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1944年，銮披汶掌握了泰国的军政大权，推行一系列民族沙文主义政策，提出“相信领袖，国家免灾”的口号，加强独裁专制，对外甘当日本军国主义的附庸。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同意日本在泰驻军，向英美法宣战，并想借日本的势力扩充领土。对内，垄断进出口贸易，号召城里人到乡下去，解决食品问题。在文化上，实行新闻、出版检查，改革泰文字母及其拼法。对文艺创作提出了“道德规范”，不许作家越雷池一步。为了便于控制，还成立了泰国文学协会，銮披汶自任主席和理事长。

由于战乱、经济生活的不稳定，特别是对文化的严酷统治，许多作家搁笔，以示抗议。写作空间极为狭窄，得宠的是几个御用文人，特别是銮披汶的心腹谋士，当过外交部部长和驻日大使的銮维集瓦塔甘。在这一时期，他虚构历史，写了不少小说、“历史”剧和歌曲，为銮披汶的民族沙文主义张目，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至今尚难以完全消除。文坛变得荒芜寂寥。

高·素朗卡娘在此时期的创作：对銮披汶“道德规范”的挑战

在这个文化上的黑暗时期，高·素朗卡娘的创作具有某种代表性。作为一位专业作家，为了生计，高·素朗卡娘无法搁笔，此时她写了《思念》《归宿》《纪录》《夫妻》等长篇小说，较有意义的是《潘蒂帕》和《台帕拉》。这是作者流离到巴真府的乡下时写的。

为了使自己的作品能够出版，高·素朗卡娘在写作上步履维艰，她不能不在某些方面迎合“领袖的心愿”和当时政策的潮流，比如《归宿》写的是贵族的家庭生活，但作品从一个并不十分重要的人物的生活道路上“挖掘”出了一个附和当时潮流的主题——“爱国”。帕尼迪纳·瓦拉甫的女儿赛沙瓦远离故乡去了美国，嫁给一个美国人，但这位美国人的爱情并不专一，失去家庭的赛沙瓦只好当了歌女，觉得无颜回家见“江东父老”，但由于思乡心切，她还是鼓足勇气回到了故国，意外地感到了家乡和亲人的温暖，终于找到了归宿，结论是“还是泰国好”。

《潘蒂帕》这部小说故事与农村关系不大，但是为了“符合政策”，作者还是写了曼谷人迁到乡下，从事种植，做了小说的引子。同样，《台帕拉》的男主人公是位留学菲律宾的农业大学的毕业生，来到乡下办了个养鸡场，并在那里和从曼谷前来探亲的女主人公邂逅，产生了爱情。

然而，“顺应潮流”并不是高·素朗卡娘创作的主要倾向。相反，她以自己的见解对銮披汶的“道德规范”进行了大胆的挑战。从作品的思想意义上说，高·素朗卡娘这一时期的创作是她整个创作生涯中最有光彩的时期。

銮披汶政府规定，在文学作品中不能写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甚至只是“想入非非”也不行。而高·素朗卡娘在《潘蒂帕》这部小说中却向人们指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正常”的婚姻常常是不正常的，婚姻应该以爱情为基础，潘蒂帕追求真正的爱情并没有错。

以世俗的眼光看来，“正常”的婚姻不过是父母包办的婚姻，买卖的婚姻，3万铢高价的“奶水钱”落入了市侩母亲的腰包，便决定了潘蒂帕的终身。和一个只知爱钱，不懂爱情为何物的商人阔佬生活在一起，在物质生活上可以说应有尽有，也许人们认为这就是幸福，但潘蒂帕感到寂寞和苦闷，她说：“我仅仅有钱，有所有的一切的东西，但是缺少我爱的人，缺少爱我的人。那么金钱、财富和豪华宽敞的住宅又有什么用处呢？”在这里作者向人们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夫妻生活的基础是什么？是金钱、财富还是感情？潘蒂帕认为精神生活比金钱、财富更重要！这显然是对世俗观念的挑战！潘蒂帕怀孕了，生了孩子，但她愤愤地想，这个儿子为什么不是和自己所爱的人生的，却是自己不爱的人送给她的果实！潘蒂帕的“不安分”并不仅仅是“想想”而已，她曾付之于行动，要求情人带她逃走，但是情人想到亲戚、朋友和舆论，退却了。一筹莫展的潘蒂帕下了决心，她说：“如果家里仍像现在一样，那我只好到这个家以外的地方去寻找幸福。”她有了外遇，终于大胆地越轨了！

一部作品重要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虽然作者慑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伦理道德观念，忍痛扼杀了这个可爱的女子，但是细想起来这个结局也并不是荒诞无稽的。潘蒂帕虽然蔑视金钱，但自己并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勇气代替不了现实的生活。叛逆、理想、追求和希望必须以物质条件作为附丽。她拒绝了丈夫给她的一大笔钱，但离婚后便生活无着，死于贫病交加也并无悖理之处。这更证明了社会生活的不平等、不公正。

这部作品最突出之点是作者对潘蒂帕命运的极大同情和对世俗观点的抗争。作者以充满感情的笔触悲愤地写道：

可怜的潘蒂帕，有谁用同情的目光看过你，有谁原谅过你的过失！而这种过失在每一个人的一生中说不定会有一次或多次！……

我是怀着不平来写出潘蒂帕的一生的，我认为她是纯洁无辜的，是我所见到的比任何其他女子更有天赋的人物。我坚信，如果有人理解和赞赏她天生的绘画和音乐方面的才能……那么潘蒂帕就可能不会进入如我所写的那样悲哀的另一个世界。……

但是我仍然禁不住要诅咒大自然的神力，因为它造就了一个美丽的弱女子，赋予她以天才，然而它不但不保护她，反而用最残酷的手段把她推入了深渊……

我深感悲哀的是，我呈现给读者的是这样人生的一个记录，我绝不会忘记，我种了一棵与潘蒂帕一生平行的花树，当这棵花树枝繁叶茂结蕾开放之际，是我自己用滚烫的开水向她的头上浇去。潘蒂帕的生活以美好开始，而以枯萎告终，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她只走了一小段而已！

