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即死耳　诏不可草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明建文帝时的文学博士方孝孺，当之无愧地属于鲁迅先生所称赞的“中国的脊梁”的行列。

清人张廷玉主编的《明史》，对方孝孺的赞誉溢于言表。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宁海人。父克勤，洪武中循吏，自有传。孝孺幼警敏，双眸炯炯，读书日盈寸，乡人目为“小韩子”。长从宋濂学，濂门下知名士皆出其下。先辈胡翰、苏伯衡亦自谓弗如。

宋濂是明代硕儒，太祖朱元璋几个儿子的老师，门下人才济济，而方孝孺名列第一，这是何等之高的评价！张廷玉还说方孝孺志向远大，“顾末视文艺，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换言之，方孝孺视明王道、平天下为己任，而以修文艺为末事，颇有亚圣孟子“当今之世，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豪迈气概。

洪武十五年，通过吴沉、揭枢的举荐，方孝孺进入明太祖朱元璋的视野。一经召见，便博得了朱元璋的好感：太祖喜其举止端整，谓皇太子曰：“此庄士，当老其才。”礼遣还。

后来，方孝孺“为仇家所连，逮至京”。对其印象深刻的明太祖一见其名，即下令释放。

二十五年，又以荐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时。”除汉中教授，日与诸生讲学不倦。蜀献王闻其贤，聘为世子师。每见，陈说道德。王尊以殊礼，名其读书之庐曰“正学”。

及惠帝即位，召为翰林侍讲。明年迁侍讲学士，国家大政事辄咨之。帝好读书，每有疑，即召使讲解。临朝奏事，臣僚面议可否，或命孝孺就扆前批答。时修《太祖实录》及《类要》诸书，孝孺皆为总裁。更定官制，孝孺改文学博士。燕兵起，廷议讨之，诏檄皆出其手。（《明史·方孝孺列传》）

建文三年，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而发动的靖难之役，猛烈冲击着明朝的政治格局。值此危急存亡之秋，身居庙堂的文学博士方孝孺为建文帝提供了诸多建议。一是在燕兵掠大名时，建议“急令辽东诸将入山海关攻永平；真定诸将渡卢沟捣北平，彼必归救。我以大兵蹑其后，可成擒也。今其奏事适至，宜且与报书，往返逾月，使其将士心懈。我谋定势合，进而蹴之，不难矣”。帝以为然。二是建文三年五月，吴杰、平安、盛庸等将领发兵扰燕饷道，燕王遣指挥武胜赴京上书时，方孝孺力主“诛胜以绝燕”。三是在燕兵掠沛县、烧粮艘、天下震动时，方孝孺建议：“遣锦衣卫千户张安赍玺书往北平，赐世子”，企图离间燕王的两个儿子朱高炽和朱高煦。惜乎世子朱高炽“得书不启封，并安送燕军前。间不得行”。四是建文四年五月，燕王朱棣的军队打到长江北岸时，建文帝下诏征四方兵。方孝孺建议：“遣人许以割地，稽延数日，东南募兵渐集。北军不长舟楫，决战江上，胜负未可知也。”“帝遣庆成郡主往燕军，陈其说。燕王不听。”五是建文四年六月，燕王的大军兵临城下时，“帝忧惧，或劝帝他幸，图兴复”。方孝孺力请守京城以待援兵，即事不济，当死社稷。结果，“燕兵入，帝自焚。是日，孝孺被执下狱”。

方孝孺的上述建言固然于事无补，却真切地表明了他维护建文帝正统地位的坚定心志。

虽然方孝孺过于热心政治，而将文艺视为末事，但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依旧是一个典型的读书人。早在燕王朱棣起兵靖难前夕，他的高参、僧人姚广孝便“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从靖难之役以来方孝孺所走的道路来反观姚广孝所言，可谓对书生方孝孺的文人秉性和处事风格知之甚深。而以为天下读书人保存种子为由，请求燕王朱棣不要杀害方孝孺，则可知方孝孺在姚广孝心中所占的分量。

因为姚广孝有言在先，朱棣原本不想处死方孝孺，而打算将其收为己用的。于是，在南京底定后，朱棣便让人从狱中提出方孝孺，想借重他的文笔为其登基称帝草诏。朱棣怎么也没有想到，方孝孺竟然抱定一死之决心，要为建文帝殉难。和朱棣在殿堂上的对话，是方孝孺人生大放光彩的时刻。读《明史·方孝孺列传》，一介书生宁死也不肯屈从叛逆的铮铮铁骨跃然纸上：

