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

梁启超

今年四月，定国是之诏既下，君以学士徐公致靖荐，被征，适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觐，奏对称旨，皇上超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同参预新政，时号为“军机四卿”。参预新政者，犹唐、宋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职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数月以来，皇上有所询问，则令总理衙门传旨，先生有所陈奏，则著之于所进呈书之中而已。自四卿入军机，然后皇上与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锐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贼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变已起。

初，君之始入京也，与言皇上无权、西后阻挠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君拟旨，先遣内侍持历朝圣训授君，传上言谓康熙、乾隆、咸丰三朝有开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谕中，盖将以二十八日亲往颐和园请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无权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为今日谕旨将下，而卒不下，于是益知西后与帝之不相容矣。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杨锐，遂赐衣带诏，有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之语。君与康先生捧诏恸哭，而皇上手无寸柄，无所为计。时诸将之中惟袁世凯久使朝鲜，讲中外之故，力主变法，君密奏请皇上结以恩遇，冀缓急或可救助，词极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见袁世凯，特赏侍郎。初三日，复召见。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君曰：“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荣贼并非推心待慰帅者。昔某公欲增慰帅兵，荣曰：‘汉人未可假大兵权。’盖向来不过笼络耳。即如前年胡景桂参劾慰帅一事，胡乃荣之私人，荣遣其劾帅而己查办，昭雪之以市恩。既而胡即放宁夏知府，旋升宁夏道，此乃荣贼心计险极巧极之处，慰帅岂不知之！”君乃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因相与言救上之条理甚详。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乃叮咛而去。时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复召见，闻亦奉有密诏云。至初六日，变遂发。


时余方访君寓，对坐榻上，有所擘画，而抄捕南海馆之报忽至，旋闻垂帘之谕。君从容语余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于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初七、八、九三日，君复与侠士谋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

君既系狱，……以八月十三日斩于市，春秋三十有三。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君呼刚前曰：“吾有一言……”刚去不听，乃从容就戮。呜呼，烈矣！

本文节选自《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一册中的《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是为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写的一篇传记。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中最激进的维新志士。谭嗣同生于内忧外患日益严重的晚清，从小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刺激下，更加发愤提倡新学。后来受到康有为变法维新学说的强烈影响，而其思想显得更为激进，在《仁学》一书中提出“冲决一切网罗”的响亮口号。1897年秋天，他弃官从南京回到湖南，在赞成变法的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与黄遵宪、梁启超、唐才常等维新派人士共办新政。创设南学会，主编《湘报》、《湘学新报》，开办时务学堂、武备学堂，倡办工商矿务等等，积极从事变法维新的舆论宣传和组织发动工作，湖南全省的风气为之大开。在全国高涨的变法维新运动的推动下，光绪皇帝为了掌握实权，复兴清王朝的统治，决定支持变法维新。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的诏书，表示了变法的决心。接着起用谭嗣同等人参预新政。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绝不容忍改变祖宗成法，他们利用手中握有的军政大权对维新运动进行百般的阻挠和竭力的破坏，并于9月21日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等六位维新志士于9月28日下午惨遭杀害，为时一百零三天的变法运动至此宣告失败。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中论述了谭嗣同一生的主要经历，突出地表现了他对变法维新事业的坚定信念、不避艰险的无畏气概和勇作自我牺牲的可贵精神。

节选的这一部分共有四段。

第一段扼要叙述谭嗣同被召入京参预新政，交代皇帝和太后两党对峙的严重形势。“扶病入觐”，表现了谭嗣同急于参预新政的心情，并把变法维新的满腔希望寄托在光绪皇帝身上。“奏对称旨”，表明谭嗣同识见高超，才能卓荦。说四位担任的军机章京“实宰相之职”，又说自四卿入军机以后，光绪皇帝才能与康有为通意，“锐意欲行大改革”，这就突出了谭嗣同等四人在百日维新运动中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西后及贼臣忌益甚”一句，则从侧面进一步表现了这批志士不畏守旧势力，积极推行新政。