读完这一段文字，任何评论和说明也许都是多余的了。这语言是用血泪凝成的。它是悼词，又是赞歌；是控诉，又是抗争！潘蒂帕的悲剧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的确会唤起人们对生活的深深的思索。

同一时期的另一部作品《台帕拉》在艺术上不如《潘蒂帕》，但在思想内容上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色。

在泰国，贵族一直有较高的地位，宫中更是人人向往的地方，哪怕是去做个仆人也觉得是个莫大的幸运，因为它是地位、身份和荣誉的象征。1932年虽然改变了政体，但遗风尚存。小说虽然没有正面描写宫中的生活，但是却写了女主人公对宫中生活的感受，而且与农民的质朴做了对比。与流行的看法完全相反。卡妮塔认为：“宫中玉女只是把人分成等级的美妙称呼而已，对我来说，它和普普通通的雇工没什么区别！”她由于出身于农民家庭，所以在宫中是郁闷的，但是回到故乡，却呼吸到了新鲜空气，“农民都用好奇的眼光看着她，但是这眼光丝毫没有歧视和轻蔑的意味，这和把自己称为贵族的对她满是排斥、嫉妒、居高临下的态度完全不同。”对贵族贬斥，对农民赞扬，以这种否定的态度去写宫中生活在当时的文坛上还是相当罕见的。

小说对男女主人公爱情的处理也反映了作者对传统观念的蔑视。卡妮塔是个有自由平等思想的女性，在宫中她就对皇家“恩施”的婚姻极为反感，把它讥刺为“拿一些男男女女的玩偶配对”，并且直率地说，“我们就是这些玩偶——宫中的玩偶。”回到故乡以后，她一口拒绝了贵族和有钱人的求婚，她轻蔑地说：“有钱就让它有钱去吧，我这辈子谁让我和一个我不爱的人结婚，办不到！”她对小姨对她婚事的“关照”也不屑一顾。她选择的终身伴侣既不是贵族，也不是有钱人，而是一个孤儿，一个试办养鸡场的大学毕业生，一个有理想、有事业心的人。她不怕别人对自己爱情风言风语的议论，可以勇敢地站起来予以证实，这使她的小姨“惊得几乎晕了过去”。像卡妮塔这样的女人在当时不会被人普遍理解，会遭到非难，然而她却代表了一种新思想、新观念，而新的必然战胜旧的，这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长篇小说《潘蒂帕》内容概要

一天，舅舅来到我们家，他带来了他的三女儿也是最小的女儿妮，要把妮寄养在我家，因为妮的母亲——我的舅妈人品很差，舅舅担心孩子在她身边会学坏。

妮聪明伶俐，长得又很可爱，没用多久就和我们混熟了，我们之间就好像同胞姐妹一样。隔壁邻居贵族昭坤家的男孩阿皮猜对她也很好，妮一点儿也不想家。

我已经到了13岁，爸爸要送我到一个教会学校去读书，妮自然也得选一个好学校，我的父亲请妮的父亲给她起个大名，但舅舅已病了一个多月，卧床不起，这事就委托给爸爸了。爸爸请会算命的昭坤起名字，昭坤说，这孩子命不好，与家相克，于是起了个潘蒂帕的大名。

从南邦传来噩耗，舅舅死了，潘蒂帕要回家奔丧。此一去不知潘蒂帕能否回来，我们对她有点恋恋不舍，阿皮猜怅然若失。潘蒂帕给阿皮猜留下一条自己手制的围巾，作为他生日的礼物，给我画了一幅油画作为纪念。

潘蒂帕的家搬了。听说舅妈将在两三年内搬到曼谷来。虽然丈夫死了，但舅妈生计不愁。潘蒂帕的大姐很能干，对人说话和气可亲。但那眼神却有点锐利可怕。

潘蒂帕千方百计，终于冲破舅妈的阻挠，回到曼谷。新学期开学以后潘蒂帕得了学习成绩、音乐、绘画三个第一，加上人又长得漂亮，很受男孩子的关注。阿皮猜每天都到学校去接她。我告诉潘蒂帕，让阿皮猜在半路上接就可以了，免得别人说闲话。阿皮猜送给潘蒂帕一只美丽的小鸟，潘蒂帕很珍爱她，可是一天放学回来发现被家里的小花猫吃掉了，潘蒂帕很伤心，但是原谅了小花猫，因为她觉得小花猫并不知道吃小鸟是错的，就像自己以后做错了事，人家也可以原谅她。

潘蒂帕对我说，在她回家的时候，姐姐曾经告诉过她，早在父亲在世的时候，母亲就瞒着父亲放债，借债的都是县里的那些杂役、文书。父亲生病时吃药的钱都没有，利息比人命更重要！潘蒂帕害怕母亲搬到曼谷来，害怕和母亲住在一起。

我发觉潘蒂帕和阿皮猜已经相爱，但潘蒂帕对于我的追问却不置可否，但夜里她却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令人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潘蒂帕因为长得可爱，人人喜欢，接她送她的人络绎不绝，阿皮猜倒被冷落一旁。有一位贵族小蒙昭更殷勤，阿皮猜很恼火，向我倾诉他对潘蒂帕的感情，希望我提醒她一下，但潘蒂帕却不以为然，她觉得人家没有恶意，别人对自己好，自己就应该对别人好。她被小蒙昭家里的阔绰、气派和豪华迷住了。

为了祝贺潘蒂帕的生日，阿皮猜煞费苦心，征求我的意见之后，决定做一个戒指，上面刻上两个人的名字，让潘蒂帕永远记住。可是潘蒂帕又收到小蒙昭的信，说生日那天专门为她举行茶话会，潘蒂帕要我陪伴她。说是茶话会，其实不过有些茶点，玩玩网球而已，但潘蒂帕始终兴高采烈。我觉得只是如此，还不如在家玩玩好些。

