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瑞明

《贞观政要》十卷，专记唐太宗的励精图治。其作者吴兢(公元669－749年)，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县)人。他编修唐代的“国史”及“实录”，著作甚多，因秉笔直书得罪权贵，贬为荆州司马，后累迁台(浙江临海)、洪(江西南昌)、饶(江西波阳)、蕲(湖北蕲春)四州刺史，嗣又迁相州(河北临漳)长史。他一生著作虽多，流传至今的只有《贞观政要》一书。

《贞观政要》十卷四十篇，分类编辑唐太宗君臣的“嘉言善行，良法美意”，其中有君臣共商国事的问答，有忠贤的诤议与奏疏，以及政治上的一些设施。所谓“贞观之治”，励精图治的局面，跃然纸上，使人们长期称颂唐太宗“屈己而纳谏，任谏而使能，恭俭而节用，宽厚而爱民”。因此出现什么“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还有什么“斗米三四钱”云云。当时是“明君”在上，“良臣”在下，君臣相得，“君有任贤纳谏之美，臣有辅君进谏之忠”。君臣间讨论的许多问题，有关治乱兴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为鉴戒。因此，吴兢缀集所闻，参考旧史，提纲挈领，意图把这一段历史写成为封建统治的一个典范，让后世封建帝王亦步亦趋，奉为圭臬。《贞观政要》涉及的范围很广泛，有君道政体、求贤纳谏、历史鉴戒、道德规范、学术文化、刑法贡赋、征伐安边等，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无不包罗其中。吴兢把《贞观政要》写成为一部专题性的政治史。

吴兢《贞观政要》，是为封建君主服务的。每个专题成为一篇，各有一个中心；每卷分若干专题，第六卷分九个专题，都是有联带关系的，大致也有一个中心。中心的中心是如何巩固封建统治，而把君主的问题放在很突出的地位。第一卷《论君道》，贞观初，太宗对侍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能认识这一点，并非易事。贞观二年，魏征答太宗“何谓明君，何谓暗君”之问，他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成为中国有名的格言，长期为人们津津乐道。第二卷《论任贤》，吴兢为了颂扬唐太宗的知人善任，列举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李靖等八人，如何被赏识重用，以说明辅佐大臣的贡献不可泯灭。太宗安慰魏征说：“卿所谏前后二百余事，皆称朕意，非卿忠诚奉国，何能若是!”太宗不贪天下之功以为己功，魏征是有功之臣。第三卷《论择官》，魏征认为“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这里所谓“行”是指封建的伦理道德。魏征指出：有德少才，不会出大问题；误用恶人，恶人如很能干，危害极其严重。魏征还说：知人善任是很困难的事，必须审慎地做好这件事。在《论君臣鉴戒》篇，吴兢对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非常重视，历史的经验教训应从政治、经济等方面来总结，事在人为；他不把治乱安危寄托于“天命”。

吴兢把《论务农》列为第八卷之首，用意深刻。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农业生产之能否顺利发展，与政治密切相关，而人君之是否“简静”，则起着很大作用。如经常发动战争，大兴土木，就会有大批农民脱离生产，耽误农时。这些议论，并非徒托空言，而多见诸实践。《贞观政要》一书，反映了吴兢的民本思想及重视集体智慧，重视经济生产的进步历史观。《贞观政要》是研究初唐历史的重要史料书，评价唐太宗，分析贞观之治，不可不参考这部书。封建统治阶级中较有作为的人物，无不把《贞观政要》作为自己的参考书和座右铭。

吴兢在写《贞观政要》时，注意力集中于军国大事，对史事的编年等问题的处理不够细致，加以历代辗转传抄，讹误较多。第一卷《论政体》，贞观七年，太宗主持“理政得失”辩论，魏征认为“乱后易教”，封德彝唱反调。《新唐书·魏征传》与《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则记此事发生在太宗即位之初，合情合理，因为封德彝早已于贞观元年六月死去，不可能参与贞观七年的辩论。再如第二卷《论纳谏》，“贞观三年，诏关中免二年租税，关东给复一年。”《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记此事于武德九年是确切的。这类例子不少，参考《贞观政要》时，必须防止以讹传讹。《贞观政要》按专题分类来叙述历史，在历史编纂学上，颇具特色。唐代的起居注、实录、国史多已不存，而《贞观政要》是记载贞观之治较早的史书，保存了较多的重要史料，不可忽视。

元代戈直见《贞观政要》错误较多，参考各书，互相校订，章节不当分开的，就合并起来，不当合并的，就加以分开；凡其义之难明，音之难通的，字斟句酌，力求准确无误。经过这一番整理注释，完成了一部比较完整的本子。这个本子收集柳芳、刘煦、宋祁、孙甫、欧阳修、曾巩、司马光等二十二家所作的注释，这就是戈直的集论本。在此基础上，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贞观政要》校点本。其中仍存在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