第二段写帝、后两党矛盾激化，谭嗣同为挽救变法危局而夜访袁世凯。谭嗣同入京后被破格提升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直接参预新政，这使他很受鼓舞，认为“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谭嗣同遗墨续刊》)，靠光绪皇帝下几道诏令即可维新国家。本段开头写他入京时不信皇帝无权、西后阻挠，正是说的这种情况。后来皇帝想开懋勤殿设顾问官而要请命西后，终因西后反对而不成，这件事使谭嗣同看清了皇帝真正无权。文章接着写光绪皇帝赐下衣带诏，维新派筹救无方。“皇上手无寸柄，无所为计”，既写出了局势的异常严峻，又客观上道出了维新派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只把希望寄托在毫无实权的皇帝身上这个致命的弱点。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谭嗣同没有退却，而是为挽救危局献策出力。他奏请皇帝厚结袁世凯，“词极激切”，表现了他对皇帝和变法事业的赤胆热肠。作者又以较多的笔墨具体地记述了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经过。通过谭、袁二人的对话以及表情、动作的传神描写，十分精采地刻划了两个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谭“径造”袁寓所，表现了他急于救主的心情和不畏风险的精神。见袁后，首先请谈对皇帝的看法，询问是否知道天津阅兵的阴谋，这是初探袁对帝、后两党的态度。继则出示密诏，“又以手自抚其颈”，用如果不欲相救，可去告发以求富贵的话相激，逼迫袁表态。再则进一步探问袁对后党中握有兵权的荣禄的态度。最后见袁明确表了态，“因相与言救上之条理甚详”。如此层层深入地写来，说明谭此次说袁救助还是讲究一定策略的，事前作过认真的考虑，其话语、动作表现了他对变法维新事业的无比忠诚和斗争态度的无比坚决。写他“直诘”袁对皇帝的看法，“直出密诏示之”，和盘托出救助打算，急于要袁表态，未加深察就轻信袁言，商定救上措施，这些地方又突出地表现了这位维新派的干将一方面坦白直爽，另一方面又太老实迂阔，缺乏从事复杂斗争的经验。这一段文字对袁世凯的刻划更是维妙维肖。会晤开始，当谭问对皇帝的看法时，袁立即颂扬光绪是“旷代之圣主”；再问知否天津阅兵的阴谋，袁只说“固有所闻”，不谈自己的对策。两次答问可说是假话与遁辞并用。接着，当谭出示密诏进行激将时，袁“正色厉声”地作了一番信誓旦旦的表白，似乎自己与谭一样地忠于皇帝，并煞有介事地装出“愿闻所教”的样子。尔后，当谭问及何以对待荣禄时，袁却诡秘地“笑而不言”，这就为后来的叛卖留下了伏笔。接下来，当谭用对付荣禄“恐不易易”再次进行激将时，袁又一次耍出了装腔作势的手段，“怒目”而视地回答“诛荣禄如杀一狗”。最后，借口须急回营更迭将官、备贮弹药，实际上想早点摆脱谭，好去向后党告密。通过这样的逐层描述，一个老奸巨猾、两面三刀、卑鄙阴险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维新派将挽救变法危局的重任交托给这样的一个家伙，实在是无计可施下作出的一个错误的决策，其失败是必然的。本段的最后用一句“变遂发”交代了政变很快就发生。

第三段写政变发生后谭嗣同的表现以及被捕的经过。面临捕杀的危险，谭嗣同从容镇定，积极擘画应变措施。力劝同仁远行，“以图将来”，表现了他对变法维新事业的坚定信念。“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与侠士王五谋救光绪帝，突出了他百折不挠的斗争意志。“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固然表现了他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但坚信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谢绝东游劝告，决心以自己的一腔热血来唤醒国人的觉醒，充分表现了这位最激进的维新志士具有远见卓识和勇于自我牺牲的可贵精神。

最后一段写谭嗣同就义时的情景。先用“慷慨神气不少变”一语写出谭临刑前威武不屈、大义凛然的光辉形象，再用一个细节描写——谭呼监斩的军机大臣前来欲语一言，进一步表现了他从容就义、视死如归的精神。

梁启超与谭嗣同是变法维新运动中的亲密战友。梁对谭了解极深，所以这篇传记叙写事实真切具体，刻划人物生动准确。另外，语言平易畅达；虽为文言，却时杂口语，如“数月以来”、“向来不过笼络耳”、“设法备贮弹药”等，表现出文体革新时期特有的语言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