这些贵族连肖邦是哪国人都不知道。

我和潘蒂帕对茶话会的评价不同。我觉得礼仪不周，连祝贺的人都没有，冷落了潘蒂帕。她却觉得人家请她本身就是一种荣幸。回去之后本来要和阿皮猜一起去看电影的，但走进家门却得知大姐从乡下来了，家里的房产土地都卖了。母亲也到了，见到她，潘蒂帕很不高兴。本来大姐已和县里的一个男人私奔，但又被母亲追了回来。

阿皮猜向潘蒂帕的母亲求亲，但是潘蒂帕的母亲不说可以也不说不可以。阿皮猜海誓山盟，决心等着潘蒂帕。我劝潘蒂帕不要再去深宫大院的贵族之家，因为他们是否真心我们很难弄清楚，不如与普通人家来往更踏实一些。

潘蒂帕离开这个家与母亲同住去了，潘蒂帕自己不高兴，我们也觉得生活中似乎缺少了什么。不久就听说潘蒂帕已经辍学，因为她母亲要她做生意。潘蒂帕心情郁闷，人瘦了许多，母亲不许她给阿皮猜写信，别人也难以知道她的消息。

与阿皮猜信誓旦旦的潘蒂帕和查拉·丹纳拉结了婚。请帖的信封是潘蒂帕的笔迹。我的父母参加了他们的婚礼，他们说她是兴高采烈的。但是没人把这个消息告诉阿皮猜，怕他精神上受的刺激太大，考试过不了关。潘蒂帕的丈夫查拉是什么人，谁都说不清楚。我的父亲参加婚礼回来也只是知道他父亲很富有，有好几家碾米厂，之后又搞进出口生意。但他的父亲已死多年，他是二儿子，大儿子在国外学贸易，不幸横死，于是所有的遗产便落入了查拉一人之手，新房豪华舒适。

我终于见到了婚后的潘蒂帕，她比过去更丰满更漂亮。她告诉我，她母亲要了许多“奶水钱”，这比潘蒂帕从出生到现在的整个吃饭、穿衣、上学所用的钱的总和还要多得多，她母亲看重的只是钱。她说丈夫对她很好，要什么有什么，整天没有什么事，也不大了解丈夫整天忙什么事。

在物质生活上潘蒂帕应有尽有，但时间一长，她在精神上就感到空虚和寂寞了，她对我说：“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能像我这样拥有一切，应该说是够幸福的了……但仅仅有钱，有一切一切的东西，但缺少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那么金钱和财富、豪华宽敞的住宅又有什么用处呢？”我敏锐地感觉到潘蒂帕的不幸生活已经开始了。

潘蒂帕宴请宾客，查拉却姗姗来迟。吃饭的时候他不尽主人之职，而只顾自己闷头吃饭，脑袋里整天装着的是他的生意。朋友莫德里却十分善解人意，他送来玫瑰花，潘蒂帕弹琴的时候他也“洗耳恭听”。

潘蒂帕的生活枯燥乏味。她怀了孕，生了孩子，可丈夫却跑出去做生意，是母亲用3万铢把女儿“卖给”了查拉。她感到遗憾的是这个儿子为什么不是她和自己所爱的人生的，却和自己不爱的人结出了“果实”。

阿皮猜拒绝结婚，他忘不了潘蒂帕。我记得潘蒂帕的生日，前去祝贺，但她的丈夫却不理会。潘蒂帕对我说：“如果家里仍像现在一样，那我只好到这个家以外的地方去寻找幸福。”我把潘蒂帕的处境告诉了阿皮猜，潘蒂帕和阿皮猜见了面，她要求他一块逃走，但阿皮猜想到朋友、亲戚和舆论，退却了。从那以后潘蒂帕常常深夜不归，整日整夜出现在社交场合上，和查拉的关系也越闹越僵，和莫德里却越来越亲，终于发生了关系。查拉和潘蒂帕离了婚，潘蒂帕拒绝了丈夫给的一大笔钱，不久之后就和莫德里双双逃走了。

潘蒂帕的踪影消失了一年，有人说她搬到了东部，有人说她在北部，也有人说看到她和莫德里到普吉岛玩去了。12月的一天，阿皮猜突然来见我，要我和他一块去看潘蒂帕。原来她和莫德里已经分手，钱也花完了，病倒在一个朋友家里，捎信给阿皮猜，他已经服侍她三个月了。潘蒂帕得的是肺病，容颜已经大变。她见了我依依不舍，我答应第二天再来看她，可第二天阿皮猜却先来了，并且带来了潘蒂帕永远离开了我们的噩耗。

尼米蒙空·纳瓦拉的政见小说《理想国》

泰国的政见小说数量不多。蒙拉查翁·尼米蒙空·纳瓦拉（1908～1948）1939年写的《理想国》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部。

蒙拉查翁·尼米蒙空·纳瓦拉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自小受的是军事教育，在陆军军官学校毕业以后，做了歼击机飞行员，25岁时晋升为空军中尉，以后他便卷入政治旋涡，与监狱结下了“不解之缘”，其原因还得从当时泰国复杂的局势说起。

1932年泰国成了君主立宪制国家之后，政局动荡。在“民团”内部有左翼右翼之争，左翼希望清除封建势力，建立民主和法制，右翼却主张与列强势力、封建势力妥协。在外部有保皇势力的疯狂反扑。而军人头目时时在窥测方向，以求控制政权。民团的政权诞生不到一年帮拉德亲王便在外府发动了军事叛乱。在平定叛乱中，以銮披汶·松堪为首的军人势力进一步控制了政府，他借此机会剪除异己，大肆进行逮捕和杀戮，为他日后的上台和独裁铺平了道路。

尼米蒙空第一次入狱就是因为涉嫌帮拉德亲王叛乱而被1933年的特别法庭判处九年监禁的。服刑五年以后，遇特赦释放。但获得自由不久，又因企图推翻政府的罪名，被1938年的特别法庭定为叛乱罪，判处无期徒刑，第二次入狱。在服刑的第二年，即1939年，他偷偷地用英文写了长篇小说《一个理想家的梦想》，请看守把原稿带到家里，不料却落入警察之手，被译成泰文。政府要员认为这是一桩严重的造反行动，遂把他流放到人迹罕至的龟岛三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政府更迭，他又遇特赦出狱。尼米蒙空自己将这本书译成了泰文。1947年他与班久潘小姐结婚，此时他的身体已十分衰弱，次年4月11日，由于监狱的折磨、肺病和疟疾死于寓所，年仅39岁，而他的儿子才刚刚出世45天。

