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歌声中的屈原
刘跃进
两千二百八十多年前，即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陷楚国都城郢地。楚国在此建都四百余年，顷刻瓦解。按照楚国纪年，这一年，为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就在洞庭湖畔、汨罗江边，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听到秦人入郢之后，悲伤哀叹，回忆九年前离开郢都时的情形，情不自禁地吟诵出来一曲凄婉哀怨的楚歌——《哀郢》。他感叹自己再也不可能回到故都，悲壮地选择了一条不归之路，就在这年五月初五，自投汨罗江而死。
这一年，屈原七十六岁。当然，关于其享年的推算，取决于对屈原生卒年的考订。郭沫若考订生于公元前340年，浦江清认为生于公元前339年，胡念贻《屈原生年新考》考订在公元前353年，他们考订的年份，相差十几年的时间，而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是《离骚》中说的“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王逸注：“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即屈原生于寅年正月。关于其卒年，现在有十多种说法。最早的认为卒于怀王二十四年（公元前305年），即没有见到郢都的沦陷。最晚的则要到顷襄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63年），相差四十多年。多数学者认为卒于郢都沦陷的公元前278年。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纪念四大文化名人，其中就包括纪念屈原逝世两千二百三十年，这也是根据郢都沦陷这一年推算的。因此，屈原的享年主要有两说：若生于公元前340年，就应当是六十二岁；若生于公元前353年，则七十六岁。我个人倾向于后者。
屈原与楚王同宗，自是楚国贵族出身。《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者名平。”而根据《离骚》，他名正则，字灵均。正则是平字的引申义，均则为“畇”义，即原田，代表“原”字。其故里为秭归。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注》称“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室基，名其地曰乐平里。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媭庙，捣衣石犹存。故《宜都记》曰：‘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
屈原出生前的三百多年，即楚文王即位之初的公元前690年，楚国开始以郢为国都。从此，楚人在郢地经营长达四百余年。可以这样说，郢都，是楚国的骄傲。最近三十年，考古工作者对郢都遗址作了大规模的发掘活动，发现了很多重要的文化遗存，由此不难想见当年都城的规模。因此，楚人对于“郢”始终充满敬意，念念不忘。顷襄王在逃亡中先在河南信阳（当时称城阳）停留避难。后东迁至河南淮阳（当时称陈），称陈郢。楚考烈王十年（公元前253年），为避强秦，又迁都于安徽阜阳（当时称钜阳）。楚考烈王二十二年，亦即秦王嬴政六年，楚与赵、魏、韩、燕等国最后一次合纵攻秦，结果失败，再迁都寿春（今安徽寿县），称寿郢。几次迁都，均选择在淮河流域，都保留“郢”名，对故都怀念之深，可见一斑。作为楚国贵族出身的屈原，为郢都沦陷再三流涕乃至以身殉国，也就可以理解了。
早在春秋时，楚庄王即问鼎中原，称霸诸侯。公元前401年，楚悼王启用吴起，变法革新，楚国逐渐走向强盛。其后，楚肃王、楚宣王、楚威王相继为王，前后七十余年，楚国日渐强大，疆域几乎涵盖大半个中国，南到百越之地，西南至巴蜀、汉中、黔中等地。战国七雄，燕、赵主要区域在黄河以北，魏、宋的核心地带在中原。其他三国，西有秦，东有齐，南有楚。其中，楚国的疆域最为辽阔。
屈原出生后的第三年，秦国从雍（凤翔）迁都咸阳，并设县，直面中原。这对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发生重要影响。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三十六代国君，有十九代建都凤翔，前后长达293年。包括秦王嬴政（秦始皇）成年加冕也在雍城内的大郑宫举行。为了统一的要求，秦国在这一年，放弃雍都，而建都咸阳，其雄心已经昭然若揭。
我们看这张公元前350年的战国形势图：
战国形势图
地图显示：大国中，东齐、西秦、南楚，对中原形成合围之势。这时，楚国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国形势的走向：如果与其他几个国家联合起来，形成纵向势力，齐、秦便无所作为。因此，很多有识之士早就看出这一点。公元前329年，楚威王卒，怀王立。这一年，魏人张仪入秦为相，倡导连横政策，主张秦、楚、齐这三个大国联合起来对付其他国家。而魏将公孙衍则推行合纵方略，发起魏、韩、赵、燕、中山等“五国相王”，抗击秦、楚、齐。