至是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时年四十有六。

在召见方孝孺之前，朱棣显然已经打好了腹稿，但面对方孝孺义正词严的责问，依旧左支右绌，难以应对。用周公辅佐周成王的历史典故来解释自己起兵靖难，被方孝孺“成王安在”责问得张口结舌；用“国赖长君”来为自己篡位开脱，又无法回答方孝孺“何不立成王之弟”的诘问，于是只能借用所谓的“家事说”，不让方孝孺继续辩论，而逼他起草称帝诏书。此时，方孝孺的生死可谓取决于一念之间。违心地为新君朱棣起草诏书，便可以继续享受荣华富贵；忠诚于自己的人生信念，不写诏书，便会立马人头落地，而且要株连家人。书生方孝孺轻生死而重名节，毅然选择了后者：“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或许是因为朱棣对收买方孝孺为己所用抱了很大的希望，故而方孝孺宁死不屈令朱棣恼羞成怒，不仅让方孝孺死得很惨，而且诛杀了方孝孺的宗族亲友数百人。据明崇祯《宁海县志·方孝孺传》《明史纪事本末》《方正学孝孺》《文正方正学先生孝孺》等文献记载，方孝孺一案被诛灭了十族，比历史上罕见的株连九族还多出一族。

俗话说：“有比较才能鉴别。”品味方孝孺宁死不肯草诏，不妨看看方孝孺的那些文人同事们是怎么做的。《明鉴易知录》卷四载：在朱棣渡江之前，大臣解缙、胡广、周是修便相约，城破之日一同死难。分别后，解缙派人前去窥探胡广动静。回报说胡广回到府上以后，先问家人喂猪了没有。解缙听后苦笑着说道：“一猪尚不肯舍，况肯舍性命乎？”朱棣称帝之后，胡广和解缙都没有为建文帝死难，而是转身做了新君朱棣的大臣。解缙、胡广在当时皆颇有名气，也只是把殉难挂在嘴上而已，并未实行。与解缙、胡广相比，方孝孺称得上是真正不惜以身殉道之人，只可惜和他做出同样选择的人太少了。

胜者王侯败者贼。朱棣起兵靖难，赶走侄儿建文帝朱允炆，自己取而代之，孰是孰非，很难一言以概之。张廷玉在编撰《明史》时便遇到了这一人物事件评价上的难题。在《明史》卷一百四十一之“赞曰”中，他只得含糊其辞地应付说：

帝王成事，盖由天授。成祖之得天下，非人力所能御也。齐、黄、方、练之俦，抱谋国之忠，而乏制胜之策。然其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是岂泄然不恤国事而以一死自谢者所可同日道哉！由是观之，固未可以成败之常见论也。

用君权神授说来解释燕王朱棣起兵篡位，而又高度肯定方孝孺等人不肯附逆的浩然正气，认为他们的行为，“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也真够难为张廷玉了。

清代乾隆皇帝从旁观者的视角所做的评论颇为中肯：“当时永乐位本藩臣，乃犯顺称兵、阴谋夺国，诸人自当义不戴天。虽齐泰、黄子澄等轻率寡谋，方孝孺识见迂阔，未足辅助少主；然迹其尊主锄强之心，实堪共谅。及大势已去，犹且募旅图存、抗词抵斥；虽殒身湛族，百折不回，洵为无惭名教者。”

胡适先生曾经议论说：“方孝孺是明初一个了不起的人……在中国历史上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而殉道的不少。方孝孺就是为主张、为信仰，为他的思想而杀身成仁的一个人。方孝孺在燕王进入南京后，因拒绝起草即位诏被杀了十族。当时姚广孝曾劝明成祖给读书人留个种子，明成祖不听，终于把他灭九族，灭十族。甚至留有方孝孺片纸只字也是有罪的，这是明成祖要毁灭方孝孺的政治思想。”

方孝孺在生死关头所做出的选择无疑导致了他和十族亲人的巨大悲剧，而在方孝孺而言则是舍生取义的人生信念使然。在方孝孺眼里，朱棣起兵靖难篡夺皇位是十足的叛逆行径，故而宁死也不肯为逆贼草诏；在朱棣看来，自己取代侄儿建文帝是他老朱家的家事，方孝孺非要强管闲事便只能去死。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后人那里，对方孝孺“宁死不肯草诏”具体的是是非非已经不大关注。然而，以何种信念何种选择来直面生活，依旧是一个亘古常新的严峻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