《一个理想家的梦想》在作者逝世后印行多次并改名为《理想国》。文坛名人克立·巴莫、索·古拉玛洛赫、威腊·玛尼瓦等人以及他的夫人为这部作品先后写了序。

《理想国》并不是尼米蒙空·纳瓦拉唯一的作品，在此之前他还写过一部表达政见的小说《前世注定》，此外还有短篇小说、戏剧、文章等，但以《理想国》最为著名。

从尼米蒙空所参与的政治活动上看，不能说他是进步的，因为帮拉德亲王叛乱的性质是保皇的。但有趣的是，尼米蒙空在他的作品里主要表现的却是资产阶级范畴的自由思想，这和人民的当时愿望和思想要求又是吻合的。

隆是小说的主角，作品从他被释放走出监狱写起，以他被重新关进监狱作为结局。作者精心编织了一个颇能吸引人的故事，写出了主人公的理想和追求，描述了作家对政治、政府、教育、传统观念以及爱情等问题的看法。应该说这是一部表达政治理想的书。作者注重的不是人物形象的塑造，而是“问题”的阐发，这本来是文学作品的大忌，但作者注意了文学的形式，所以读起来还不感到生硬，这是这部作品的难能可贵之处。

隆是个农民的儿子，留学英国，27岁回来成了一个生物学家。他在司法部谋得一个职位，但是不久就成了异端，因为他想改变现行的某些制度程序。他认为，1932年政体改变以后，“民主和法西斯是一同到来的”，要消除这种弊病，“国家的前途必须掌握在人民手中”。1933年帮拉德亲王与成立不到一年的政府对抗，隆成了亲王的拥护者，他赶到呵叻，发表了指责政府的演说，于是他便进了监狱。

1932年的泰国资产阶级革命，无论怎样不彻底，但对泰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不能否定的。隆攻击这次革命是“民主和法西斯一同到来的”，虽在某些方面也不无道理，但并不完全切合实际，但主人公敏锐地感到“国家的前途必须掌握在人民手中”，却是发现了一个真理，可惜那时的改革者并没有把人民摆在应有的地位，致使革命半途而废，内里蛀空。但是人民怎样掌握国家的前途，隆没有阐述，说明作者和主人公一样是朦胧而茫然的。但是隆对政府却有一些设想。他认为政府应该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而那时的政府是官员的政府，“奴隶阶层是没有地位，也无工作保证的。”他主张同工同酬，主张政府要保证全体人民的利益，要采取措施，防止水灾、旱灾，消除疫病。“小国要变成大国，政治国家要变成经济国家。”隆的最高理想是世界大同，主张“世界要携起手来”“世界要有统一的语言”，全人类的敌人是“旧的传统习惯、自然灾害和疾病”。

隆对经济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走出监狱，遭受的不但有情人背弃的个人感情上的打击，而且有金钱拜物教的歧视，在这样的社会里的人的价值“不过是财产的多少”“是别人喜欢自己的程度”。他在一家印度商人开的文具店里找了个文书的工作，亲眼看到了经商中的舞弊和欺诈，认识到经济是基础，是国计民生的大事。改造社会就得改造经济，这又是作者的一个重要思想。

在《理想国》这部小说中，作者还宣传了科学和民主思想，批判了封建和迷信。

在封建社会，长幼尊卑、高低贵贱是一种专制的王法，是封建压迫的一个思想支柱。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先驱薄伽丘（1313～1375）早在600年前就对阶级的不平等提出了异议。但是在泰国当时的条件下谈起平等，它仍然是犯忌的。隆引用卢梭的话，指出“人并不是生下来就会注定成为皇帝和乞丐的，人生下来都是一样的，而后才有高低贵贱之分”。这一思想虽然不合老贵族口味，但新贵们也不会欢迎。作者指出，环境是决定的因素，这种见解又是对“天命”思想的一个反叛。他举例说，你把两个孩子一生下来，一个送到中国，另一个送到印度，20岁的时候让他们见面，彼此一定觉得对方是外国人，这就是说，人的思想、性格、情操是后天的，是环境造成的。人可以变革社会、改造环境，环境又反过来塑造着人。《理想国》根本否定了世间万物取决于命运的说法，而把笔触指向了社会。

尼米蒙空也不同意“龙生龙，凤生凤”的观点，认为“果子总会落到树跟前”“看象看尾，相女看妈”这些古训是荒谬的，因为道理很简单，“母亲得了天花，儿子并不一定长麻子”。作者还用了一些篇幅，讲解了肺结核致命的原因，否定了鬼魂附身的说法。指出世界并不存在地狱，真正的地狱就是监狱。他用科学反对愚昧，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设想了一种新的教育制度。

小说还通过主人公隆的爱情波折，阐述了作者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隆在车上遇到了一个有着闭月羞花之貌的女子，他一见钟情，一直跟踪着她，后来才弄清楚，原来她就是自己朋友的妹妹乌莱婉。他和乌莱婉情投意合，互为补充，是理想的一对。那时他很穷困，后来他辞掉了文具店的工作，专门从事写作。他的政论文章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一本关于泰国政治的书，一笔稿酬改变了他穷困的地位。“爱情在秘密中产生，开放在半遮半掩之中，凋谢在公开之下。”隆认为自己已经可以向乌莱婉提出结婚的要求，但是却遭到了姑娘意外的拒绝，乌莱婉对爱情的看法使他大吃一惊，她对隆说：“当你是穷人的时候，我可以嫁给你，你现在不穷了，我便改变了主意，因为爱情和结婚是两码事。”“我是富人，并不再需要钱。但是因为我是女人，取得名誉的机会就很少，我要跟能给我带来名声的人结婚。”