这一年，屈原二十五岁。由于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一度受到怀王的信任，任左徒，地位仅次于令尹（丞相），曾起草作为国家大法的宪令，努力推行变革；也曾多次接待各国使节，并出访各国。他清楚地看到，在两大对抗中，楚国的态度至关重要，故时人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或“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之说。
秦、楚本为姻亲国，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通婚。两国的关系向来比较复杂，可以用又爱又恨来描述。就秦国方面来说，他们占有更多优势。譬如公元前316年，秦国乘乱攻占巴蜀，楚国失去可靠的大后方。《华阳国志》说：“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同年，秦军东向，攻破赵、韩等地，魏、韩公开投入秦国怀抱。
面对着这种不利局面，楚国内部也发生重要分歧。屈原力主联齐抗秦，楚怀王鉴于“秦之心欲伐楚”，赞同联齐主张，派遣“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可惜，楚怀王没有把握住荣任“纵约长”的机会，致使秦国各个击破，使楚国逐渐处于更加不利地位。
《史记》《新序》等古代典籍都记载，秦国派张仪疏通上官大夫靳尚、令尹子兰、夫人郑袖等人进谗言，诬陷屈原自诩法令为自己所制定，别人都干不了。怀王听信谗言，免去屈原左徒职，将他流放到汉北。这是屈原第一次被流放。当时大约四十岁左右。
《史记》记载说，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非常困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这是楚歌的典型之作。全诗共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叙写了自己的出身与理想。头八句自叙家世、生辰及美名的由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这八句诗是关于屈原家世、生辰及其理想的重要材料。屈原自称是颛顼高阳氏的后代；高阳帝生在西部的昆仑，屈原在《楚辞》中四次提到高阳，凡是困惑时他总是想到昆仑，视为寄命归宗之地。此外，他还把南方的舜作为自己投诉的对象。关于生辰，他自称寅年正月初一那天降生。关于美名，他的父亲认为他气度不凡，叫他正则，后来起了字，叫灵均。之后就叙写其外表之美和内在之修养，“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所以他要“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表示愿意为君主建立美政做开路先锋。
第二部分：主要写诗人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诗人为了实现美政，汲汲自修的同时，还“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积极辅佐君王，希望能够继承前代圣君的伟业；诗人培育人才，“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希望时机成熟，贤才能成为改革政治的栋梁。但是由于党人的营私诬陷，君王听信谗言，毁弃前约，培养的众多贤才也纷纷变节。令人钦敬的是，在巨大的冲突中，诗人表现了与党人异其志趣的人生追求：“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并且表现出以最高的生命代价践履自己的人生选择的态度：“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以上诗句，所谓“彭咸”“九死”“溘死”“死直”“体解”这些语词，使得每一诗句都显露出以死的代价持守生时的信仰的指向。这些铮铮誓言穿插于政治冲突与文学描写中，响彻在黑暗现实的幽谷上空。诗人第一次以如此黑白分明的诗句表达了自己与黑暗现实对峙情形之下的政治立场，由此表现出来的崇高不屈的生命形态，给后世以极大的震撼，诵读感怀，令人回肠荡气！
第三部分：表现了诗人寻求实现美政的种种努力。首先，诗人借与女媭对话，表现自己内心的困惑。女媭劝解道：“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意思是说，众人不可挨家挨户说服，谁来体察咱们的本心呢？劝他不必过于刚直。屈原得不到支持，决定向虞舜陈述。诗人陈辞重华，坚定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于是开始了“上叩帝阍”“下求佚女”的上下求索的漫长历程。诗人上叩帝阍的结果是“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帝阍，天帝的守门人。阊阖，神话中的天门。这句描写屈原上天陈志无门，实际暗喻对楚王的极度失望。于是他又三次求女，寻找志同道合者：一“求宓妃之所在”，二求“有娀之佚女”，三求“有虞之二姚”。结果依然叫人失望，或因“理弱而媒拙”，或因美女“信美而无礼”，都以失败告终。“上下求索”的失败，预示了屈原试图在楚国寻求实现美政愿望的破灭。
