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比略·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Gracchus，公元前163—132)和盖约·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Gaius Sempronius Gracchus，公元前153—121)兄弟，古罗马共和时代的杰出政治家和勇敢的改革家。他们二人志同道合而又命运与共，所以，他们的生平和事业是紧密相连的。
格拉古兄弟生在塞姆普罗尼乌斯贵族氏族的一个豪贵之家，属于名门后裔。他们的父亲老格拉古历任执政官、监察官等高级公职。他在从政中不仅以多谋善断、处世严谨和倾向革新而名盛一时，而且在生活上也以自奉节俭和道德高尚而享有众望。他晚年与斯奇比奥的女儿科尔涅利娅结婚，共生子女12人，但多夭殇，只幸存二子一女，即格拉古兄弟和他们的姐姐塞姆普罗尼娅。格拉古兄弟的母亲科尔涅利娅美貌贤淑，端庄持重，颇有美名。公元前154年，她丧偶守寡，拒绝埃及国王托勒密六世的求婚，悉心教子，并聘请著名修辞学家希腊人狄奥芬和哲学家库麦人布洛西乌斯做家庭教师。格拉古兄弟自幼在这样的家庭里受到良好教育。普鲁塔克说他俩都“勇敢，克己，阔达，善辩以及气宇豪迈”，可见，严格的家教使他们获得了一个罗马贵族青年所必备的标准的道德修养和文化教养。同时，与希腊文化的接触又使他们很早就受到希腊学术和政治思想的熏陶。
格拉古兄弟生当公元前二世纪下半叶，这是罗马共和国由盛而衰的重要转折时期。罗马在征服意大利之后，由一个局促一隅的小邦，变成了君临意大利的强国。接着，它又以一个新兴奴隶制国家所特有的威力和锐气踏上海外扩张的道路。经过布匿战争、马其顿战争和叙利亚战争等一系列血腥的征伐，罗马一跃而为雄踞地中海的霸国。当格拉古兄弟的青少年时期，罗马的海外扩张已近完成阶段。罗马奴隶主阶级吞并世界的野心和奴役弱小、凶残嗜杀的本性已暴露无遗，而被征服民族的反抗运动也已酝酿成熟。公元前149年至146年，发生了第三次布匿战争，罗马出师不义，以强凌弱，彻底毁灭了迦太基。同年，毁灭为保卫希腊自由而反抗最力的科林斯。在此前后，又大力剿灭西班牙吕西塔尼亚等被征服部落的反抗。这一过程，提比略不仅耳闻目睹，有些并且亲自参加了。
格拉古兄弟循着罗马贵族的传统仕途，都是从神职、军职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的。
青年提比略长成一表人材，他举止沉着，谈吐动听，性情通达，生活简朴，受到当权贵族的青睐，因而被遴选为占卜官，并且入赘于首席元老、公元前143年执政官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门下，与克劳狄乌斯的女儿克劳狄娅成婚。
公元前146年，提比略随从他的姐丈小斯奇比奥(公元前147年执政官)到非洲参加毁灭迦太基的战争。他恪守军纪，作战英勇，曾因身先士卒首登敌城而立战功，在军中颇孚众望。公元前137年，他被选为财务官，在盖乌斯·曼基努斯麾下赴西班牙镇压努曼齐亚人的起义。努曼齐亚人强悍善战，接连挫败罗马军队。元老院本想让曼基努斯挽救危局，结果却适得其反。公元前137年，曼基努斯在几次重大战役中迭遭失败，甚至被迫弃营夜遁，最后全军陷于重围，不得不遣使求和。此时，提比略正在军中，由于他本身的威望和他父亲老格拉古曾给予努曼齐亚人以信守条约的良好印象，所以努曼齐亚人扬言只接受提比略前去议和。提比略临敌不惧，只身赴敌营谈判，保全了两万余名罗马士兵的性命。然而，罗马元老院竟把这项议和斥为奇耻大辱，并主张处分包括提比略在内的所有军团长官。但是，人民支持和约，并为提比略争取到宽免。这就使得提比略在平民中的威望得到进一步增长，从而为他登上罗马广场政治斗争的舞台开辟了道路。
盖约·格拉古比提比略小9岁。他同提比略一样，为人耿直，处世严正，临仇无畏，不苟逸乐。但二人在性格和作风上也颇有差异。盖约性情急躁，喜怒形于色，讲演时慷慨激昂，铺张扬厉，在台上走来走去，时而把长袍掀到肩上，时而提高嗓门破口大骂，怒气迸裂，以致需要特意找一位仆人站在身后，随时提醒他息怒。
