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游褒禅山记
王安石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予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于是予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予之所得也。
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
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本文选自《临川先生文集》是王安石于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任舒州通判时所作。文章名为游记，但和一般游记专叙山川之胜和见闻之奇不同。而是就作者游山时所见来抒写感受，发表议论，实际上是一篇记游形式的说理文。
作者在文中阐发了两点见解：一是认为“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必须“尽吾志”以赴，必须有“力”，必须有外物“以相之”，方可达到目的，实际上这是以游山为喻，说明无论是治学还是做其他任何事情，都必须具有远大的志向，足够的力量，还要有一定的客观条件的帮助，才能获得成功。而在志、力、物三者的关系中，作者重点强调的还是“志”。“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二是借路旁的仆碑发表议论，认为由于古书的散失，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甚多，所以研究学问要持“深思而慎取”的态度，决不能轻信盲从、以讹传讹。这两点意见都是可取的。它所阐发的哲理，不仅在当时有着积极意义，就是今天，对于我们的学习和工做仍颇有启迪作用。
作为一篇记游形式的说理文，《游褒禅山记》不仅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是深刻的，而且在艺术手法上也颇为别致。
首先，它打破了一般游记通有的写法，自树一帜。文章并不着力于自然景物的描写，而是因事见理，托物言志。它的“事”，就是游褒禅山;其“理”，就是作者所阐发的治学的道理。从全篇看，文中的“事”写得简略平淡、一掠而过，而说理部分却精雕细琢、深沉凝重、这种不同常规的写法，是与作者的写作意图分不开的，他就是要通过记游来发表哲理议论，鼓励人们奋发进取。有人据此认为《游褒禅山记》不属于游记范围，这就不免失之偏颇了。诚然，本文的重点在于说理，但是说理又始终紧扣记游，记游是议论的基础，也是论证、论据的事实根据;而议论则是记游的深化，是从具体事物中悟出来的含有哲理的感慨。如果没有记游作先导，那么说理也就失去了依托。在古代游记中，借景抒情者较为常见。借记游来说理，而不失去游记体裁的文学意味，这却需要工夫。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做到了这样，把记游与说理结合得那么自然、紧密、一点也没有破坏艺术的和谐和主题的表达。读者阅读这样的文章，不仅可以欣赏到自然景观之美，还可以从中得到某种有益的启示。
其次，前呼后应，章法严谨。在这篇六、七百字的文章中，记游的部分和议论的部分约各占一半。而在记游的部分中，几乎处处为后面的说理设伏张本;后面的说理部分，又句句联系前面的记游。如前面记前洞的“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记后洞的“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就是与后文“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的议论相呼应的。再比如第一自然段写了“有碑仆道”，后文便以“余于仆碑”应之，从而水到渠成地推导出“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的结论。文章在章法上不只注意到前有伏笔，后有呼应，而且承转也很自然。如文中用“于是予有叹焉”这样承上启下的过渡句，由记游转入议论，过渡自然，衔接紧密。由于作者在布局、过渡、照应等方面，精心谋划，不仅使文章的内在结构严谨周密，无懈可击，而且进一步丰富了文章的主旨。
文章的最后一个特点，是语言简炼精确，从通篇的语言看，记事简洁明快，议论则准确生动。写实处，语句灵活;写虚时，句子平实。全文句式多变，并时加一些虚字，如文中连用了约二十个“其”字，读起来铿锵悦耳，节奏鲜明，从而增强了文章的气势与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