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明文·归有光·项脊轩志

项脊轩，旧南阁子也。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尘泥渗漉，雨泽下注;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余稍为修葺，使不上漏。前辟四窗，垣墙周庭，以当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杂植兰桂竹木于庭，旧时栏楯，亦遂增胜。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

然予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为一，迨诸父异爨，内外多置小门墙，往往而是。东犬西吠，客逾庖而宴，鸡栖于厅。庭中始为篱，已为墙，凡再变矣。家有老妪，尝居于此。妪，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抚之甚厚。室西连于中闺，先妣尝一至。妪每谓予曰： “某所，而母立于兹。”妪又曰： “汝姊在吾怀，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门扉，曰： ‘儿寒乎?欲食乎?’吾从板外相为应答。”语未毕，余泣， 妪亦泣。余自束发读书轩中，一日，大母过余曰： “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比去，以手阖门，自语曰： “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顷之，持一象笏至，曰： “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①，他日汝当用之。”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 轩东故尝为厨;人往， 从轩前过。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轩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护者。

项脊生曰： “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后秦皇帝筑女怀清台^②。刘玄德与曹操争天下，诸葛孔明起陇中。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区区处败屋中，方扬眉瞬目，谓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谓与坎井之蛙何异?”

余既为此志，后五年，吾妻来归。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 “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坏不修。其后二年，余久卧病无聊，乃使人复葺南阁子，其制稍异于前。然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注〕① 太常公： 指归有光祖母的祖父夏昶。昶字仲昭，昆山人，明成祖永乐进士，曾任太常寺卿。宣德： 明宣宗年号(1426—1435)。② “蜀清”三句： 《史记·货殖列传》： “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朱砂矿)，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以斋室为描写对象，展开叙事抒情，前已有刘禹锡《陋室铭》。《陋室铭》用韵文形式，主要抒发个人情志，体格短小。归有光的《项脊轩志》虽也有近似的感想(“项脊轩”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陋室”)，但作者却用散文形式，多叙家常，故别具风味。作者因远祖归道隆住在太仓(今属江苏)的项脊泾，遂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项脊轩”。《项脊轩志》这篇文章，是分两次写成的。前三段写于十九岁时，是本文;“余既为此志”以下一段则是十余年后，作者览旧作而续写的。故全篇合为四段。

从篇首到“风移影动，珊珊可爱”为第一段，记项脊轩修葺前后的情况。是文中着意描写轩室环境的部分。先记项脊轩的“前身”，旧时南阁子破旧的情景。一是很小： “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二是很旧： “百年老屋，尘泥渗漉”。三是漏雨： “雨泽下注”。四是昏暗： “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总之，是一间不折不扣的陋室。经作者添窗检漏，一番修葺之后，始得不漏不暗;又由于花木之置，小小轩室，居然成为胜境，成为幽雅的书斋。此节在全文最具文采： “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于景可爱，于情则可喜。

“然予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一句承上段，同时又是一个转折，进入第二段。从写环境转入写人事的变迁，由可喜转入可悲。又分数层。先一层写庭院的几经变故，即诸叔伯分居前后，庭院由通到隔(“始为篱，已为墙”)的经过，“东犬西吠”、“鸡栖于厅”等句写分居后的凌乱。客观的叙说家庭琐事中，寓有人世沧桑之慨。此可悲一也。进而通过家有老妪说亡母旧事，写家庭人事变故。须知作者生母去世时，他年龄尚小，所以母亲的形象在他是记不分明的(参《先妣事略》)。而那位老妪既是祖母的婢女，又作过两代人的奶妈，通过老妪来追忆旧事，是自然入妙之笔。她所说的，不过是先前母亲曾在何处站过，曾有过一些什么对话，然而就是这些平淡处，最为关情。“儿寒乎?欲食乎?”短短的两句，就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一个闻儿啼而动了怜爱的年轻母亲的形象。这种追忆，无疑会引起过早地失去母爱的作者的伤心。此可悲二也。再有便是作者自己对祖母的追忆。那段往事似乎也很平常，却同样洋溢着淳厚的人情味。“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的垂问，和“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的自语，以及持象牙朝笏的一段勉励，生动地表现了老祖母对孙子的疼爱与厚望。以上回忆，看来不过是家庭生活中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然而“一枝一叶总关情”，而且是为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所决定的至深之情，即人子之思和伤逝之痛，难怪作者说“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以下又带过一笔叙轩中幽静与轩屡遭火而幸存，均关题意。其中轩中关门读书，闻足音而辨人一节，不但善写日常细微感觉，而且还写出了一个耐得寂寞的读书人形象，为下段议论伏笔。姚鼐说： “震川之文，每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却自风韵疏淡。”本段即其例证。

第三段即项脊生(作者自称)的一番议论。作者以守丹穴的巴寡妇清和高卧隆中的诸葛亮，与处败屋寒窗之下的自身相比附，既自慨局促，又有自矜抱负之意。故语末虽以“坎井之蛙”自嘲，又未尝不含有对凡夫俗子的反讽与孤芳自赏的意味。

最后是若干年后的补记。续写项脊轩在妻死前后的变化，寓有新近的悼亡之情。文中记妻生前琐事，亦平淡中见隽永，与前文格调毫无二致。“不常居”三字似可收束全文，然文末又摇曳生姿，写到亡妻手植的一树枇杷“亭亭如盖”，寓睹物怀人、悼亡念存之思，较之“墓木已拱”之类成语，尤觉余味无穷，饶有新意。

总之，此文在叙事上以白描见长，抒情亦以素朴为本。老老实实地回忆，平平常常地叙述，其淡如水，其味弥长。恰如王锡爵所说： “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归公墓志铭》)这种以口头语说家常事的意境与笔墨，乃是归有光在唐宋八大家之后的一种创造。所谓“豪华落尽见真淳”，是可以移评归文的。行文散漫，似随口道来;然而无论写景、叙事、抒情，均围绕“项脊轩”这个中心，故能形散而神聚。虽总以素笔为主，但也有变化。如第一段稍具文采，与后文的质朴不同，却正与可喜可悲的情感变化、对照相吻合。故不能说作者在写作时毫无“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