乌莱婉追求的是爱情以外的东西，是虚荣，这使隆不能不感到她也是个俗人，从而愤然离开了她。作者认为爱情是和社会的因素紧密相连的，所以“它不是稳固的东西，是飘忽不定的，好像鸟落在树枝上，站得并不长久。”隆追求纯洁的爱情，把它作为理想，但是理想在现实面前却碰了壁。小说的结尾写到隆收到乌莱婉和解的信，当时他正准备到外地旅行。但隆的文章惹了祸，警察再一次以造反的罪名逮捕了他。隆离开了读者走向死亡，他祈祷的只有一点，就是泰国能尽快地摆脱黑暗的时代。

作者断言，“政府用不了多久就会改朝换代，我自己也用不了多久就会死亡，但我的书，作为给小人物的生活引路的指南针将会永远存在。”这本书在文坛上的影响表明，作者并没有言过其实。在泰国，把政治理想、政治见解作为小说的中心去写的，《理想国》是第一部，显然具有开创的意义。但是，也应该指出，《理想国》中所抒发的政治理想和主张只是对美好社会的一种愿望，一种憧憬，是对当时存在的社会黑暗现实的一种不满和否定。它空想的成分居多，也没有实际实行的意义，对封建专制思想的批判也不彻底，并不透辟。尽管如此，在当时的泰国社会环境下，这部小说对启发人民的觉悟，鼓舞人民去追求民主、自由和思想解放，摆脱封建的枷锁和羁绊，仍然具有重大意义。

这部小说在艺术上也是成功的。前面说过，小说着意的是问题而不是形象的塑造，所以笔者也无意于浪费太多的笔墨在与作者原意相反的方向多加探讨。但是应该指出的是，作者注意了情节的趣味性、结构的严谨性和语言的生动性。这就是说，作者始终没有忘记这是一部小说而不是一本政治性小册子，剪裁得当也帮了这部小说的大忙。这是部自传体的小说，虽然作者虚构了不少情节，但大体轮廓还是作者自己的遭遇。作者没有从小写起，没有写狱中生活，他只截取了生活中的一段，这是作者艺术处理的高明之处。总之，艺术上的成功给这部作品的思想内容插上了翅膀，它受到读者的欢迎，其原因恐怕就在于此吧！

一位相信命运而不甘心于命运的失意者——索·古拉玛洛赫

索·古拉玛洛赫（1908～1978）是泰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并不多见的作家。他一生走着一条奇特的道路。他憎恶压迫和强权，但他找不出铲除社会不平的正确方法；他热衷于政治，但在政治上却一直不得志；他有理想，然而这理想不过是幻影；他一生在追求，得到的是梦幻的破灭；他生活坎坷，四处碰壁，因而在作品中流露的是苦闷、矛盾和惶惑；他的芜杂的思想和矛盾的世界观使他的作品呈现出复杂的倾向；他在文坛是有影响的，但是步他后尘的人却不多；他是一位迷惘的误入歧途而不能自拔的作家。

“人类是运气的玩物，是没有自由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决定做什么的剧中人。运气告诉我们去做一切事情。我几乎相信，运气规定了我们生的日子，同样地，命运也规定了我们死亡的时刻。”这是索·古拉玛洛赫在长篇小说《北京——难忘的城市》中所发过的议论，在他的作品中类似的议论比比皆是。看来他是一个宿命论者，可命运却总和他开玩笑。如果索低眉顺眼地听从命运的摆布倒也罢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并没有达到“大彻大悟”的程度，他在“命运”面前要苦斗，要挣扎，要顽强地表现他自己。他选择的又是难于成功的道路，这就使他陷入了失望的困境之中。

索·古拉玛洛赫1908年4月27日生于尖竹汶府的旧官僚之家，生活小康。在贴西林学校读中学时就表现出文学才能，与后来成为作家的西巫拉帕和蒙昭·阿卡丹庚·拉皮帕等人办过壁报。毕业时因为成绩优异得过“白象奖章”。他本来想去英国深造，但两次公费留学考试相继落第，对他的精神打击极大。在教育部任职期间，当局为了管理国内的华人学校，选派他公费去中国留学，学习中文。索的命运因此发生转折，他不是和西方而是和中国结下了机缘。1928年到了香港，学习中文。1931年到北京又补习两年，1933年入北京大学，学习哲学、历史、经济、英文和中国文学，毕业时获得了教育学学士学位。

索·古拉玛洛赫在中国期间，泰国发生了1932年的资产阶级维新政变。鉴于他与某些旧官僚的联系，政变当局怀疑他是保皇派，所以取消了他的公费，他不得不向政府借贷求学（要付利息），生活相当清苦。索对这场变革一直持否定态度，与此事不无关系。

1936年，索·古拉玛洛赫回国，成了“国家所不需要的好人”。他在教育部的职责是“防止共产党在华人学校捣乱”，虽然他对此十分卖力，亲手收缴了课本，送到警察局，关闭了许多华人学校。但是由于他的某些政见与当局相左，而某些昏聩的官僚也根本弄不清共产党为何物，于是大水冲了龙王庙，索也“有幸”被怀疑为共产党，曾受到过监视，被警察副总监“请去”过。另外，由于他是留学中国的而不是留学西方的，工资便低人一等，而且还要偿还留学期间所借的债务，精神上感到十分压抑。债务还清之后，1946年他终于离开教育部专门从事写作。为了与书商抗衡，保护作家的权益，他办过多种期刊和艺术家王国出版社。

在政治上索·古拉玛洛赫标榜第三条道路，主张劳资合作，鼓吹合作主义。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1942年和1948年两次在巴真府和春武里府办过名曰“泰国庄园”的合作主义的示范农场。前者由于中间商人杀价，竹林农场失败，后者由于“资金短缺、气候不佳、作物收成不好、工人怠惰、管理人员不称职”而再度破产。

