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绝不能没有家

诗是抒写心灵的，心灵是诗歌的家园，因此诗歌该是属于全人类的伟大艺术。但在历史上，在特定的国度和时期，诗歌却沦为为特定目的服务的工具，丧失了它作为艺术的尊严。苏联诗歌就曾走过一段艰难曲折的历程。

十月革命胜利后，要求文学艺术包括诗歌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这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与政治联系过于密切，单一地为政治服务，那么就会使诗歌成为某一观念的附庸。诗歌由全社会求知、交流审美的多维空间被笼入局部功利的狭窄天地，说教取代了启迪，意志吞没了情感，典型窒息了灵感，艺术王冠上这颗最璨灿的明珠就会变得黯淡无光了。许多诗人，即使是天才，受到某种束缚和压制，艺术灵感也会象剪掉翅膀的小鸟难以飞翔。

马雅可夫斯基在十月革命后，有意识地简化了自己的诗歌，把诗歌当作宣传品，“死去吧，我的诗，像一名列兵，像我们的无名烈士在突击中死去吧。”他心甘情愿为革命做出牺牲——甚至他的抒情诗。这是他的伟大，也是他的悲剧。他甚至希望把诗歌与国家连接起来，希望诗歌回荡于舞台和体育场，鸣响于无线电收音机，呼叫于广告牌，号召于标语口号。

这种诗歌与国家的融合，使欢迎革命却认为诗歌应当是国中之国的知识分子们困惑。“我要把整个心灵献给十月和五月，只是不能献出我心爱的竖琴。”叶赛宁这样说。但是象叶赛宁这样的诗人也最终或甘愿或被迫地把诗献给了政治的祭坛。由于政治过多地干预诗歌，极左路线下，许多诗人惨遭不幸，如1921年古米廖夫的被处死。艺术流派也随着政治大起大落，如赫鲁晓夫时过于切入政治的“响”派红极一时，勃烈日涅夫时过于淡化政治的“轻”派又应运而生。一个诗人往往是一次代表大会的产儿。

诗歌成为政治工具，诗歌所应表现的生命、个性、心灵的“自我”被驱逐出诗的王国。在艺术手法上，具象直白的诗风泛滥，用诗的语言配合中心格局，或所谓“一种场景”加“一点描摹”加“一个理念拔高”的模式。

诗歌是真善美的艺术。人们会还诗歌追求真善美的使命，还它以给不同国界的读者以智的启迪、情的感染、美的享受的多向性功能。

诗歌，绝不能没有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