第四部分：“上叩帝阍”“下求佚女”都无从解答他的困惑，诗人又求助于灵氛和巫咸，代为占卜，他们一致劝导他远行。他自己也准备这样做：“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但是故土难离，当他从“旧乡”上空经过时，“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这里提到的“旧乡”，王逸以为是指郢都，而姜亮夫先生认为是指西方昆仑山，是高阳氏的发祥地，是楚祖先的葬地。
第五部分是结语，即“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里的“故都”与前面提到的“旧乡”有所不同，是指郢都。彭咸，王逸、洪兴祖都说是殷大夫，谏君不听，自投水而死。当然，还有另一说，彭咸即彭祖，是太阳神。上古神话认为，日神及其宫殿都在大海中，屈原投水，乃寻日神之所在。总之，通过彭咸这样一个典故，屈原表示了以身殉国、以身殉志的决心。
《史记》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司马迁认为《离骚》继承了《诗经》的某些传统，自有道理。但又不仅如此，《离骚》更多地体现了楚国的风貌，是楚歌影响下的“宁馨儿”。而且，他还创造性地将楚歌悠扬婉转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楚歌舞台上当之无愧的主角。
屈原被贬后，秦国依然很害怕楚、齐联合，再次派张仪到楚国游说。张仪对楚怀王说：“秦国最憎恨的是齐国，但是楚国现在却和齐国联盟，要是你们能够与齐国断交，秦王愿意送给你商于之地六百里地。”楚怀王非常贪心，轻信张仪的话，竟然答应这个条件，“闭关绝齐”。楚、齐绝交后，张仪只承认献地六里。怀王愤怒至极，举兵伐秦，结果惨败，死伤八万多。不久，汉中一带也被秦人占去。这样，秦国的关中地区与西南连成一片，楚国已非秦国对手了。
怀王不甘心失败，便调集大军深入秦地，在蓝田大战。魏国军队知道楚国空虚，起兵偷袭楚国的后方，而齐国自然也不来援救。结果楚国又吃败仗。这在《战国策》《史记》记载得非常详尽。楚王知道自己做错了事，就把屈原召回来，让他出使齐国。
秦惠王看到齐、楚又要走到一起，便派人求和，表示愿“分汉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态度很鲜明：宁可得到张仪也不要地。张仪则主动请缨，三度使楚。他对秦王说：“以我一个人来换整个汉中地方，我为什么不去呢？”其实不是张仪多么高尚，他实在看透了楚国的腐败，又有强秦在，楚国也不敢轻易杀他。他到楚国后，“私于靳尚”，送去厚礼，又勾结怀王宠妃郑袖。怀王又一次听信了他们，放走张仪。这时，屈原刚从齐国回来，极力主张杀掉张仪，楚怀王派人追杀，但张仪早已远走高飞。随着秦惠王、张仪的前后死去，汉中割地的事也不了了之。
又过十年，公元前299年，是楚怀王三十年，秦昭王和楚国王族的一个女儿结婚，借此缓和了楚国和秦国之间的矛盾。秦昭王提出邀请，和楚怀王在武关会面。怀王轻信了秦王和亲政策。屈原苦劝：“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楚怀王小儿子子兰却力劝父亲前往，认为不应拒绝秦国求和的好意。结果，楚怀王一入关就被劫持到咸阳，秦王强迫怀王割让土地给秦国。怀王又懊恼又愤怒，好不容易逃到赵国，赵国却不敢收留，又被秦国所俘。两年后，怀王客死于秦。
怀王被扣这一年，楚怀王的太子熊横即位，是为楚顷襄王。他任命弟弟子兰作令尹，依然采取和亲政策，娶秦王女为妻，丧失对秦的警惕。《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楚人包括屈原在内都怪罪子兰敦促怀王入秦，子兰本来就怨恨屈原，听到这些议论，就叫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说了很多坏话，顷襄王大怒，就将屈原赶出京城，流放到江南。《史记》这样写道：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
这段文字依据《楚辞·渔父》，同时也是司马迁亲赴汨罗江考察时根据闻见所写，表现了屈原“宁赴湘流”而不愿蒙受世俗尘埃的崇高境界，也表现了司马迁对于屈原的崇敬之情。屈原“行吟泽畔”，吟唱的当然也是楚歌。这个时候，大约是公元前286年，屈原已经六十七岁高龄，再也没有回到日夜思念的郢都。十年之后，虎狼之秦终于攻陷郢都。眼看着祖国的沦陷，屈原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到郢都，在写下《哀郢》后，怀抱石块，投江自尽。