盖约的仕途经历与提比略非常相似。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前，他一直在军中服役，受过良好的军事训练，曾参加多次战役。公元前134年，即提比略与努曼齐亚人缔约后3年，盖约又跟随小斯奇比奥(134年再任执政官)参加对努曼齐亚人的战争。因为年龄较小，当提比略成为政治斗争的主角时，盖约在政治上尚未显露头角。
格拉古兄弟的政治舞台有着广阔的背景，面对着复杂尖锐的问题。随着罗马海外扩张的成功和地中海霸权的确立，罗马在西班牙、阿非利加、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等广大地区建立起行省统治。他们在行省吞并土地，掠夺人口，搜刮赋税，结果使得成千上万的奴隶和巨额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罗马。罗马活像一个向地中海各地伸出可怕触须的巨大章鱼，用各种各样的掳获物填满了自己的肚腹。这就不能不促使罗马城邦本身在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方面发生重大变化。奴隶主贵族依财仗势购买或承租“公有地”，甚至吞并小农份地，建立起面积达数百犹格①的使用奴隶劳动的庄园。这些庄园占有良田沃野，又多位于海滨城郊，得通商之利，远优于小农经济，于是，大土地所有制逐渐发展起来。小农经济自布匿战争以来，备遭兵燹人祸，本已处于艰难竭蹶之中，后来广大农民又从军海外背井离乡以致田园荒芜，再加上奴隶制庄园的竞争和排挤，必然纷纷破产。提比略曾亲眼目睹这种状况：当提比略前往努曼齐亚的时候，已经看到乡间户口稀少，从事耕作畜牧的人，多是外来的蛮族奴隶。小农经济的破坏动摇了城邦的基石，建立在古典的小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兵农合一的公民兵制和公民大会制便必然随之坍塌。与此同时，社会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自由民内部，财多权重的元老阶层是当权集团，新兴的商业高利贷贵族——骑士阶层，虽然财富日增，但不操权柄，他们力图跻身于统治集团，因而与元老阶层既相勾结，又相矛盾。另一方面，广大平民则权益日削，地位沦落。自由民内部不同阶层的利害矛盾，反映在政治斗争上，就开始形成贵族派和民主派之间的斗争。与此交织在一起的是广大奴隶和被压迫民族与罗马奴隶主阶级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急剧发展，导致奴隶起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战争和城邦改革运动的爆发。
那些为罗马的扩张政策出力卖命的农民，到头来却发现自己一无所有;而那些完成了霸业的权贵，到头来却发现自己是坐在火山顶上。公元前137年至132年西西里爆发了大规模的奴隶起义，133年，又发生了帕加马的阿里斯托尼库斯起义。起义浪潮冲击意大利本土，推动了罗马农民的土地改革运动。内外矛盾交相激荡，终于把罗马拖入内战时代。“内战”的本质是城邦危机。它突出地表现为新的经济关系与阶级关系同旧的城邦制度之间的矛盾。而土地问题往往是城邦危机初期的斗争焦点。格拉古兄弟就是在如此广阔的背景和异常紧张的形势下登上政治舞台的。
公元前134年，罗马城内关于土地改革的议论和呼声纷纷扬扬，柱廊上、墙上，碑石上写满文告，呼吁提比略出来“为穷人恢复公地”。提比略在群众拥戴下挺身而出竞选133年的保民官，顺利当选。134年12月10日，提比略就任保民官。他立即在大祭司长克拉苏、当任执政官斯凯沃拉以及岳父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的赞助和参与下起草并提出一份土地法案。法案限制公地占有额和分配超占土地，规定：每一公有地占有者可占有500犹格，如有子，则长、次子尚可各占250犹格，但每户占田总额不得额过1，000犹格。超占土地以偿付地价为条件收归国有，划成30犹格的份地分给贫穷农民。土地分配由每年选举一次的三人委员会主持办理。为了争取法案的通过，提比略在公民大会上发表了诚挚动人的演说：“漫游在意大利的野兽，个个都还有洞穴藏身;但是为意大利奋身作战，不惜一死的人，却除空气阳光而外，一无所有。他们无家无室，携妻挈子，到处流浪。那些身为统帅的人，鼓动士兵们为保卫祖宗坟墓祭祠而战，这句话不过是说谎。因为在士兵中，没有一个有世代相传的祭坛，在这么众多的罗马人中，没有一个有祖先的茔穴。他们在作战时出生入死，都只为了保全别人的豪华享乐。他们虽然被称为世界的主人，但是没有一寸自己的土地。”民众深受感动，一致表示拥护土地法。
