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明大义，为国尽忠

什么是深明大义，为国尽忠？吉鸿昌烈士向我们做出了最好的诠释。他的功绩和精神深刻在历史的光荣榜上。

1895年，吉鸿昌出生于河南省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受父亲影响，自幼爱国。1913年秋天，不满18岁的吉鸿昌弃学从戎，投入冯玉祥部当兵。他因吃苦耐劳、智勇正直被冯赏识，被提升为手枪连连长，不久又被提升为营长。1925年10月，吉鸿昌升任绥远省督统署直辖骑兵团团长兼警务处处长。不久又被任命为第36旅旅长。十几年里，吉鸿昌虽不断升官，却丝毫没有改变“当兵救国，为民造福”的初衷，他时刻铭记着父亲“做官即不许发财”的教诲，平时省吃俭用，兴办公益事业，并严于律己，约束部队不许扰民。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吉鸿昌率部参加了西安之战。1927年4月，吉鸿昌所部扩编为第19师，吉鸿昌升任师长。国民革命军沿陇海路东征，吉鸿昌率部攻克洛阳、巩县，又强渡黄河，占领豫北重镇新乡，奉军被打得抱头鼠窜。吉鸿昌所部被誉为“铁军”。

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吉鸿昌奉命率部从宁夏出潼关，参加讨蒋大战。9月，冯玉祥的西北军战败。吉鸿昌为了保存实力，接受蒋介石改编，就任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师长，不久被蒋派往光山、商城一带进攻鄂豫皖苏区。后来，吉鸿昌结识共产党员宣侠父等人，开始接触革命思想，对进攻苏区十分反感。他“托病”到上海与中共党组织取得了联系，随后又化装到鄂豫皖苏区进行考察，思想上受到很大触动。随后曾在潢川组织所部起义参加工农红军，未果。蒋介石发现吉鸿昌有“谋反”之意，便解除了他的军职，逼迫他出国“考察”。

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蒋介石逼迫“下野”，到国外“考察实业”。船到美国，吉鸿昌接二连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却对日本人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了。吉鸿昌异常愤怒，刚要发作，陪同的使馆参赞劝道：“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可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仔细地在上面写了一句话：“我是中国人！”

在国外，吉鸿昌利用记者的采访，以事实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并斥责英国纵容日本侵略中国和蒋介石对日妥协的丑恶行径。在德国时，吉鸿昌曾多次要求到苏联进行访问，遭到蒋介石反动政府使馆的百般刁难，不予签证。悲愤之下，吉鸿昌挥笔疾书：“渴饮美龄血，饥餐介石头。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吉鸿昌闻讯立即回国，寓居天津，秘密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联系。不久，他整理出版了《环球视察记》，借以抒发他的忧国报国之情。同年4月，吉鸿昌在北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的旧军人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他按照党的指示，到湖北黄陂、宋埠一带召集旧部策划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赴泰山动员冯玉祥“出山”组织武装抗日。吉鸿昌毁家纾难，变卖家产6万元购买武器，积极联络各地抗日零散武装，为起兵抗日做准备。

1933年5月26日，吉鸿昌同冯玉祥、方振武等抗日将领依靠苏联的武器支援并集合东北义勇军在张家口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兼第2军军长。旋任北路前敌总指挥，率部向察北伪军进击，在收复康保、宝昌、沽源等城池后，吉鸿昌又指挥部队向多伦进攻。经过五昼夜血战，7月12日终于收复多伦。察北四城的收复，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然而，蒋介石反诬同盟军破坏“国策”，令何应钦指挥16个师与日军夹击同盟军。