在楚国的历史舞台上，屈原主导的演出，就这样戛然落幕了。但是悠扬的楚声并未随之消逝。相反，随着以楚人为主体的抗秦浪潮的兴起，楚歌又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奏响了秦汉之际改朝换代的时代序曲。
公元2000年，我在岳阳凭吊了屈子祠后，乘船渡过汨罗江。河床依然宽阔，但水面很窄。尽管如此，我在渡船上依稀可以想象到当年河流的湍急，还有屈原自沉的身影。当时就想，在营救屈原而不得之后，人们是如何抢救性地保留下那些优美的诗篇呢？《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说，屈原身后，楚地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祖述其词。我想，屈原的作品，首先应当是他们传唱并记录下来，流播于后世。
屈原死后百年，即公元前177年，年仅二十四岁的贾谊受到公卿大臣的排挤，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从长安到长沙，途经汨罗江，贾谊想起了屈原，写下著名的《吊屈原赋》。就这样，屈原的名字和作品第一次见诸文献记载。又过了二十余年，年轻的司马迁也“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为此撰写了《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谊、司马迁离屈原的时代很近，而且，他们都实地考察过屈原的遗迹，他们的记载应当是真实可信的。
叫人诧异的是，最近一百年竟然有人怀疑屈原的存在。他们的主要根据是：（1）先秦史料未见屈原名字。（2）《资治通鉴》未写屈原事迹。廖平《楚辞讲义》（《六译馆丛书》，1922年）说：“屈原并没有这个人。”又说：“《楚辞》为词章之祖，后人恶秦，因托之屈子。”胡适《读楚辞》（《胡适文存》二）也说：“依我看来，屈原是一种复合物，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与黄帝周公同类。我想，屈原也许是二十五篇《楚辞》中的一部分的作者，后来渐渐被人认作这二十五篇全部的作者。”冈村繁《楚辞和屈原》认为很多作品“是屈原死后，对其记忆犹新的时候的人的作品”（《周汉文学史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复旦大学朱东润先生虽然没有否定屈原，但他在“楚辞探故”的系列文章中认为《离骚》是刘安所作，《九歌》是汉武帝时的作品，《九章》中的作品多数也成于武帝时代，《天问》可能是战国时代楚人的作品。这实际上也否定了作为文学家的屈原的存在。对此，郭沫若撰文逐一批驳。最近三十年，国内出版了《中日学者屈原问题论争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与日本学者讨论屈原问题》（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现代楚辞批评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等，可以说是对屈原否定论的总清算、集大成。从此，这种论点逐渐衰竭。
屈原的作品，西汉前期主要流播在江南和淮河流域。吴王刘濞等人召集枚乘、邹阳、庄忌、庄助、朱买臣等，在江南诵读和模仿《楚辞》。武帝时，刘安为淮南王，国都在寿春，这是楚国最后一个文化中心。刘安在此召集门客，作《离骚传》。《史记·屈原列传赞》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并在传记里征引了《怀沙》和《渔父》。据此而知，司马迁至少读过六篇。这些作品，很可能就是刘安整理过的本子。
汉成帝时刘向根据宫廷藏书，将《楚辞》编为十六卷，其中七卷是屈原作品，王逸标注为二十五篇，即：《离骚》《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天问》。数目与《汉书·艺文志》相符。
其余九卷目录是：《九辩》《招魂》（王逸注：宋玉所作）、《大招》（王逸注：屈原，或曰景差）、《惜逝》（王逸注：贾谊）、《招隐士》（王逸注：淮南小山）、《七谏》（王逸注：东方朔）、《哀时命》（王逸注：严忌）、《九怀》（王逸注：王褒）、《九叹》（王逸注：刘向）。东汉时的王逸对此书作注，编为《楚辞章句》，又加进自己所作的《九思》，而成十七卷本，流传至今。
《九歌》是一组清新优美的抒情诗，是屈原运用楚地民间祭歌的形式写作的。他袭用了古曲的名称。王逸注《九歌》曰：“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本此而作，“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据记载，《九歌》属于夏乐，“九”是虚数，指由多个篇章组成，包括十一篇作品，首尾两篇是《东皇太一》和《礼魂》，是祭祀时的迎神曲和送神曲，与秦汉以后的郊祀制度相似。中间九篇为《九歌》核心，即《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和《国殇》。除去《礼魂》，十篇中所祀神灵分天神、地祇与人鬼三类。