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锳先生在《文心雕龙》研究、李白研究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既得益于他深厚的学养，也与他的治学方法密切相关。詹锳先生的研究历程，起始于古典文学研究，后转向心理学研究，最终回归古典文学研究。詹先生在古典文学、心理学两个学科的成就，目前只有前者得到了研究。这主要是由于詹先生的心理学研究尚未充分展开，即被终止，没有留下足以传世的心理学研究成果。但是，詹先生在这两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却在某些层面存在会通性。詹先生早期的古典文学研究经历对其心理学研究存在影响，而后者又对詹先生后期的古典文学研究产生了潜在影响。综合这两个学科来观察詹先生的治学方法，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治学方法的内在理路。
从詹先生的治学之路来看，他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毕业后在高校任教，至1948年出国留学，这十四年间，他的研究对象是古典文学。詹先生到美国留学，先学比较文学，后出于实学报国的目的，改学心理学，并先后获得心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53年詹先生回国，由于政治环境的原因，他的心理学实验和研究屡遭阻挠。在1958年全国心理学批判中，他成为被批判的重点，被停了课，医学心理学实验也夭折了，至此，詹先生对心理学丧失了信心。詹先生出国之前写成的《李白诗论丛》和《李白诗文系年》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于1957年和1958年出版，从而点燃了他对古典文学的希望之火。詹先生于1961年从天津师范学院教育系调入中文系，十二年（1949—1961）的心理学研究之路，画上了句号，而一段辉煌的古典文学研究之路由此开始。
詹锳先生早年的古典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李白研究上。1940年初，詹先生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任助教，开始研究李白，并且在1948年出国留学前就已经完成了《李白诗论丛》《李白诗文系年》两部书稿。尤其是《李白诗文系年》，表现出詹先生扎实的文献功底。他对李白诗文的编年，从李白的全部文献出发，进行梳理辨析。
詹锳先生这种从全部文献出发的编年、诠释功夫，对他后来的心理学研究有正面影响。他对巴甫洛夫心理学特点的研究，就是受到了这种方法的影响。在詹先生的心理研究成果中，有一篇名为《巴甫洛夫心理学观点的历史探讨》的论文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在这篇论文中，詹先生以巴甫洛夫研究为例，论述了他研究心理学的方法。
在中苏心理学家讨论这类问题的文章里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作者先有自己的主张，然后引用巴甫洛夫的一句话甚至半句话，作自己的言论的注脚。凡是和自己的意见相合的地方，就尽量的征引并解释；而和自己的意见不相符合的地方，就一笔带过甚至一笔抹杀。于是甲也引巴甫洛夫，乙也引巴甫济夫，而大家都对不起头来。针对这种趋势，我觉得有把巴甫洛夫全部和这方面有关的言论进行分析的必要。
詹先生指出中国和苏联的心理学家在引用巴甫洛夫观点时，都存在只抓只言片语的现象，导致对巴甫洛夫的理解存在主观片面性，而要准确理解巴甫洛夫的心理学观点，就必须从他的全部论著出发。詹先生指出：“高级神经活动和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这两个名词是巴甫洛夫提出来的，对于这些名词的解释只有从巴甫洛夫的著作里去找才会正确，否则你有你自己的一套解释，我有我自己的一套解释，打着巴甫洛夫的招牌，而贩卖自己的药，这类问题就永远没有得到解决的一天。”从全部著作出发研究巴甫洛夫心理学观点，具體应该如何操作呢？詹先生指出：
我在这里不愿指明中苏心理学家谁是谁非，而只是用一个笨法子，把我在巴甫洛夫的经典著作中所看到的，以及其他苏联心理学家的论文或讲稿中引用巴甫洛夫的话，凡是和心理活动和心理学有关的，都把它大体按照先后的次序排列起来，探索一下巴甫洛夫究竟对于心理活动和心理学是怎样看法，他在一生中前后对于这类问题的提法是否有演进的痕迹可寻，并说明巴甫洛夫一生在这方面的见解是否前后矛盾。
