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苏洵·辨奸论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①，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②，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③，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④，曰： “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⑤，曰： “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⑥，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⑦，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⑧，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⑨。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⑩，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11)。竖刁、易牙、开方是也! 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 “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12)。”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注释】 ①静者：道家指清静守虚、不为外物干扰的人。②础：基础，即柱子下面的石墩。③理势： 中国哲学术语。理，法则;势，发展变化的趋势。④山巨源、王衍： 西晋大臣，均好老庄清静无为思想。王衍曾任宰相，但不理国事，后为古勒所杀。⑤郭汾阳： 即郭子仪，唐大将。卢杞：唐德宗时任宰相，陷害忠良，搜刮百姓，后被贬职。《旧唐书·卢杞传》记载，郭子仪病，卢杞来看他，他让姬妾都回避，独自等候。有人问为什么要这样做，郭子仪回答说：卢杞貌丑，姬妾见了，会发笑。这人心地险恶，以后得志，会斩杀我全家。⑥忮 (zhi)：忌恨，嫉妒。⑦惠帝： 即司马衷(259—306)。在位期间，由其妻贾后专权，酿成“八王之乱”。相传306年被东海王司马越毒死。⑧德宗： 即李适(kuo) (742—805)，唐代皇帝。在位期间力图改革，加强中央集权，但又猜忌有功大臣，而信任卢杞等人，故无成效。⑨容： 或许。⑩彘(zhi)：猪。囚首丧面：头发不梳如囚犯，脸面不洗如居丧。(11)慝 (te)：邪恶。(12)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孙子兵法·形篇》： “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曹操注： “敌兵形未成，胜之，无赫赫之功也。”古代论战功，以斩首多少来评定。孙子以为，善用兵者往往退事于未临，故从表面上看没有显著的战功。
【译文】 事情有必然发展至此的原因，情理有必定如此的根源。只有天下那些达到清静守虚境界的人，才能从细微中预知显著后果。月亮有晕，就要起风; 石基潮湿，就要下雨，这是人所共知的现象。人事的变迁，“理” 与 “势”相互因循，虽疏远难知，变化莫测，但怎能比得上天地阴阳这种自然现象呢，可能贤能的人有时也不清楚，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好恶乱了他的内心，利害干扰了他的行为。
从前，山巨源看到了王衍，说： “贻误天下百姓的，一定会是这个人。” 郭子仪看到了卢杞，说： “此人得志，我的子孙没有活得下来的。” 从现在说来，其中的道理本是有预见的。据我的观察看，王衍的为人，容貌言语，本可用以欺世盗名，而且他不忌恨人不过分贪，随波逐流。假如晋朝没有惠帝这样的昏君，反遇中等才能的皇帝，即使有千百个王衍，又凭什么能搞乱天下呢? 卢杞的奸险，诚然可以败国，但他不学无文，容貌不能打动人，言语不能迷惑当世，倘若不是唐德宗的鄙陋昏庸，又怎会重用他呢? 由此说来，山、郭二人预料的那两个人，或许有未必然的吧。
现在有这么一个人 (暗指王安石)，嘴上念诵孔子、老子的话，亲自实践着伯夷、叔齐那样的行为，网罗那些好名和不得志的人，一起制造舆论，私立名望，以为颜渊、孟轲在世; 而他阴险狠毒，与众不同，另有用心。这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个人，他的祸害哪里说得完啊! 脸脏不忘擦，衣脏不忘洗，这是最起码的人性。而今却不是这样，穿着奴仆的衣服，吃着猪狗的食物，囚犯似地一头乱发，居丧一样的污脸，却谈论《诗经》、《尚书》，这难道是他的真情吗? 大凡做事不近人情的，很少不是特别奸诈，坚刁、易牙、开方就是这种人啊。以盖世之名，来图谋他还未暴露的祸害，即使有想有所作为的君主、爱惜贤才的宰相，也会提拔重用他的。那样，他成为天下的祸患，是必定无疑的，不仅仅是王、卢二人能比得了的。
孙子说： “善于用兵的，并无显赫成功。” 假使此人不被重用，那我的话就说错了，而此人也会有怀才不遇的慨叹，也没有谁知道他会危害国家的了。如若不是这样，天下将遭受其祸，而我获得 “知言” 之名，那就可悲了!
【鉴赏】 1069年，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对。保守派为打击王安石，传出了这篇文章，并署名为已死去的苏洵，借以显示作者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就“见微知著”，预见到他得志必为奸。本文是否苏洵所作，学术界有不同观点。文章先抬出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万事均可 “风微而知著”，预测规律，作为立论基础。然后以山巨源预见王衍、郭子仪预见卢杞为例证，类比王安石“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 的行为 “不近人情”，进而推导出王安石得志必为奸臣、为害国家的结论。这种以人的生活习惯和个别缺点来判断其政治品质的逻辑，是非常错误的。这种影射咒骂、攻击人身的写作手段也是非常低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