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句】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言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注释】
选自宋·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
穷：主要指境遇艰难、政治上不幸的遭遇，与“达”相对，非专指经济上的贫穷。如果生活困苦，则叫做“贫”。《孟子·尽心上》说：“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栖身草野或困于州县小官，都属于不得志的“穷”。然而，政治上的“穷”往往与生活上的“苦”相生相伴，很难分离清楚。
工：工整。指作品内容丰富，感情真实，言为心声，文情皆美。
殆：恐怕，大约。
【赏析】
在宋初诗文革新运动中，梅尧臣是欧阳修志同道合的好友。欧阳修非常赞赏和喜爱梅尧臣的诗歌。宋仁宗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梅尧臣初次结集诗歌，欧阳修便开始构思这篇序言，并完成了序的主体部分。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梅尧臣因病去世，欧阳修伤痛之余，亲自整理编撰梅的诗歌，付印成书，并完成了这篇有名的序言。文中论及诗人个人生活遭际与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时，欧阳修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言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意思是：社会上所传诵的诗歌，大多是古代穷厄失意之人创作的。……内心郁积了忧国之思和愤激之情，为了“怨刺”上政而起兴，通过叙述放逐之臣和寡妇怨妇的哀叹，宣泄人难于表达的思想感情，所以诗人越穷困不得志，写出的诗歌越精彩。然而不是创作诗歌使人穷厄失意，而是诗人遭遇穷厄失意后，更能创作出反映社会生活的优秀诗作来。
欧阳修从诗人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出发，探讨诗歌创作与诗人人生境遇的有机联系，认为诗人由于政治失意，生活困穷坎坷，理想抱负不能实现，然后诉诸诗歌，抒发内心积郁的愤懑和不平，会使作品的内容更加充实饱满，艺术形象和意境更加生动感人，所以更容易写出流传不朽的作品来。后来，欧阳修在《薛简肃公文集序》中对这个观点又作了进一步论述：“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
梅尧臣一生困厄，而诗却写得内容丰富，文情皆美。为此，欧阳修提出了一个千古独创的观点：诗“穷而后工”。这个观点提出来后，在中国古代文学评论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为什么穷者能“写人情之难言”，而且愈穷愈工呢?因为穷厄中的诗人创作时比其他人具备了更有利的主、客观条件：他们内心忧思感愤郁积，便欲喷薄而出，一吐为快;他们目见自然万象生机勃勃，便会心情激荡，思想充盈，歌之咏之，以寄兴托意，融情入景，以景抒情，获得物我两忘的快感。因此，穷厄者能“兴于怨刺”，创作出大量感叹人生、讥讽时事的优秀篇章来。历史上这样的例证不胜枚举，最典型的当数战国时期的屈原。他因为放逐沅湘流域，流离颠沛，报国无门而有《离骚》。所以，梅圣俞在《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中亦说：“屈原作《离骚》，自哀其志穷。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试想，如果屈原仕途得意，青云直上，何来《离骚》?由此观之，欧阳修以梅尧臣的人生经历和创作经验为基础，在论述诗歌创作“愈穷则愈工”的道理后，最后强调：“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是非常有见地的。
然而，诗“穷而后工”的观点，并不是欧阳修的首创。其历史渊源最早可以溯源于汉代司马迁的两段论述。一是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的：“《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一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司马迁对屈原创作的评述：“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司马迁揭示的由穷而怨，怨而发奋著作，概括了封建社会优秀诗人创作的共同特点。后来唐代李白又提出“哀怨起骚人”，韩愈在《荆潭唱和集序》中提出“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不平则鸣”的观点，到宋代欧阳修总结出诗“穷者而后工”的观点，其基本内涵是一致的，都沿袭并延续了司马迁所揭示的屈原创作的传统，但是，欧阳修的观点更加言简意赅，清楚明白。
诗“穷而后工”的观点对于当时“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论调是一种反驳。一些人认为，诗人因为创作而多处穷厄，将诗歌创作视作穷厄之因，这刚好颠倒了生活与创作的关系。欧阳修则从生活本身出发，探讨诗歌创作的优劣成败，明确提出“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的观点，更符合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后来，明代诗人归庄赞成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观点，进一步发挥说：“遇不穷，家不贫，诗必不能如此之工。”(《许更生诗序》)并说：“自古诗人之传者，率多逐臣骚客，不遇于世之士。”(《吴余常诗稿序》)
归有光还认为，诗“穷而后工”不只是言诗人个人的遭遇，还须联系国家民族的命运：“吾以为一身之遭逢，其小者也，盖亦视国家之运焉。”“诗家前称七子，后称杜陵(杜甫)，后世无其伦比。使七子不当建安之多难，杜陵不遭天宝以后之乱……即有慨于中，未必其能寄托深远，感动人心，使读者流连不已如此也。”(《吴余常诗稿序》)所以他认为，优秀的诗歌作品之所以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就在于诗人通过个人的遭际，寄托了许多人的共同感情，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现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