詹先生说的“笨法子”是将巴甫洛夫的全部论著大体按照先后次序排列，对之进行编年、诠释，这与他早年研究李白诗文系年的方法相似。通过对巴甫洛夫全部论著的编年排序，詹先生全面探讨了巴甫洛夫的心理学观点，并进而研究巴甫洛夫心理学观点在时间序列上演进的痕迹。詹先生把巴甫洛夫的心理学观点分为四个时期进行详细考察，指出前两个阶段（1914年以前）巴甫洛夫重视生理学而鄙视心理学，第三个阶段（1916-1927）他才明白心理学也可以研究高级神经活动，第四个阶段（1927年以后到巴甫洛夫逝世）他才提出心理学和生理学“结婚”的主张。巴甫洛夫的心理学观点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苏联现代心理学家对于心理活动的看法和巴甫洛夫晚年的见解不尽一致，其中不乏对巴甫洛夫的误读。究其原因，正在于他们没有从巴甫洛夫的全部著作出发。詹先生通过编年研究的“笨法子”，整体性探讨了巴甫洛夫的心理学观点，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由此可见，对研究对象的全部文献进行编年研究，在詹先生的研究经历中是一以贯之的方法，并不因为古典文学和心理学是不同的学科而加以改变。事实证明，詹先生使用这种研究方法，取得了学术研究的成功。
詹锳先生十二年的心理学研究经历对他后期的古典文学研究也有很大影响。如果我们把人的一生看作一个整体，曾经的经历奠定了人们未来的行为方式、思维习惯、审美喜恶的基本维度。1961年以后，詹先生由心理学转向古典文学研究，他的思维习惯、研究方法，在某些层面具有延续性。我们不应忽略心理学研究经历对其古典文学研究的潜在影响。
詹先生从心理学转向古典文学研究之后，他谈治学方法，谈的最多的是“科学方法”这四个字。从他所受的科学训练来看，主要是心理学的研究经历，赋予了他“科学”的视野和方法。
詹先生在美国留学期间，侧重于研究阅读心理学和心理统计，其中阅读心理学研究阅读活动中的各种心理现象及其规律性，包括阅读过程的模式，词的认知，句子理解，篇章结构分析，认知监控，动机及社会因素对阅读的影响等问题。显然，阅读心理学有助于对文学作品的分析。这种心理学的研究背景，潜在影响着詹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
詹先生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研究，注重心理分析。詹先生《古典文学研究杂谈》指出：“研究一部文学作品，特别是一首诗词，我爱作心理分析；对于一个作家，我爱作历史探讨；对于某一作家的作品，我爱作系年的工作，看看这篇作品是在哪一年代写的，当时的社会背景如何，作者的阅历如何，这就涉及到历史范畴了。文学作品本身固然不是科学，对于文学作品的研究却是科学，研究文学要有科学的头脑，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就不纯粹是在那里摇头晃脑，击节叹赏，而是要从美学方面、语言结构方面、历史背景方面、作者心理方面，说出一个所以然来。”
詹先生对古代文论的研究，也注重运用心理学知识进行探讨。例如《文心雕龙·神思》“窥意象而运斤”，詹先生《文心雕龙义证》注曰：
“意象”，谓意想中之形象。《老子》：“惚兮恍兮，其中有象。”《韩非子·解老》：“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易·系辞上》：“圣人立象以尽意。”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篇：“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在西方心理学中，意象指所知觉的事物在脑中所印的影子；例如看见一匹马，脑中就有一个马的形象，这就是马的意象。其所以译为“意象”，是因为和王弼的解释类似。
詹先生对于“意象”的注释，先引《老子》《韩非子·解老》《易·系辞上》以及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的相关界定，指出“意象”就是意想中的形象。接着，詹先生又指出在西方心理学中，意象指所知觉的事物在脑中所印的影子，与中国哲学中的意象含义类似。他运用西方心理学知识就“意象”问题的中西比较，使得意象的内涵变得通俗易晓。
又例如《文心雕龙·神思》“萌芽比兴”，詹先生《文心雕龙义证》注曰：