1958年沙立政变，扼杀创作自由，进步作家受到迫害，索更加向右转，他的反映社会问题的小说从此绝迹。《仇恨的灵魂》（1957年）、《生活梦一场》（1966年）、《罪孽的完结》（1967年）都是些为了卖钱的爱情小说，其中充斥着迷信和因果报应。1973年10月14日泰国爆发了反独裁的群众运动，他侬、巴博政权被推翻，索稍感振奋，他上书讪耶总理和国会，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无人理睬。他又以农民党的身份竞选议员，也遭失败。晚年，笼罩他的是一种失望情绪，他责问自己：“为什么要生在深感苦闷和倍受折磨的时代？”他“没有工作，生活困苦，灰心失望，年老多病，无法治愈……”索终于不得不承认他的合作主义不过是“书本上的思想”，是“人们想要创立，想要看到的理想”，是“对世界的一种美好希望……”1978年3月22日索·古拉玛洛赫怀着这种深深的失望情绪离开了人世。

索·古拉玛洛赫早年参加过新文学团体“君子社”，后来他的思想便与这个团体的大多数人分道扬镳。他的创作生涯可以分为两后两个时期，1936年回国以前的作品，思想比较幼稚，表现的是人道主义和佛家的善恶观，在他的整个创作中显得无足轻重。后期，1936年以后的作品已经定型。他留下的作品相当多，计有诗集1本，长篇小说19部，剧本几十个（舞台剧10部、广播剧五六十个、电视剧五六部），电影剧本4部，翻译作品2部，政治论文集13本以及短篇小说等。

索·古拉玛洛赫的成名作《北京，难忘的城市》及小说《世界所不需要的好人》

索·古拉玛洛赫的重要作品是他的长篇小说。这些小说从内容上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中国为背景的，另一类是以泰国为背景的。前者的主要作品有《北京，难忘的城市》（1940年）、《世界所不需要的好人》（1942年）、《中国自由军》（1950年）、《蒋飞》（1953年）和《当积雪融化的时候》（1969年）等。《北京，难忘的城市》是他的成名作，《世界所不需要的好人》对于研究他的思想也相当重要。

《北京，难忘的城市》写的是十月革命以后被逐出国门流落中国的一位白俄少女瓦莉雅失意的爱情，她的伤感和哀愁。她的父亲弗拉基米尔是帝俄时代的高官，她的家庭是罗曼诺夫家族的一支，虽然大势已去，“父亲的举止还像皇狮一样雄伟”。母亲在十月革命中死去，弟弟的尸骨埋葬在哈尔滨。弗拉基米尔为了不使自己成为女儿的累赘，开枪自杀，葬身在北海的薄冰之下。瓦莉雅最后进入了教堂，找到“新的生活”。

小说中的“我”——即拉宾·蓬拉洛是作者自己感情的化身。作者对瓦莉雅及其一家的遭遇和命运是无限同情的，并以此揭露十月革命的“残酷”和“非人道”。

虽然十月革命及其产生的政权现今已经不存在了，然而这场震撼人类历史的大革命留下的令人思考的问题却并没有完结。这里有一个十分简单然而却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你是站在沙皇一边，得出索·古拉玛洛赫一样的结论，还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承认这是一场千百年来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劳动人民对以沙皇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革命的合理性？

完美无缺当然好，可惜世上却少有。一场革命不管如何伟大，如何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但任何革命也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它会“伴有血污”（鲁迅语）。索一向标榜憎恶暴政、强权、压迫和剥削，那么为什么要把无限的爱献给失去天堂的一小撮压迫者和剥削者而不献给获得解放的最大多数的民众呢？

索·古拉玛洛赫没有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张目，而是对中国的抗日斗争采取了同情的态度，这一点当然是值得肯定的，鉴于当时的泰国政府已成了日本侵略者的附庸，说这是一种大无畏的精神也不为过。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正面描写中国抗日战争是1950年出版的《中国自由军》。那已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年之后的事情，而本书不过是作者抒发个人情怀借助的一个背景。说《北京，难忘的城市》这部小说中作者有什么“反对侵略战争的伟大表现”见黄勋文章，泰国《中原报》1982年5月12日第17版。是言过其实的。

《北京，难忘的城市》在写法上很像是随笔、散文或者回忆录。笔调忧郁、感伤。在叙述主人公悲剧命运的同时，融入了北京风土人情和名胜古迹的描写。人物的内心刻画也是细腻的，这就使这部作品在读者中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泰国的大多数评论家在谈到这部作品时称赞的也是其艺术表现形式，而对作者所宣扬的观点苟同者并不多见。

《世界所不需要的好人》是一个支离破碎、结构杂乱的小说。全书360页中有200余页叙述的是从义和团到北伐战争这段中国历史，其他部分则是北京的风土人情、作者的议论和感慨。它有人物，但没有一个完整的形象。写主人公张林直接做的事一件也没有，他和当局的矛盾冲突究竟在哪里也令人不可捉摸，可以说他是个抽象的、概念式的人物。作者写这个人物其实是借此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情。

为了弄清这位“世界不需要的好人”“世界上最可怜的傻瓜”的思想和主张，我们必须把小说中支离破碎的东西贯穿起来加以考察。

张林30多岁，是《北京晨报》的编辑，很受政府的注意。他受梁启超的影响，走上了办报的道路。“我要竭尽全力为同胞服务。为正遭受痛苦的人服务总比为正享受着幸福和安逸的人服务要好。”这是张林的理想。他有一个伯伯在马来亚，是个富翁，他本来可以去那里当个锡矿的经理，但他没有去。他依靠伯伯的接济，用很少一点钱在美国读完了大学。他想用报纸告诉同胞：国家最大的危害就是争权夺利和互相残杀，他宣传合作。张林认为，如果康、梁成功，中国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混乱，中国的王朝也可以延续至今。坏的并不是中国的皇帝而是慈禧，是袁世凯。列强的入侵只是中国衰败的很小的原因，最大的原因是中国人太自私，没有受过教育。他们没有国家观念，只有家族观念。自由的滥用，政治的分野，就使国家纷争不已。他不赞成流血，孙中山把政权让给袁世凯，他对此特别赞赏。他不肯接受洋人的庇护而宁愿为同胞做一些好事而死去。

