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隋唐五代文·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
郭橐驼，不知始何名。病偻，隆然伏行，有类橐驼者。故乡人号之驼。驼闻之曰： “甚善，名我固当。”因舍其名，亦自谓橐驼云。
其乡曰丰乐乡，在长安西。驼业种树，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①，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视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早实以蕃。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
有问之，对曰： “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②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③，其培欲平④，其土欲故⑤，其筑欲密⑥。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⑦，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
“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 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恩⑧，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 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为哉!”
问者曰： “以子之道，移之官理⑨，可乎?”驼曰： “我知种树而已，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⑩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 ‘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早缫而绪⑪，早织而缕⑫，字⑬而幼孩，遂⑭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⑮。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⑯，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
问者嘻曰： “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也。”
〔注〕① 为观游： 为了观赏游览。② 寿： 活得长久。孳： 生长得快。③ 本： 树根。舒： 舒展。④ 培： 培土。平： 平整。⑤ 故： 指原来的旧土。⑥ 筑： 捣土。密： 密实。⑦ 其莳也若子： 移栽时像对子女一样精心照顾。⑧ 太恩： 爱得过分。⑨ 移之官理： 移用来为官治民。“理”本当作“治”，唐人避唐高宗李治讳改。下“理”字同。⑩ 长(zhǎng 掌)人： “长”字作动词用。“人”本当作“民”，唐人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长人即为人民的官长。⑪ 缫(sāo 骚)： 煮茧抽丝。绪： 丝头。而： 通“尔”，下三句“而”字同。⑫ 织而缕： 缕，线。此谓用线织布。⑬ 字： 养育。⑭ 遂： 成长。⑮ “鸣鼓”二句： 击鼓聚集百姓，敲木梆召集众人。⑯ 小人： 小民。辍飧饔(sūn yōng孙雍)： 中止晚餐和早餐。意思说自己顾不上吃饭。劳： 慰劳。
本文题目虽称为“传”，却并非是一般的人物传记。文章以老庄学派的无为而治、顺乎自然的思想为出发点，借郭橐驼之口，由种树的经验说到为官治民的道理，说明封建统治阶级有时打着爱民、忧民或恤民的幌子，效果却适得其反，照样使民不聊生。这种思想实际上就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的老庄思想的具体反映。唐代从安史之乱以后，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只有休养生息，才能恢复元气。如果封建统治者仍借行政命令瞎指挥，使老百姓疲于奔命，或者以行“惠政”为名，广大人民既要送往迎来，应酬官吏;又不得不劳神伤财以应付统治者摊派的任务，这只能使人民增加财物负担和精神痛苦。如果我们了解中唐时期的社会现实，知道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针对性，则能体会到这篇文章的进步意义。这是我们首先必须弄清的。
本文共六个自然段，每两个自然段又可合为一大段。第一大段是介绍传记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贯、职业和技术特长。第一小段看似闲笔，却生动有趣，给文章带来了光彩色泽。这里面要注意三点。一、在《庄子》书中所描绘的许多人物，有的具有畸形残疾，如《养生主》、《德充符》中都写到失去单足或双足的人，《人间世》中则写了一个怪物支离疏;有的则具有特异技能，如善解牛的庖丁，运斤成风的匠人，承蜩的佝偻丈人等。柳宗元写这篇传记，把这两种特点都集中在郭橐驼一人身上，他既有残疾，又精于种树。可见柳宗元不仅在文章的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庄子》的观点，连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灵活地吸取了《庄子》的写作手法。二、橐驼即骆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带有开玩笑甚至嘲讽性质。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这里不着痕迹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但作者这样写仍是有所本的。在《庄子》的《应帝王》和《天道》中，都有这样的描写，即人们把一个人呼之为牛或呼之为马，他都不以为忤，反而欣然答应。这同郭橐驼欣然以橐驼为名是一样的。这种描写实际上也体现了老庄学派顺乎自然的思想，即认为“名”不过是外加上去的东西，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实质，所以任人呼牛呼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扰波动;相反，甚至以为被人呼为牛马也并不坏。三、把外表丑陋而心灵美统一在一个人身上。这类描写，在我国，可以说从《庄子》就开始了。柳宗元所塑造的郭橐驼形象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不过柳宗元是把“丑”和“真”(他思想上认识到颠扑不破的真理)统一起来，同把“丑”和“善”统一起来，略有不同而已。
后一小段写郭橐驼种树的特异技能。他种树的特点有二： 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长得硕茂，容易结果实，即所谓“寿且孳”。作者在后文没有写郭橐驼对树的移栽易活的特点，只提到栽了树不妨害其成长的这一面。其实这是省笔。盖善植者必善移树，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这里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点到而止。在这一小段的收尾处还布置了一个悬念，即“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读者从这儿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驼种树到底有什么诀窍。而下文却讲的是极其平凡，实际却很难做到的道理： “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见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养水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从这里，作者已暗示给我们一个道理，即“无为而治”并不等于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这个道理从下面两大段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第二大段的两小段是郭橐驼自我介绍种树的经验。上下两节是正反两面对举，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了把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文章用了对比的写法，先从种植的当与不当进行对比。究竟什么是树木的本性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个“欲”字，既概括了树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种树的要领。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的自然性格栽种，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这正是郭橐驼种树“无不活”的诀窍。他植者则不然，他们违背树木的本性，种树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离”的恶果。这就回答了上段的问题，他们“莫能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标不学本。继从管理的善与不善进行对比。“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的管理经验。乍看，好像将树种下去以后，听之任之，不加管理。事实上，橐驼的“勿动勿虑”，移栽时的“若子”，种完后的“若弃”，正是最佳的管理。没有像疼爱孩子那样的精心培育，就不会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关心太过，什么都放不下，结果适得其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压抑甚至扼杀了树木的生机。这两层对比写法，句式富于变化。写橐驼种树，用的是整齐的排比句，而写他植者之种树不当，则用散句来表示，文章显得错落有致。“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用押韵的辞句，使重点突出，系从《庄子·马蹄》的写法变化而出。从介绍橐驼的种树经验上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观点同老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它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他并不主张一味听之任之的消极的“顺乎自然”，而是主张在掌握事物内部发展规律下的积极的适应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种树人都能做到认识树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适应树木生长规律的业务。把种树的道理从正反两面讲清楚以后，文章自然就过渡到第三大段。
第三大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实为一篇之“精神命脉”。作者通过对话，运用“养树”与“养人”互相映照的写法，把种树管树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对“养人”之不善，文章先简要地用几句加以概括： “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这与上文“他植者”养树管理之不善遥相呼应。接着用铺陈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如写官吏们大声吆喝，驱使人民劳作，一连用了三个“尔”、四个“而”和七个动词，把俗吏来乡、鸡犬不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最后以“问者”的口吻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很重要。使天下长治久安，不仅要“治民”，更重要的还要“养民”，即使人民得到休养生息，在元气大伤后得到喘息恢复的机会，也就是后来欧阳修说的“涵煦之深”。这才是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
综观全文，我们应注意三点： 一是无论种树或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宜违逆其道;二是想要顺天致性，必先掌握树木或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发展规律;三是动机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头上。把这三点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养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