天神五篇：《东皇太一》所祀为天之尊神，《云中君》祀云神，《东君》祀日神，《大司命》祀主人寿夭之神，《少司命》祀主子嗣之神；地祇四篇：《湘君》与《湘夫人》所祀为湘水神，《河伯》祀河神，《山鬼》祀山神；人鬼一篇，即《国殇》，祭祀为国战死的将士。在这些诗歌中，有很多优美的句子，如《湘君》：“心不同兮媚劳，恩不甚兮轻绝。”既写婚姻之情，又含事君之道。《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少司命》：“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国殇》：“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这些都为后人广为传诵。这组诗，从结构上看，类似于元代以后的套数，搬演一大套，王国维以为这是中国的原始戏曲。
《九章》是屈原创作的一组诗歌，原是单行的散篇，非一时一地之作。《九章》之名，最早见于西汉刘向所作《九叹》：“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殚于《九章》。”一般认为是刘向编辑《楚辞》时，将诗人屈原作品中内容、形式大致相似的九篇作品编为组诗，并冠以《九章》之名。《九章》中的作品，依照王逸《楚辞章句》的次序，是《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桔颂》一篇大约是屈原的早年作品外，其他各篇均是屈原两次流放（汉北、江南）时所作。
《天问》是一篇规模宏大、体制瑰奇的长诗。全诗采用问句体写成，提出一百七十多个问题，包括邃古之初、宇宙洪荒，也包括诗人目前的处境等，神话传说杂陈，历代兴亡并举。东汉王逸认为屈原放逐在外，心怀愁思，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其壁，呵而问之”，遂成此诗（见《天问章句序》）。全诗分三个部分，前半部是关于大自然的神话、传说史。后半部分是夏、商、周的兴亡史，尾声则是忧国伤己的感喟。唐代的柳宗元作《天对》以为呼应，现代一些学者还据此考订楚国的神话与历史传说。
《远游》，以前似无人质疑其著作权问题。近代以来，有人提出怀疑，譬如郭沫若先生就认为这篇作品很可能是司马相如《大人赋》的初稿。否定屈原作品的人认为，诗中所写的“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的思想过于消极，似不应是屈原所有。其实，这恰恰表现了楚地风格，也表现了屈原思想的复杂性。东方朔《七谏》：“往者不可及兮，来者不可待。”庄忌《哀时命》：“往者不可扳援兮，来者不可与期。”两者均本《远游》。此前还有《论语》载楚狂接舆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往后也有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些写法，还有这些思想，都与楚地有关，甚至可能是楚地普遍流行的观念。
《卜居》和《渔父》两篇，近代也有学者怀疑不是屈原的作品，如朱东润认为“《远游》《卜居》《渔父》是三篇幼稚而浅薄的作品，其完成的时代，不会早于西汉后期。”但是很多学者根据其用韵为先秦旧音，推断是屈原弟子或崇拜者如宋玉、唐勒、景差等人所作。他们深知屈原的生活与思想，同情屈原的遭遇，所以写得入情入理。《招魂》，王逸标为宋玉所作，但司马迁明确标注是屈原作品，很可能是为追悼楚怀王而作。
当然，上述作品即使不全出于屈原之手，但为楚人所作则是可以肯定的。这是因为，楚地向来就有诗乐舞合一的悠久传统。譬如《孟子》记载《沧浪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又见载于《楚辞·渔父》。《说苑》记载《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据说也出自楚人的手译。可以这样说，以屈原创作为核心的楚人诗歌创作，构成了楚歌的主体风貌，风行于战国中后期。宋人黄伯思《东观余论》说：“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凡此，均可谓之楚歌。
楚歌的盛行，当然与楚国的遭遇密切相关。战国中期，楚为强国，却由于一系列错误的政策，导致灭亡，致使楚怀王也客死秦地。楚人范增说：“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可见楚人对秦衔恨之深。秦楚联姻，楚对秦一直奉行友好政策，结果却屡次挨打受气，直至亡国，楚人实在不服。楚亡之后的十四年（公元前209年），即秦二世元年，以楚人陈胜、吴广为首的农民起义，即以“张楚”为国号，清楚地表明了扩张楚国声威的决心和意志。此后，沛国刘邦、下相项梁与侄项羽等纷纷响应，高唱着楚歌，汇成以楚人为主体的灭秦浪潮。