在作者的笔下张林是个不畏强暴、不屈不挠、忧国忧民、不谋私利、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爱国主义者，似乎是大可钦敬的。但是人们为什么不理解他，甚至连他所爱的人（娟芳）也离开了他，成了世界不需要的“好人”呢？这是作者提出的问题，然而他自己却回答不了。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最根本的原因是张林并不是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他为之奋斗、牺牲的事业也不是人民的事业。人民需要摆脱做奴隶的地位，自己当家做主，他却要求人民在他们的头上骑上一个“好皇帝”；人民要推翻压迫他们剥削他们的统治者，他却号召人民和这些敌人合作；中国衰弱的原因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勾结，他们对老百姓敲骨吸髓，可张林却诬蔑中国人都自私。

作者在谈到他的写作目的时明确地说，他要宣扬的是孟子的仁爱思想。作者也鼓吹康梁改良主义的保皇思想。作者竟未顾及时光到了20世纪30年代，世界变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也变了，康梁的保皇理论成了与革命对抗的东西，成了企图复辟的清王朝遗老遗少和封建军阀的强心剂，而作者笔下的人物张林却拿来予以鼓吹，人民不理睬他是很自然的事情，军阀更不不喜欢与他“合作”，他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

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正是他回国之后书生意气受挫之际，我们在张林身上不难找到作者的影子，他是“顾影自怜”，哀叹命薄，无人赏识而已。张林的主张和他对中国革命的看法，正是索先生自己的主张和看法。

在这本书中作者还宣扬了当时流行的由泰国当权者的御用文人銮维集瓦塔干等人无中生有地制造出来的一种有害的民族沙文主义的“历史神话”，如说云南过去是泰国的领土，北京和四川也是泰人曾经居住的地方，等等，在这里索先生显然把历史也当作了小说，可以随心所欲地虚构了。

长篇小说《北京，难忘的城市》内容概要

在一次舞会上，我遇见了瓦莉雅·拉内芙斯卡雅，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瓦莉雅正和梁相爱。我深信瓦莉雅并不像一般见到的白俄少女，在她美丽、温柔和快乐的外表的里面，隐藏着一种人们未知的东西。一次，在游圆明园的时候，我发现了她忧郁的内心世界和她对宗教的信仰和虔诚。我和她逐渐熟悉起来，成了莫逆之交。我同情她，喜欢她，懂得了她的内心世界，理解了她的伤感和哀愁。随着时间的流逝，我逐渐了解了她的身世。父亲弗拉基米尔是帝俄时代的高官，现在虽然流亡中国，举止却还像皇狮一样雄伟；母亲在十月革命中死去，弟弟的尸骨埋葬在哈尔滨。

梁并不真爱瓦莉雅，他另有新欢，并且很快要结婚，终于抛弃了她。这是瓦莉雅在爱情上的第二次打击。心灵上的巨大伤痕使她失去了生的欲望。为了安慰她，我们相约一起到颐和园的龙王岛上去消夏。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瓦莉雅在自己的屋子里用手枪对着自己，幸好被我发现，才没有酿成大祸。但瓦莉雅不愿讲出自己真实的意图，她否认自己要自杀。她曾经问我，在泰国有没有爱人。我回答说，有，而且很爱我的未婚妻。瓦莉雅听后沉默无言。我内心万分痛楚，因为我狠心地说了谎，没有道出我的心里话，我对我的未婚妻没有什么感情。

弗拉基米尔为了不至于使自己成为累赘，为了自己唯一的女儿能走上新的生活道路，在一个初冬的凌晨，踏着北海的薄冰，向湖心走去，开枪自杀，葬身在薄冰之下。瓦莉雅怀着巨大的悲痛将父亲埋葬在西山。弗拉基米尔在遗嘱中希望女儿离开北京，到哈尔滨，希望瓦莉雅进入教堂，寻找新的生活。

我最后一次和瓦莉雅相见的时候，她透露自己的家庭是罗曼诺夫家族的一支。她把自己母亲留下的唯一纪念品，一个结婚金戒指交给了我，要我交给在泰国的我的未婚妻，这是瓦莉雅对于我对她的爱的报答。

瓦莉雅走了。1933年2月，她写来一封信，说她在七天之内就要进入教堂开始新的生活，这是我收到的她的最后一封信。

北京是系着我昔日生活的城市，北京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

社尼·绍瓦蓬的早期作品

社尼·绍瓦蓬（1918～）本名萨差·班仑蓬，出生于北榄府的一个农民家里，父亲担任过村长，他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社尼在帕皮德拉皮姆德语中学毕业以后，考入了朱拉隆功大学建筑系，因为交不起学费，没有注册就退学了。1936～1937年他曾在《西格隆报》《沙炎叻报》任职，1936～1943年在法政大学学习，同时在经济部商业局工作。1944年始进入外交部，先后被派往苏联、法国、阿根廷、印度、澳大利亚，担任过驻英使馆参赞（1974年），最后的职务是驻缅大使（1977年）。1979年退休，重回文学界。

社尼·绍瓦蓬是位业余作家，创作数量不很大。从作品的倾向看来，大致可以分为20世纪40年代、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四个时期。

20世纪40年代，作者初登文坛，那时他仅仅是个20多岁的青年。

在法政大学学习期间，社尼考取了公费，准备去德留学，学习经济学。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战火在欧亚大陆燃烧，但德国还未入侵苏联。社尼途经香港、中国内地，路过当时伪满洲国统治下的东北，打算经西伯利亚去德国。他在哈尔滨等苏联的签证等了三个月。“那时我在政治上还十分幼稚，不懂得德国所提供的奖学金是为了培养崇尚纳粹的各国青年的。正因为此，俄国不愿给我签证。我去不了德国，只好取道日本回国。”见《社尼·绍不蓬对〈书籍世界〉发表的谈话》，《曼谷读者》1980年1月号，第25页。这次远东之行的生活经历，使作者写成了两部长篇小说《失败者的胜利》（1943年）和《东京无消息》（1944年）。这两部小说的发表使作者在文坛上成名了。

