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研究著作。十八卷，卷首二卷。清方玉润撰。方玉润(1811—1883)，字友石，一字黝石，号鸿濛室主人。宝宁(今云南广南)人。官陇州州判。有《诗经原始》、《星烈日记》等。

卷首上卷为凡例及十五国舆地图、七月流火之图、诸国世次图等图谱。卷首下卷总论诗旨。正文十八卷由六部分组成：一、方氏于每一篇诗前自拟一诗序，废《毛诗序》不录。有不明诗意者，则云“未详”。二、经文联属成篇，以求首尾相贯。分章处用小字标出。经文旁另有圈点，并以小字加眉评及旁批。三、诗旨论辨，类似现代之“题解”。四、附录。证引前人对诗旨或各章义旨的分析。但这一部分并非每篇诗都有。五、集释。证引前人对诗句的名物训诂，间或阐述己见，则加“案”字以别之。六、标韵。标明诗句押韵字及韵部。

《诗经原始》可资后人吸收借鉴的精彩之处大要有二点：一、分析诗的主题立论平允，时有新见，妙悟解颐。清儒说诗，不外乎尊毛与反毛两家，双方各存成见，难免偏执。方玉润的说诗原则却是“不顾序(《毛诗序》)，不顾传(朱熹《诗集传》)，亦不顾论(姚际恒《诗经通论》)，唯其是者从而非者正”(《诗经原始·自序》)，“舍却序、传，直探古入作诗本旨，庶有以得其真耳”(《诗经原始·诗旨》)。可见他能超脱于门户之外，持比较客观的眼光。如《齐风·猗嗟》，《毛诗序》、《诗集传》及《诗经通论》均以为“剌诗”，方氏独以为“美鲁庄公材艺之美也”。他说：“诚哉齐侯之甥也，意本赞美。以其母不贤，故自后人观之而以为剌耳。于是纷纷议论，并谓‘展我甥兮’一句以为微词，将诗人忠厚待人本意尽情说坏，是皆后儒深文苛刻之论有以启之也。愚于是诗不以为剌而以为美，非为主异，原诗人作诗本意，盖如是耳。”他能不囿于旧说，就诗论诗，便是识见过人处。他提出诗不必篇篇有为而作的命题，无疑是对传统“美剌”说的重大挑战。虽然方玉润对《诗经》总体的论述仍大弹“圣人删诗，惩恶劝善”的陈调，但他对具体诗篇的分析，却往往不自觉地与其总体论点相抵牾。而这些抵牾之处，已经微露将《诗经》从经典宝座上请下来，回复其民歌、祭歌、宴飨歌曲本来面目的端倪。他还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论诗旨要抓住全部，不可拘执细节。斤斤于诗的具体指斥，每一句必求有着落，这是历代经学家的大弊，姚际恒论诗已能注意到这点，方玉润更进而明确地提出并实践之，可见他的诗学已时时下意识地跳出经学的范围。二、以文学的眼光来分析《诗经》，对其艺术特点有精辟的见解。如《魏风·陟岵》，方氏曰：“人子行役，登高念亲，人情之常。若从正面直写己之所以念亲，纵千言万语，岂能道得意尽?诗妙从对面设想，思亲所以念己之心与临行勖己之言，则笔以曲而愈达，情以婉而愈深。千载下读之，犹足令羁旅人望白云而起思亲之念，况当日远离父母者乎?”这段分析完全摆脱经生的眼光，对诗篇作布局分析、笔法分析、乃至心理分析，使读者更能得其妙处。对《诗经》作文学艺术的分析，如明代戴君恩《读风臆评》、钟惺《评点诗经》等都有先例，但戴、钟诸人于诗旨皆从毛、朱，一无是正，所以分析也不能中肯。将诗旨分析与文学分析合为一体的，自姚际恒《诗经通论》始，方玉润踵其后。方氏书后出，所以较姚氏在文学分析方面更全面深入。此外方氏的眉评及旁批，亦不乏精彩之处，似不能因为带有章句帖括习气而全部否定之。

《诗经原始》的不足，除了封建士大夫的意识在在流露，造成诗旨分析有偏差之外，主要问题还在“集释”与“标韵”两部分。方氏治诗，训诂非所长，其集释多从朱熹《诗集传》，新见不多，朱熹误释者也不能纠正。方氏之前，顾炎武、江永、戴震诸学者悉心研究《诗经》古韵，成绩斐然，但方氏却批评他们“各以私意自定古音，其能免非古而自命为古之诮乎?”(《诗经原始·凡例》)这种偏执的看法反映了他在这方面的欠缺，具体则表现为他竟用平水韵来划定《诗经》古韵。读者今天看这部分，“集释”、“标韵”可以略而不读。

收入《鸿濛室丛书》，有同治辛未陇东分署刊本。又收入《云南丛书》，有民国三年刊本。今通行易见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校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