1933年8月26日，吉鸿昌率领3000多人试图去商都同抗日同盟军高树勋会合，建立苏区，但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苏区因而无法建立。吉鸿昌无奈之下找到了方振武，准备一同进攻由国民革命军驻守的北平城。9月21日，他们行进到日军和国军交界的非武装区。日军飞机投放传单，要求吉鸿昌部队三日内离开，不然派兵剿灭，吉鸿昌迫于无奈，只好在三日内离开了。10月10日，吉鸿昌部队在进攻到北平附近的昌平时被中央军伙同晋军、西北军包围，军队大部崩溃。随后，日军主力在察边境集结，并驱使败退伪军准备重新进攻。苏联在国民政府的压力之下也停止了对同盟军的支援。国民政府中央派出要员去说服同盟军领袖冯玉祥放弃独立割据的念头，将部队交给中央指挥；中共则在同盟军内部开始宣传策反，准备将抗日同盟军发展成红军，在河北、山西建立苏区。内忧外患之时，同盟军内部的东北义勇军部首先表示归附中央。冯玉祥也发表声明取消了同盟军司令的头衔。8月15日，伪军重新进攻多伦。分崩离析的同盟军不敢正面对抗。在15日夜连夜停战，放弃多伦，全军转移。转移之后，剩下的五万抗日同盟军彻底瓦解。

吉鸿昌战至10月，因弹尽粮绝而失败。为了保存抗日实力，吉鸿昌与方振武到国民党第32军驻地同商震谈判。不料，蒋介石却电令商震把吉鸿昌和方振武押送北平审问。途中，吉鸿昌用计使方振武脱身。车行至北平城外，押送人员在吉鸿昌的感化下，冒着生命危险放走了吉鸿昌。

1934年5月，吉鸿昌回到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被推为主任委员，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他家三楼一角，设有一个秘密印刷所，出版机关刊物《民族战旗》报。他的住宅也成了中共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被党内同志称为“红楼”。6月，吉鸿昌、南汉宸秘密与西安杨虎城将军取得联系，并得到杨虎城将军的援助。吉鸿昌积极筹资购买武器，进行武装抗日反蒋的准备工作。吉鸿昌还亲自约集原西北军中具有反蒋思想的苏雨生、刑肇棠、雷中田等人来天津，由天津地下党组织集中开展秘密武装斗争的训练，然后派往西北、豫南、豫西、安徽等地，组织人民抗日武装自卫军，作为红色火种。

1934年11月9日晚，吉鸿昌在法租界秘密开会时遭军统特务暗杀受伤，被法国工部局逮捕。宋美龄和亲戚孔祥熙拿公款向租界行贿，吉鸿昌被引渡到国民党“北平军分会”。11月23日，北平军分会举行了一场所谓的“军法会审”。吉鸿昌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说：“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来，为我们党的主义，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这正是我的光荣……”

1934年11月24日是吉鸿昌殉难的日子。面对“立时枪决”的命令，吉鸿昌镇定地向敌人要来纸和笔，挥笔疾书，写下了自己坎坷曲折而终于走向革命道路的一生，历数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种种丑行。他在给夫人胡红霞的遗嘱中写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吉鸿昌披上斗篷，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他用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特务喝令他跪下受刑，吉鸿昌声色俱厉地对特务喝道：“我为抗日而死，为革命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死后也不能倒下，给我拿把椅子来！”吉鸿昌又命令道：“到前面开枪！共产党员要死得光明正大，决不能在背后挨枪，我要亲眼看着蒋介石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当特务在吉鸿昌面前颤抖着举起枪时，吉鸿昌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革命万岁！”在这震山撼岳的呼喊声中，英勇的吉鸿昌壮烈地牺牲了，年仅39岁。

吉鸿昌的壮烈之举，集中体现了他深明大义，为了正义的事业顽强斗争、誓死维护真理的英雄气概和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他的功绩和精神感动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虽然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坚持正义、不畏强权，这种力量就依然可以气壮山河。为国尽忠有很多方式，在我们的祖国迫切需要人才的时代，很多深明大义的人为了国家利益摒弃了个人私利，公而忘私，舍小家为大家。他们的品格是高尚的，他们的行动也感召着身边的人，赢得了人们的尊敬。让我们都以国为重，忠心耿耿地为国奉献，争取早日圆我们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