运用形象思想，不能不采比、兴等手法。可见“萌芽比兴”实际上已接触到如何运用形象化的艺术手法来表达思想感情的问题。《比兴》篇说：“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合则肝胆。”文艺创作要通过各种创造性的想象活动，如心理学上讲的类比连想（约相当于“比”）、接近连想（约相当于“兴”）等等，把本来不相关的东西（“物虽胡越”）联系融合在一起，创作出优美的艺术形象。
詹先生指出中国文论中的“比”类似于心理学上讲的类比联想；“兴”类似于心理学上讲的接近联想。他对“比兴”的心理学解释，令人耳目一新。
詹锳先生由心理学转向古典文学研究之后，从后者的研究需要出发，对前者依然有所关注。例如詹先生《文心雕龙义证》“主要引用书目”，列出了“《文艺心理学》，朱光潜撰，《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版”，这证明詹先生的研究转向之后，对于心理学仍保持着一定的关注，甚至在自己的古典文学研究中加以引用。
詹锳先生治学方法的会通性，当然是建立在他对心理学与古典文学这两个学科的研究基础之上。二者的会通，既体现了詹先生潜在的思维习惯、研究方法的延续性，更是他主动的学术追求。詹先生主张跨学科研究，他在《古典文学研究杂谈》中指出：“我的知识是大杂烩，不取一家之言，也不是从一个角度出发，我希望能做到实事求是，能采取各家之长。唯其学得比较杂，不限于一种专业，我在发现一个问题时，能从各个角度来探讨，从不同的专业来研究。”
詹先生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他追求创新的结果，也是对当时单一研究方法反感的结果。詹先生留美之前，在大学中文系任教多年，发现古典文学教师中顽固不化的腐儒很多，而且门户之见很深，胸襟非常狭隘，这和他们知古而不知今、知中而不知外有关，因此詹先生主张打破学科界限以及中西门户之见，从而触类旁通。詹先生《自传》说：“我不崇拜古人和洋人，也不迷信名人，常常想在科学研究中提出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往往杂糅古今中外，不限于一种学科。”触类旁通是詹先生跨学科研究的反映，也是他的治学方法的重要特点。
这种触类旁通不仅表现在心理学与文学研究的会通，从更大的范围来说，是一种比较的视野。詹先生曾有志于到美国学习比较文学，虽然后来改换专业，但中西比较的视野始终存在。詹先生《文心雕龙义证》除了引用中国古代经史子集四部文献来注释《文心雕龙》，还广泛吸收了今人的相关研究成果，该书末尾列出了“台湾有关《文心雕龙》研究书目”“日本書目”“匈牙利英文书目”，证明詹先生的阅读范围极广，涉及他所能找到的关于《文心雕龙》的全部资料。例如《文心雕龙义证·通变》对刘勰“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涂”两句，詹先生引用了台湾张立斋《文心雕龙考异》、日本斯波六郎《文心雕龙范注补正》的相关诠释，以资参考。《文心雕龙义证·附会》的结尾，詹先生引用了亚里斯多德《诗学》、贺拉斯《诗艺》、郎吉弩斯《论崇高》，以及朱光潜《西方美学史》的相关评述。詹先生认为刘勰的“风骨”论与郎吉弩斯的《论崇高》相类似，认为风骨属于阳刚之美的艺术风格，这是前人所未发的。
“触类旁通”重在“通”，通方知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理论、学术名词大量引入中国，学者们被西学话语轮番“轰炸”，甚至有了“失语症”的担忧。但是詹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却并没有被各种理论、术语“绑架”，西学的优点早已被他“中国化”，浑融在他的研究之中，如水中盐味，色里胶青，浑然一体。詹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既不唯古，也不唯今，他会通古今中外，本着“无征不信”的理念，取得了巨大成就。正如詹先生《古典文学研究杂谈》所说：“我对于辞章之学的理解，也常常是通过考据来论证，总是‘无征不信’。我觉得在当前的研究古典文学，一方面要打破传统的辞章之学那一套，一方面也不要把古人的文学理论现代化，把古人美化成现代人，或者是用现代的标准来衡量古人，那样都不是研究学问实事求是的态度。”
詹锳先生治学的科学态度和会通意识，对当下依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古典文学的研究，需要我们站在像詹先生这样优秀学者的基础上，往前推进。詹先生留下的治学方法，是一笔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反思。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