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散曲《阮步兵》原文与翻译、赏析
[南朝宋] 颜延之
阮公虽沦迹②，识密鉴亦洞③。
沉醉似埋照④，寓词类托讽⑤。
长啸若怀人⑥，越礼自惊众⑦。
物故不可论⑧，涂穷能无恸⑨。
〔注释〕
①本篇选自《文选》。阮步兵，即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市)人，与嵇康同为“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因曾做过步兵校尉，所以世称阮步兵。②沦迹，隐没踪迹，指隐居不仕。③识密，识鉴精密。鉴，照，此指观察识别。洞，深远。④埋照，把光埋藏起来，喻才识不外露。⑤寓词，在文词中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这里指阮籍写作《咏怀诗》。⑥长啸，据《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说，阮籍曾经在苏门山遇到一位隐士，与他谈论哲理，隐士像充耳不闻似的，阮籍就对他长啸，隐士却笑了。阮籍下山后，这位隐士也长啸起来，声音非常好听，就像鸾凤的鸣声一样。⑦越礼，违背礼法。⑧物故，世故，世事。⑨涂穷句，据《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阮籍有时驾车随意而行，走到无路可通之处，就痛哭而返。涂，同“途”。
〔分析〕
颜延之是南朝刘宋时代与谢灵运齐名的诗人。据《宋书》本传所载，颜延之初为步兵校尉，嗜酒放诞，与当世权贵格格不入，见刘湛、殷景仁等大权独揽，常愤抑不平，言辞多触忤权贵，故刘湛等在彭城王刘义康之前诽谤他，于是出任永嘉太守。他就作《五君咏》寄托自己的愤慨，诗共五首，分咏“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向秀五人，而山涛与王戎则因其贵显而被排斥在外。本诗是组诗的第一首，所咏“阮步兵”即阮籍，因为他曾做过步兵校尉，故世称阮步兵。
诗的开头两句总括了阮籍的为人：“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阮籍生当魏晋易代之际，目睹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杀伐，就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极力韬光养晦。《晋书·阮籍传》上称他“喜怒不形于色”，“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也称“阮嗣宗口不论人过”，这就是诗中所说的“沦迹”。但他又不是真的浑浑噩噩，他内心的见识缜密而富于洞察力，他只是以这种方式来与统治者虚与周旋，求得全身避祸。譬如曹爽辅政时召他为参军，他借口有病推辞，后来曹爽被诛杀，当时人都佩服他的远见。正因为此，阮籍才能全身以终，没有像峻烈的嵇康那样遭到杀身之祸。开头这两句诗等于全诗的总纲，以下的诗句就由此生发出来，对阮籍的立身行事作出了概括的描述。
“沉醉”句写他嗜酒。阮籍的好酒在当时可与“以酒为命”的刘伶相伯仲，史载“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遗落世事”(《晋书》本传)，可见他嗜酒的程度。但他的饮酒其实也是韬晦的一种手段，亦即诗中所谓的“埋照”，这里的“照”就是熠熠照人的才华之光，“埋照”就是将自身的光芒掩盖起来。《晋书》本传谓：“籍本有济世态，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借着醉酒他也确实避免了一些麻烦，如“文帝(司马昭)初欲为武帝(司马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司马昭想和他结儿女亲家，钟会阴谋罗织他的罪名，都被他用醉酒躲避过去了。这句诗揭示了他嗜酒的真正动机，概括了他借酒避祸的种种行迹。但作为一个才志之士，阮籍又不甘心就此销声敛迹，内心有许多不能已于言的感慨，终于发而为诗，这就是所谓的“寓词类托讽”。这句诗概括了阮籍诗歌创作的特色，他传世的八十二首《咏怀诗》就是这样一类作品，它们多用比兴象征的手法 ，寄托对世事人生的各种感慨，词旨隐晦，言近意远，正如钟嵘《诗品》所评：“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所谓“寓”、“托”就是指文词、意象中有所寄托，包含深一层的寓意，从而对世态人生起影射、讽刺的作用。
