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1640—1715)，清初著名小说家。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山东淄川(今山东淄博市)人。他出身于一个没落地主兼商人的家庭，祖上科名不显，父亲被迫弃儒经商。但他从小受严格的儒家教育，热中于功名。19岁时考取秀才，连中县、府、道三个第一，此后却屡试不中。31岁时他曾游幕江南，不久便辞幕归乡，在家乡坐馆授徒，过着贫困的生活。71岁时，援例出贡，辞馆家居。76岁辞世。蒲松龄饱学多才，而屡困场屋，穷愁潦倒一生，使他对科举制度的腐朽、封建仕途的黑暗有了更深刻的体察；他虽周游不广，却对封建社会上下各种人物有深刻了解。坎坷的遭遇使他对污浊的社会产生不满情绪，而对贫苦的百姓有所同情。他为人耿介正直，“性朴厚，笃交游，重名义”，不趋炎附势，胸中常怀郁郁不平之气和“孤愤”之情。但他的思想又比较复杂：一方面对现实有所不满，一方面又对最高封建统治者抱有幻想；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弊端有所不满，但并不反对科举制度；他的思想中既有传统的儒家思想，又有因果报应和宿命论等迷信思想，这对他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蒲松龄创作题材相当广泛，体裁多样，除《聊斋志异》外，还作有诗、词、散文、俚曲、戏曲等多种，有《聊斋文集》、《聊斋诗集》、《聊斋俚曲》等。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的代表作，是蒲松龄一生心血的结晶。它包括文言短篇小说约近五百篇，其中多以谈狐说鬼的表现方法表达作者的“孤愤”之情和社会理想。《聊斋志异》中的作品总的说来思想内容比较复杂，但其中优秀的作品表现了较强的批判精神和积极的思想倾向。《梦狼》揭露地方官上贿下贪的罪恶，暴露封建社会“官虎而吏狼”的现实；《席方平》借阴府的贿赂公行和贪官的残暴贪婪，抨击现实中官府的黑暗和贪官污吏鱼肉百姓的罪行；《促织》通过成名一家的遭遇暴露了封建最高统治者每责一头促织“辄倾数家之产”的现实，指出：“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张氏妇》描写清兵讨伐三藩之乱，军队所过之处“鸡犬庐舍一空，妇女皆被淫污”，如此种种，对清初封建官吏的贪暴和满洲贵族的残暴都直接或间接地进行了暴露和抨击。《聊斋志异》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弊端的批判尤其痛切淋漓，许多作品对徇私舞弊、不学无术、“黜佳才而进凡庸”的试官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叶生》、《贾凤雉》、《司文郎》等都是表现这方面内容的优秀作品。《苗生》、《王子安》、《胡四娘》等还对热中功名、附庸风雅的儒生加以讽刺，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对儒生精神的摧残加以抨击，对八股取士科举制度对社会风习的浸染加以暴露。这样全面批评科举制度的弊端，这样多角度地反映科举制度的题材，在以前的文学创作中是罕见的。《聊斋志异》中有不少优秀作品表达了主张婚姻自主的思想，对封建礼教摧残自主婚姻的现象表现了不满情绪。《婴宁》、《小翠》、《鸦头》、《细侯》等作品都塑造了天真纯洁、很少受封建礼教束缚的狐女形象，她们都为自己的爱情和婚姻的美满而进行了不同方式的斗争，而作者则对她们的斗争予以同情和赞美。《窦氏》对忘恩负义的贵家公子进行谴责，《阿宝》对痴情的孙子楚加以赞美。这些以婚姻爱情为题材的作品往往对自由活泼的女性加以歌颂，对忘情负义之徒加以抨击，对冲破封建礼教的一些有真挚情爱的婚姻表示同情，显示了蒲松龄的一定的进步的婚姻观点。《聊斋志异》中一些富有寓言性的作品也往往表现出某种批判精神。《劳山道士》对慕道而不能吃苦，学道而怀叵测之心的人进行讽刺；《画皮》一方面教育人应当警惕那些善于以巧妙的伪装迷惑人心的恶鬼，一方面也对那些因私贪色的人加以批评。《聊斋志异》虽然多写花妖狐魅的故事，但其中包含着相当丰富、深刻的现实批判精神，这使它成为清初文学成就的重要代表性作品。《聊斋志异》的这种批判精神是以蒲松龄的“孤愤”之情为基础的，因此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聊斋志异》的批判矛头主要是指向封建社会、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和封建婚姻制度的某些弊端，并不是彻底否定和批判这些封建的制度本身，因此它的批判精神也是不彻底的。《聊斋志异》中一些作品赞扬一夫多妻，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迷信思想，是不好的。
《聊斋志异》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文言小说创作的成就和经验，以唐人传奇法志怪，使志怪小说传奇化；又把花妖狐魅和幽冥世界等非现实的事物组织到现实生活中来，把花妖狐魅人格化，把幽冥世界社会化，通过人鬼相杂、幽明相间的生活画面来反映现实，造成人物故事想象丰富奇特、境界神异迷人、情节变幻离奇的特点，形成《聊斋志异》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的特有的风格。《聊斋志异》约近五百篇作品中，人物上千个，其中优秀篇章中的主人公如婴宁、青凤、香玉、小谢、聂小倩、公孙九娘等形象都闪烁着理想的光辉，这些形象往往具有人物的性格特点，同时又具有花妖狐魅的特征，浓厚的人情味与超人的个性特征相当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作者善于通过景物烘托、人物对话等描写方法突现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常常借助丰富的想象运用夸张的手法和细节描写的手法把人物性格特征突现出来。灵活运用各种方法刻画人物性格，使作品中人物形象更为生动丰满，改变了以前志怪小说中人物形象粗略荒诞的面貌。《聊斋志异》虽为文言短篇小说集，但其中许多作品情节曲折多变，既表现出奇特玄妙的特色，又安排得合情合理，显示了蒲松龄丰富的艺术想象力。《聊斋志异》的语言发挥了文言的精炼、含蓄的长处，又避免了文言滞涩、含糊的缺点，形成了古雅简炼、清新活泼的特有的语言风格。这种语言是继承了“诸子”、《左传》、《国语》、《史记》乃至唐宋古文的优秀传统，同时又吸收了民间口语、俚语的长处，经过作家的艺术加工锤炼而成的。
《聊斋志异》的积极批判精神和高度的艺术成就使其成为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创作的高峰，成为清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