加解说，他提出了自己的研读方案——“读《诗》十六法”，如上所述，他试图从创作的实际情况来加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