“长啸”二句表现阮籍任性不羁、放浪形骸的人生态度。“长啸”一事各书记载不一，但情节大致相同。较早的有刘义庆《世说新语·栖逸》及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的记述，其中说到阮籍善于长啸，声音嘹亮，他听说苏门山中有一位隐居的高士，就前去与他交谈，但苏门先生一言不发，阮籍就对他长啸一声，苏门先生悠然一笑，阮籍就下山而去，行至半山，听到山上发出一阵长啸，山鸣谷应，如鸾凤之音，回头一看，原来这啸声就是苏门先生发出来的。那末“怀人”又是指什么呢?原来诗人是说这位苏门先生就是阮籍所一心向往仰慕的理想人物，那一声长啸就好像在表达自己的向慕之意。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曰：“籍归，遂著《大人先生论》，所言皆胸怀间本趣，大意谓先生与己不异也。观其长啸相和，亦近乎目击道存矣。”《晋书》本传则称阮籍在苏门山遇到的高士是孙登，“遂归著《大人先生传》……此亦籍之胸怀本趣也。”而所谓“大人先生”实即阮籍理想人格的化身：“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聚散，不常其形。”(《大人先生传》)这些记载都揭示了阮籍所怀想的人物就是苏门先生或孙登之类的高士。具有这种超脱世俗的人格的人当然不会屑屑于俗世的礼法制度，因而常常会有惊世骇俗之举，“越礼自惊众”就是对阮籍的反礼俗性格的概括。阮籍在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往往表现出他蔑视礼教的任情率性。如《世说新语·任诞》中刘孝标注引《文士传》载：阮籍的嫂子回娘家，阮籍与她道别，有人就非议他，他就说：“礼岂为我辈设也!”又，阮籍的邻家妇颇有姿色，当垆酤酒，阮籍与王安丰常到她那儿去喝酒，醉了就在她旁边睡着了，她的丈夫开始时心里犯疑，观察了一段时间才明白他没有歹意。史称“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晋书》)。
结尾两句揭示阮籍外表与内心的深刻矛盾，回应诗的开头，挽结全诗。前面写到他“沉醉”、“长啸”，都是他“沦迹”的各种表现形态，为什么他要如此深自敛迹? 原来世事(“物”)已到了不可论说的地步，奸佞当道、政局险恶使他不得不缄口，然而途穷而哭的举止却流露出他内心深沉的忧愤。史载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经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返)”，他还登广武山，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又“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这些举止都表现出他内心深刻的痛苦，作为一位有济世大志的人物却只能目睹政治舞台上小人横行;他向往英雄豪杰，却只能韬晦缄默。途穷而哭正是他在世上走投无路而痛苦无状的心态的反映。
这首诗选取阮籍生平中几个重要的方面，勾勒出一代诗人的生动形象。作者尤其着意突出阮籍外表醉酒放达、韬晦敛迹而内心识见高明、忧愤痛苦的深刻矛盾，全诗就围绕这一矛盾谋篇布局，开头即点出这一矛盾，中间加以生发，叙其生平的主要事迹。结尾进一步揭示这一矛盾的根源及其痛苦的内心世界。作者通过咏叹阮籍这一历史人物，其实也是抒发了自己愤世疾俗的怀抱，这一点与左思的《咏史》诗是一脉相承的。钱基博在其《中国文学史·中古文学》中评曰：“左太冲《咏史》似论体，颜延之《五君咏》似传体;而要之托古人以寄意，其原出《诗》三百之比兴。”所评甚为切当。
颜延之的诗风前人多称之为“密”，鲍照甚至讥为“若铺锦列绣，亦雕绩满眼”。但《五君咏》却无滞密之病，而是如《宋书·谢灵运传论》所评：“延年之体裁明密。”密而能明则是有抑扬爽朗之气贯注其间，这和诗人咏此五人时慷慨磊落的情怀有密切关系。其诗结构之绵密已如上述，而其结构语言也已锤炼得像后世的律诗了，首起总领，结尾挽合，中四句以工整的对偶句铺陈，已开后世律诗的先声。钱基博评《五君咏》为：“擅陆机之华美，协左思之风力，俪对而饶有道变，雄快而出以凝厚。”(同上)正是对本诗艺术特色具体而中肯的表述。
〔评说〕
钟惺《古诗归》：“‘识密鉴亦洞’，用世出世人，俱少此五字，不得阮公之微亦尽于此。‘沈醉似埋照’，晋文王目步兵为慎，已是看得深一步矣，然实被阮公瞒过，其作用在此五字。盖英雄近疏，高士近密，各不相妨。‘物故不可论’，五字极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