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与社会文化·清代文学与文学传统·复古与集成
有清一代，持续时间最久、笼罩面最广的是复古风气。实际上，复古历朝都有。前代的复古，有的是进行变革与创新的方式、手段，有的则属于局部情况。清代不同，处在古代社会末期的文化环境下，创新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人们将创作的基点全部投放在传统这一边，崇尚和发扬传统成为文学界高度认同的价值取向，传统比任何时代都受到人们的重视，这就造成了古典文学的全面复兴。
古典文学的复兴仅有某种氛围是不够的。之前，明代就出现过几次规模颇大的复古运动，清代的复古正从明代承继而来;但明代的复古，一是没有处理好时代与经典的关系，二是对传统采取了偏狭的取舍态度，加上复古尚未扩及到文学所有的领域，毕竟戏曲和小说还在发展过程当中，所以明代的复古文学实际上并不成功，也不可能成为文学的主流，反而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清人在这方面接受了明代的教训，他们调整了创作和传统的关系，注意保持传统与现实的有机结合，这就使得清代的复古从一开始就处在一种健康、正常的状态之下。
清代文学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前代传统的兼收并蓄。诗歌最为显著。元、明两代皆推尊唐诗，对另一大脉系宋诗则采取鄙视的态度;清人相反，唐、宋两大传统皆取平等尊崇的态度，不加轩轾。清代诗歌史上，唐诗派和宋诗派都是贯穿始终的①，彼此之间并不存在争夺正统、互相攻讦的关系。许多诗派在主导创作倾向之外，往往还兼及其他传统，比如神韵派领袖王士禛宗尚唐诗，中年却又“越三唐而事两宋”，他同时是倡导宋诗风气的重要作家①。与王士禛并称“南朱北王”的秀水派代表朱彝尊“初学唐人，盖继承西泠十子之风而益光大之，晚岁悉力以趋山谷，开查(慎行)、厉(鹗)之先”(钱仲联《浙派诗论》)。清初以来许多以宋诗为尚的诗人皆经过宗唐的阶段，而清中叶许多著名作家也都是“出入唐、宋诸大家”的。应该说，清代诗歌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正得益于这种兼收并蓄的态度。自元代以后，词的创作进入了衰退阶段，很长时间内词为“小道”的观念依然困扰着词的发展。入清后，在全面复兴传统的氛围下，文坛也出现了推尊词体的潮流，许多诗人纷纷加入填词行列，造成了词学的“中兴”。清词在风格上同样众采并呈：前期，宗法苏轼、辛弃疾的偏豪放一路的阳羡派与宗法姜夔、张炎的偏婉约一路的浙派并峙于词坛;后期又有瓣香周邦彦、秦观，上溯温庭筠的常州派后来居上。此外，纳兰性德、曹贞吉、顾贞观等人又自有宗法，人各名家，造成了并擅风流的局面。
戏曲属于较晚成熟的文体。明代中叶以后，传奇剧的创作才进入高潮。入清后，这一传统被全面继承，并加以发展。与此同时，元代中期后便走向衰微的杂剧创作也出现了复兴气象，吴伟业、尤侗、嵇永仁、蒋士铨等人的杂剧作品引起了文坛注意。日本学者青木正儿指出：“此时，吴伟业、尤侗等新作北曲杂剧者不少，是固出于文人好古之癖，虽非可广行于世者，然此亦非仅为依样葫芦之作，文酒之会，间亦有度曲之事。”②据傅惜华《清代杂剧全目》统计，清人杂剧剧目达到1300种，比清代传奇的数量还多③，更是明人的两倍。清支丰宜有“传奇、杂剧莫盛于国朝”(《曲目新编》)的说法，足以说明戏曲界全面兴盛的情况。小说的状况与戏曲类似，而种类更多。白话小说的两种形式——中长篇章回体和短篇话本体原属明代小说的主流，这一新的传统在清代得到了继承和发扬。据江苏省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所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统计，清代章回小说约有340部，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和胡士莹的《话本小说概论》著录的清代拟话本专集、选集近五十种。与此同时，文言小说也出现了复兴的势头，它包括唐代的传奇体和六朝的志怪、志人体两类，后者鲁迅称之为“拟晋类小说”，又统称之为“拟古派”。据侯忠义、袁行霈《中国文言小说书目》统计，这类作品集的数目也有约五百种，足见小说领域复古势力的强盛。此外，还有散文桐城派和骈文文选派的“并派而争流”、“相成而不废”等等。上述局面都是清人对传统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所造成的。
清代文学的成功固然体现在它对传统的全面继承上，然而进一步说，清代文学的独特之处更缘于它对不同传统的融会贯通上。前面已经提到清代诗人的出入唐宋，清代诗坛大家实际上均非专宗一家一派的。清初钱谦益首倡杜甫“转益多师”以矫明七子之病，他本人的创作便“以杜、韩为宗，而出入于香山、樊川、松陵，以迨东坡、放翁、遗山诸家”①;吴伟业的歌行体“胎息初唐，不囿长庆”②，将初唐四杰的格律、辞藻与中唐白居易叙事手法熔铸、结合，形成了哀感顽艳的“梅村体”;袁枚的诗风鲜活、灵动，显然从白居易和杨万里二家而来，但用典“如盐在水中，食者但知盐味，不见有盐也”，达到了高度融合、自然的境界。朱则杰在《清诗史》中指出：“广师前人，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综合成家，从而翻旧为新，化腐朽为神奇，这正是清代诗人普遍所走的一条重要道路，也是清代诗歌一大特色。”
