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词选集。又名《宛邻词选》。二卷。清张惠言、张琦兄弟编。张惠言(1761—1802)，字皋文，号茗柯先生。常州武进(今属江苏)人。祖辈世代习儒，作馆师度日。先后七试礼部不遇，嘉庆四年(1799)中进士，改庶吉士，后授翰林院编修。惠言工古文，是清代阳湖文派代表作家，有《茗柯文》;又深于经学，专治东汉虞翻《易》义，有《周易虞氏义》。又擅词，为常州派首领，有《茗柯词》。嘉庆二年(1797)，张惠言与其弟张琦客居歙县金榜(檠斋，著名经学家)家课徒，授金氏子弟应珪、应珹填词，编《词选》一书。

《词选》选录唐宋四十四家词，凡一百十六首。其编选特色：一、门户森严，重婉约、雅正之作，轻豪放、俚俗之制。以温庭筠词为最高，录十八首，次为秦观、周邦彦等，苏、辛豪放词几乎弃置勿录，尤其贬斥柳永、黄庭坚词，一首不选。选词精严，但门墙过窄。二、重视词作的立意，对所选作品多作评笺，以探求比兴寄托的政治寓意。如评韦庄词，谓“此盖留蜀后寄意之作”(评《菩萨蛮》“红楼别夜堪惆怅”);“江南即指蜀，中原沸乱，故曰‘还乡须断肠’”(评《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评冯延巳《蝶恋花》“六曲阑干偎碧树”等三阕，谓“三词忠爱缠绵，宛然骚辨之义”;评王沂孙词，谓“碧山咏物诸篇，并有君国之忧”，等等。三、《词选》后有附录一卷，选张氏兄弟及常州籍当代词人词作，凡十二人、六十三首，系惠言弟子郑善长(抡元)据其授意编成，显示了常州派最初的作家群及其创作实绩。

《词选》前有张惠言自序一篇，是清代重要的词学论文，体现了常州派的基本词学主张。首先，他提出词体起源于诗，“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词应上接《风》《骚》，“与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此论针对明以来词为“小道”、“卑体”的流行观念，力图推尊词体，是常州派的核心观点。其次，张惠言认为词的思想内容应该是“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即所谓“感士不遇”和“忠爱之忱”，纠正了浙派“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朱彝尊《紫云词序》)的主张。其三，他又力倡“意内言外”之说，强调在词中运用比兴寄托的表现方法，一方面可以加深词的立意和政治讽谕性：“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另一方面，又符合创作中情、物感应的艺术规律：“莫不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从而体现“低回要眇”的审美风格。这些观点，为常州派树起了一面具有特色的理论旗帜。然而，张惠言所论，多得力于他研究《易经》的观点和方法，尤其是《词选》中对前人词作的阐释，常常割裂整体形象，脱离创作背景，字笺句解、穿凿附会，王国维《人间词话》批评说：“固哉!皋文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确实深中其病。《词选》后有张氏弟子金应珪《词选后序》一篇，可与张惠言序参看。

《词选》初刻于歙县，影响不大;至道光十年(1830)，“同志之乞是刻者踵相接，无以应之，乃校而重刻”(张琦《重刻词选原序》)，流行已广，直至近代，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唐宋词选本。张惠言去世后，其外孙董毅(子远)编《续词选》，选唐宋五十二家词一百二十二首，其中姜夔七首，张炎多达二十三首，旨在补《词选》之抉择过严、门墙太高，但似与张氏选词标准不合。

有《宛邻书屋丛书》本、《四部备要》本，1957年中华书局用《四部备要》据钱塘徐氏校本排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