其实，秦朝统一中国，秦声本应可以成为一时“新声”的。李斯《谏逐客书》称：“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宣帝时的杨恽也称：“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酣耳热，仰天拊缶，而呼呜呜。”秦声呜呜，仰天高亢，其遗风余绪，似仍见存于今天的秦腔。然而秦朝统一中国的时间实在太短促了，很快就为楚人所代替，自然，具有悠久传统的楚歌就不仅在江淮流域传唱，而且传播到黄淮之间、关中地区、甚至在黄河以北地区也盛行开来。公元前202年，在秦末混战中崛起的乱世群雄，在皖南展开了最后的较量。项羽被刘邦率领的汉兵重重包围在垓下，夜晚听见四面都是楚歌，以为汉人已占领了楚地，惊诧万分。其时，有美人名虞，骏马名骓，与项羽朝夕相处，眼见得将随自己走向末路，悲凉之感涌上心头，不由悲歌一曲。其慷慨悲凉之调，千古以下，仍令人扼腕悲叹：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项羽连唱数遍，虞姬和曰：“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乐生。”闻者莫不悲泣。这就是有名的《垓下歌》。项羽的结局是众所周知的，逃到乌江边，乌江亭长让他乘小船东渡乌江，作江东霸王。在最后时刻，项羽显得异常冷静。他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最后短刃厮杀，自刎身亡。
八年以后，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平定黥布后，返回长安，路过沛地。衣锦还乡，他得意洋洋，召集家乡父老，饮酒作乐，酒酣耳热之际，击筑自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当时有120人组成大合唱，反复再三，人称《三侯之章》。全诗虽二十三字，但志气慷慨，规模宏远，凛然已有奠定四百年基业的霸气。刘邦还有一首《鸿鹄歌》，是当着戚夫人面唱的。戚夫人知道自己的儿子不能立为太子，便在刘邦前哭泣。刘邦说：“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所谓楚歌，通行本为四言诗，题作《鸿鹄歌》：“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而此诗在《古乐府》中依据史传题作《楚歌》，吟唱时是有“兮”字的，是典型的楚歌。
刘邦身后，楚歌仍然为上层人士所欣赏，所演唱。汉惠帝时，吕后以家族之女嫁给刘邦的儿子赵王刘友，刘友不爱她。这位吕氏女就向吕后谗言，吕后大怒，把刘友软禁起来。刘友在饥饿中作了这样一首歌：
诸吕用事兮刘氏微，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
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
我无忠良兮何故弃国？自绝中野兮苍天与直。
于嗟不可悔兮宁蚤自财，为王饿死兮谁者怜之？
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
其下场也就可想而知，赵王最后被幽闭而死，谓之赵幽王。因此，这首楚歌，实际上也是一首悲愤的绝唱。燕王刘旦，封国在今北京地区，因叛乱罪被霍光追捕，临终时也低吟楚歌：“归空城兮，狗不吠，鸡不鸣，横术何广广兮，固知国中之无人！”华容夫人也起舞而歌：“发纷纷兮寘渠，骨籍籍兮亡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两渠间兮，君子独安居？”由此可见“楚歌”已经传唱大江南北。
作为一代雄才大略的君主，汉武帝不仅在政治、军事方面有杰出的才能，就是在诗歌创作上，也不同凡响。他的代表作是《秋风辞》，见于《汉武故事》，诗曰：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诗歌的创作背景是在秋风萧瑟的季节，故以秋风起兴，引发了怀念故人的情思，感叹人生苦短。一、二句本《大风歌》，三、四两句源自《湘夫人》：“沅有茝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明显受到楚歌风格的影响。
西汉时期，不仅帝王皇室好作楚歌，就是武将大臣也熟悉楚调。李陵与苏武身陷匈奴，汉朝请求放还，匈奴允许苏武归汉。苏武将行，李陵置酒饯别：“异域之人，壹别长绝”，因起舞而歌：
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
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
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恢复采诗制度，思想界百川归一，礼乐文化成为主流。与此同时，为了享乐和各种典礼的需要，朝廷举行了大规模的采诗活动。一些民间诗歌被收集到宫廷中来，其中有不少是五言句式，影响日益扩大，而楚歌的影响则越来越小。但是，这已经是在汉朝建国一百多年以后的事了。东汉以后，虽然还有梁鸿《五噫歌》、张衡《四愁诗》、徐淑《答秦嘉诗》、蔡琰《悲愤诗》等楚歌句式，但已是强弩之末。武帝以后，五言诗逐渐引人瞩目，成为文坛主流。楚歌精华，更多地为汉赋吸收。《汉书·艺文志》论赋的源流有四类，其中之一就有屈原赋。
楚歌，曾作为一代文学的杰出代表，从此退出了中国诗坛的中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