实际上其他文体也复如此。小说方面，不同体类的作品相互融通已成风气，比如章回小说，历史演义小说与才子佳人小说的结合，世情小说与神怪小说的合流，才子佳人小说与英雄传奇的融通，还有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的兼容;文言小说方面，《聊斋志异》“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将唐传奇传统和六朝志怪传统融合在一起等等。张俊在《清代小说史》中指出，随着清代小说向纵深发展，“各小说流派之间互相渗透，彼此影响，日益明显”。更为重要的是，传统间的交汇还扩及到了不同的文体之间。清初的才子佳人类小说在情节的巧合、场面的描写、人物的对话上都有突出的戏剧化成分，明显借鉴了戏曲的艺术手法。李渔干脆将自己的小说集命名为《无声戏》。同样，戏曲创作也有借鉴小说手法的地方，后期传奇创作中不少作品借鉴小说的叙事结构，打破了传奇“一人一事”的传统，甚至还出现了“运龙门纪传体于古乐府音节中”的情况①。至于说到对众多传统的综合性融通，名著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洪昇的《长生殿》“不仅在内容意蕴上是历代李杨故事的集大成之作，在语言风格上也是历代李、杨题材作品的集大成之作”(郭英德《明清传奇史》)，曹雪芹的《红楼梦》更被人们称作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它比其他任何一部优秀的古代小说更多地荟萃了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上承《诗》《骚》的影响，下得《金瓶梅》壸奥，诗、词、小说、戏曲所给予它的哺养也很明显”②。上述文学传统的熔炼贯通是清代特有的现象，如此大规模、大范围地运用传统确实造成了清代文学集前人之大成的局面。集大成是清代文学的特色，也是它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从某种程度上说，熔炼传统本身也是一种创造。
复古主义的文学除了解决好创作与传统的关系之外，还有一个如何与现实生活相契合的问题。经典化了的传统往往是距离时代较为久远的存在，社会面貌、文化环境等方面与现实有很大差异，如不能找到与现实的契合点，一味盲目地崇古，创作就会跟生活严重脱节，导致“伪古典主义”的流行。历史上这方面的教训不少。元代中期曾掀起过学习唐诗的风潮，一部分作者模仿“雍容平和”的盛世之风，更相迭唱，结果严重脱离生活，被后人讥为“肉盛骨衰，形浮味浅”①;明中叶前后七子标榜学习盛唐，从格调音节入手模拟，结果落得“瞎盛唐诗”的名声。清人在这方面，总的来说没有重蹈覆辙。清诗在整体上倾向于写实，一开始走的就是贴近生活的路子，因为贴近生活，所以偏于客观质实的宋诗更受清人的青睐，这一点就与元、明形成了对照。即使是宗尚唐诗的作家，也以生活现实作为创作起点。吴伟业借用白居易的叙事体记录明清之际的重大史实，获得了以诗证史的效果，大批遗民作家效仿杜甫，走的其实也都是写实的路子。即便是号称尊尚王、孟的王士禛，实际上其成名作也并不追踪王、孟，而是更接近大历诗风，表达出明清易代的真切感受。清词亦是如此，严迪昌《清词史》论到阳羡派的时候说：“一种慨然于古今同悲的色彩，赋予(阳羡词)传统继承性以更多的现实性了。”小说方面，清代以世情小说为主流，表现了对现实生活的高度关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虽然描写花妖狐魅，但出入幻域，顿入人间”，“能适应社会潮流，表现出时代主题”②。由于清代作家在传统与现实之间找到了适当的契合点，创造性地运用传统，改造传统，为表现时代精神服务，这就使得清代文学成为名副其实的古典主义文学。
注释
① 刘世南《清诗流派史》(文津出版社1995)录清代诗派共19支,或偏于宗唐,或偏于宗宋,此外还有“汉魏诗派”和“诗界革命派”。① 参见蒋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② 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第七章第二节,王古鲁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③ 据郭英德《明清传奇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清传奇数目有1156种。① 瞿式耜《牧斋先生初学集目录后序》,载钱谦益《初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②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9年版。① 《铅山县志》卷一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② 唐富龄《明清文学史·清代卷》第185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① 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② 参见张俊《清代小说史》第三章,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