《失败者的胜利》以伪满治下的哈尔滨和大连为背景，《东京无消息》则从上海写到东京又写到曼谷，改换了三个场景。社尼·绍瓦蓬的作品大部分是以国外为背景的，这成了他创作的一大特点。这主要是由作者的职业、生活环境和生活经历决定的。那时的文坛正流行以国外为背景的小说，异域的风情，主人公的坎坷命运，曾使一部分青年读者如醉如痴。社尼·绍瓦蓬的这两部小说显然也受了文坛风气的影响，作者所追求的与其说是内容的坚实，不如说是题材的新奇和形式美的一种时尚。

这两部小说在风格上与蒙昭·阿卡丹庚的《生活戏剧》，索·古拉玛洛赫的《北京，难忘的城市》一脉相承，写的是爱情的苦闷，失望的痛苦和对于命运无能为力的感伤。然而时代不同了，作者的思想状况也大不相同了，作为一位青年，社尼·绍瓦蓬有着自己的追求。老一辈作家，如西巫拉帕、蒙昭·阿卡丹庚、多迈索、玛来·楚皮尼是在泰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前登上文坛的，束缚他们的是封建的政治和伦理道德的桎梏，如果说他们的作品表现的是对民主、自由、平等的追求，是对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渴望，是对陈规陋俗（如一夫多妻）的批判，那么，社尼·绍瓦蓬的这两部作品则是对人生的价值和生活意义的探求。

在《东京无消息》中作者对这两部小说的主题思想有一段画龙点睛的宣示：“莎瑶姆芬让我懂得了爱情和背弃，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让我懂得了战胜自己的心是最高的胜利，扶西亚特斯基和阿丽雅·玛利诺娃让我懂得了生活是时间的上帝和命运导演的一个令人悲哀的故事……”在《失败者的胜利》中作者塑造了一个为正义、事业而勤奋努力的苏联女记者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的形象，从她的身上小说中的男主人公社尼悟出了“人生的价值在于工作和为大众谋利益”的真谛。他们之间产生了真挚的爱情，这对正经历着情人（莎瑶姆芬）背弃的痛苦的社尼说来无疑是感情上的一笔巨大财富，但玛丽亚有她自己的事业，社尼也准备报效自己的国家，他们都没有把爱情置于事业之上。“没能结合的爱情不是成功的爱情，我是头上戴着爱情的王冠，但是却缺少王位宝座的国王，我是一个失败的胜利者，但我们，我和玛丽亚，却是用灵魂里最珍贵的东西换来的爱情。”

作者没有把苏联女记者写成一个怪物，而是把她塑造成一个楚楚动人的正面形象，这是难能可贵的。作家的正直和对事实的尊重使他冲破了统治阶级散布的偏见，这比敌视十月革命的索·古拉玛洛赫不知要高明多少倍！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20世纪40年代的社尼·绍瓦蓬已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这两部作品中他也写了白俄，但毕竟不是为了向读者灌输某种政治偏见，这又和索·古拉玛洛赫有本质的不同。白俄少女达妮娅陷入了舞厅老板（也是一个白俄）的魔掌，使她失去一切自由。深深爱着她的阿卡季为了弄钱为她赎身，死在风雪交加的内蒙古，这正暴露了把妇女当玩偶的旧制度的黑暗。《东京无消息》中的扶西亚特斯基作为一个反对十月革命的军官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东西，他和阿丽雅的爱情悲剧的原因，作者并没有把它归结为十月革命，而是由于他们自身的生活道路——阿丽雅的吸毒自戕造成的。

应该指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泰国政府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对外，在日本的军国主义的压力面前，它采取了为虎作伥的态度；对内，采取了高压政策，对言论出版的控制极严，社尼·绍瓦蓬却写了玛丽亚的抗日活动，写了她的被捕，写了社尼对她事业的同情和为营救她所做的努力，虽然行文上避去了锋芒，但采取这种挑战态度也是值得钦佩的。

《失败者的胜利》和《东京无消息》虽然表现了作者对美好事物和未来的憧憬、渴望和追求，不乏其积极的意义，但是读完了整个作品，不难发现作者的憧憬和追求又是虚幻和模糊的。正如人类对大自然的蒙昧会产生对“神”的崇拜一样，对人类社会没有一个科学的本质的认识，也会把生活中的种种不平和挫折，简单地归结为“命运”的捉弄。社尼·绍瓦蓬当时的思想状况也是如此。当他登上文坛的时候，君主立宪政体已经确立十余年，但是人民所期望的民主、自由仍然是一种幻想，封建势力并未从根基上发生动摇，拜金主义的风行反而拉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政局的动荡，政府对日军的依附，受害最深的依然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下层人民。不甘随波逐流的青年向何处去？谁能回答这个问题？这就使仅从书本上认识世界、社会阅历不深的社尼不能不陷入苦闷和彷徨。在这两部小说中除了女记者玛丽亚之外，其他人物都可以说是“命运的产物”。作者目睹了当时上海的情景，曾感叹道：“我曾看见在战场上获得勋章的人变成了下等苦力，看见美国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成了水手，看见高贵的美女成了妓女。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什么——哪怕是一种东西能够使它处于永恒的地位……除非是被我们称作神秘、轮回的命运这个东西！”在这种心情的促使下作者把他笔下的人物都处理为悲剧人物是毫不奇怪的。作者说：“我喜欢写悲剧，因为悲剧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消除人们心里的欲望，它能够安慰那些失望的人，那些世界不需要的和被诅咒的人……”《东京无消息》中社尼和约瓦迪的对话也透露了同样的意思。

社尼·绍瓦蓬是20世纪40年代崛起的两位具有代表性的青年作家之一（另一个是伊沙拉·阿曼达恭），他在小说写法上锐意创新，追求散文诗式的华丽语言和散文的风格，叙事中有抒情，有议论，还常插上一些哲理式的警句，这就使他的作品有起伏，有波澜，有节奏，这种艺术风格上的追求产生了效果，使他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