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孙楚
晋太庙左阶之前，有石人焉，大张其口，而书其胸曰：
我古之多言人也。无少言，无少事！少言少事，则后生何述焉？我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赜罔深而不探，理无奥而不钩。故言满天下，而无口尤。夫唯言立，名乃长久。胡为块然，生缄其口。自拘广庭，终身叉手。凡夫贪财，烈士殉名。盗跖为浊，夷柳为清；鲍肆为臭，兰圃为馨。莫贵澄清，莫贱滓秽。二者言异。归于一会。尧悬谏鼓，舜立谤木。听采风谣，惟日不足。道润群生，化隆比屋。末叶陵迟，礼教弥衰。承旨则顺，忤意则违。时好细腰，宫中皆饥。时悦广额，下作细眉。逆龙之鳞，必陷斯机；括囊无咎，乃免诛夷。颠覆厥德，可为伤悲。斯可用戒，无妄之时。假说周庙，于言为蚩。是以君子，追而正之。
——《艺文类聚》
〔注释〕 块然：沉默而无动于衷的样子。 一会：一体。 化隆比屋：谓教化之盛，人人皆受其益。 “时好”二句：《韩非子·二柄》载，楚灵王好细腰，国中女子多因节食而饿死。 “时悦”二句：东汉民谣，有“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之句。此处反用其意，谓时尚好广额，则人人作细眉。 括囊：束紧袋口，比喻慎密无言。语出《易·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无妄之时：“妄”犹“望”，谓无希望之时。这二句意思说，《金人铭》是后代乱世中人假托周庙之事。 蚩：愚妄。
铭文通常刻于器物上，亦有在宫室、城关、山川名胜等场所勒石为铭。其用意大体有二：一以自戒或警人，一以祝颂德行，彪炳功业。本文的性质属于前一种。但它是假托之作，并未真的刻勒。相传周时有《金人铭》，劝人慎言远祸，为孔子所称道。此虽出于伪托，却很有名。孙楚遂亦以伪托形式，作《反金人铭》。二铭宣扬截然相反的处世态度，读来不仅有趣，且发人深思。
因为《反金人铭》针对《金人铭》而发，所以首先需要对后者略加介绍。据西汉刘向所著《说苑·敬慎》篇(又见于《孔子家语》，文字大同小异)记载，孔子到周，在周王室祭祀祖先的太庙中见到一个“金人”(即铜人)，“三缄其口”——嘴巴上加有多层封闭之物，又在背后刻有如下的铭文：“我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无行所悔。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勿谓何残，其祸将然(燃)；勿谓莫闻，天妖伺人。荧荧不灭，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将成江河。……诚不能慎之，祸之根也。口是何伤，祸之门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孔子看了，便以此告诫他的弟子，并又引证《诗经》中“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句，说：“行身如此，岂以口遇祸哉！”这一篇《金人铭》，从头到尾，反反复复，教人不可多言多事，方得太平。如此说来，倘若不是要用嘴巴吃饭，真是应该把它缝起来。——不吃饭的“金人”，不正是“三缄其口”的吗？
孙楚却不这么看。他假托的所谓晋太庙中的石人，与周太庙中的金人相反，不是“三缄其口”，而是“大张其口”；身上的铭文，不是刻于背后，而是堂而皇之地刻于胸前。他又借石人之口公然宣称：“我古之多言人也。无少言，无少事！”摆出一副全然不怕惹是生非的架势。
接着，作者从两方面展开论述。一方面，人生在世，本该有所作为，敢说敢做。“少言少事，后生何述”——什么也不说不做，历史岂非成了一片空白？再则，人各有别：烈士不同于凡夫，伯夷、柳下惠(这二位是古代公认的贤者仁人)不同于盗跖(他是古代公认的大盗)，这犹如兰圃之香不同于咸鱼铺之臭，天地澄清之气不同于渣滓污秽。而其所以不同，乃是见于言见于行；若无言行，只是“生缄其口”，那又何来仁人志士与卑鄙小人之别？另一方面，作者又指出：良好的政治，本应该鼓励人们畅所欲言。尧时有“谏鼓”，供敢谏之士击鼓以陈述讽谏之言；舜时有“谤木”，任民众在上面书写对政治的不满和批评；周王朝还专门派人到民间采集风谣，以听取老百姓的牢骚。——这些关于上古时代的传说，作者认为是统治者理应仿效的。
而后笔锋一转，尖锐地刺向最高统治者：为什么人们不敢说话，而视不违是非为高明，以无所建树为渊默？这乃是“末叶陵迟，礼教弥衰”的结果。因为在君主专横的权力下，委顺方可取媚，刚直适足杀身，多言难免得咎，缄口乃能避祸。于是世间多唯唯诺诺之人，少坦荡亮直之士；于是就有了这种伪造的《金人铭》，颠倒了美德与丑恶。
孙楚之为人，据《晋书》本传介绍，是“才藻卓绝，爽迈不群，多所陵傲，缺乡曲之誉“，可谓特立独行之士。魏晋时代之风气，亦是异端思想流行，富于批判精神。在个人与社会的双重条件下，产生了这样一篇《反金人铭》。它以斩绝之辞，逆翻前人陈见，揭示隐忍苟且、平庸委琐的所谓“美德”，实是残暴专制的产物，于社会于个人毫无价值，又提倡无所忌讳、敢说敢做，要求广开言路、容忍批评的政治，可称是一篇奇文。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金人铭》的训诫为人们普遍接受，《反金人铭》则近乎湮没无闻；但在今天，它是更值得我们重视的。
铭文的风格，据陆机《文赋》所言，当以“博约而温润”为长。本文则文意醒豁，用语简劲，也是别有追求的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