提比略土地法本来是一项革除贪暴、纠正弊端的法案。但是，不论其内容或实施方式都是异常温和、曲全的。它对于兼并公地，犯法自肥的贵族，既不惩办也不课罚，反而偿付地价，其实施方案则完全在合法范围内以和平手段进行。即使如此，它仍然遭到贵族地主特别是元老院保守势力的仇视和反对。他们先是造谣惑众，说提比略的目的是制造国家混乱，继而拉拢提比略的同僚保民官马尔库斯·奥克塔维乌斯，唆使他运用否决权阻止法案通过。奥克塔维乌斯本是提比略密友，但他本身占有大片公地，既重私利，又经不起权贵利诱，终于不顾民心向背和提比略的再三劝告，行使了否决权。反对派的破坏和人民的拥护都推动提比略采取激烈和坚决的措施，即命令地主无偿交出违法超占的土地。同时，颁布法令：在法案表决前禁止所有行政长官处理公务，封闭国库所在地的萨杜尔努斯神殿，从而停止了国家机构的正常活动。但是，到此地步，提比略仍然对反对派存有幻想，他以从自己的财产中拨付地价以弥补奥克塔维乌斯的个人损失为条件，请求奥克塔维乌斯不再坚持反对，并且在自己一方人多势众足以压服对方的情况下，仍然在表决前把问题提交元老院裁决。只是在所有这些均遭拒绝之后，提比略才毅然召集公民大会，提出违反人民利益的保民官能否继续任职的问题，并付诸表决。在表决进行中，提比略仍当众力劝奥克塔维乌斯，只是在他执迷不悟的情况下才继续表决，结果一致罢黜奥克塔维乌斯，并通过土地法。同时，选出提比略本人，他的岳父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和他的弟弟盖约组成三人委员会。但是，法案的实施困难重重，一则因为土地分配本身的复杂性：公地情况年久失查，地主们化公为私多方隐瞒;一部分农民无力置备工具、种籽等生产资料，即使分得土地也实同无有。更主要的是，以大祭司长斯奇比奥·那西卡为首的反对派多方作梗，从中破坏。他们拒绝批准给予提比略必要的经费，利用无赖之徒指控提比略废黜奥克塔维乌斯是对保民官神圣权利的侵犯。这些都使改革派面临严峻的考验。
公元前133年夏，帕加马国王阿塔洛斯三世遗嘱将其王国赠给罗马。提比略提出法案主张把阿塔洛斯的金库做为贫穷农民的补助基金，同时将帕加马城的处理权交给公民大会。反对派却借机造谣，说帕加马给提比略带来了阿塔洛斯国王的紫袍和冕旒，诬称提比略有称王的野心。这种破坏，有使土地改革半途而废的危险。提比略不甘示弱，决定竞选连任下一年度保民官，同时提出缩短兵役期限，授予人民以接受对法官判决上诉之权，以及在当时只有元老才能充任的法官之外增加同等数目的骑士阶层出身的法官等一系列新的法案。其主旨显然在于削弱元老院特权和扩大改革派阵地。但旧法尚难彻底实行，新法的推行更加无望。问题的关键，在于提比略能否连任保民官。选举前夕，反对派又以连任保民官出乎常规为借口，大造提比略欲行暴政的舆论，并暗中策划寻衅肇事。选举日当天，民众集会于卡皮托里乌姆山丘广场准备开会，反对派混入人群造成纷扰，以致会议中断。次日，民众在原地集会，元老院也聚会于卡皮托里乌姆山丘的忠诚女神庙。那西卡企图胁迫执政官斯凯沃拉杀害提比略，遭到拒绝，便决定自己动手。当反对派蓄谋动武的消息传给提比略时，他想转告给民众，但因人声嘈杂无法言传，便以手指头示意危险临头。反对派竟把提比略的手势曲解为要求王冠，并立即报告元老院。那西卡当即跳起，狂呼“凡要挽救祖国的人跟我来”的口号，率领一群元老、门客、奴隶冲入会场，操起板凳腿等做武器，动起武来。经过一场混战，提比略及其拥护者三百余人均遭残杀。事后，他们不顾盖约·挤拉古领回死难者遗体的要求，而在夜间把提比略与其余死难者的尸体投入第伯河。同时大肆迫害改革派，或放逐或处死，希腊学者狄奥芬也未免一死，有的甚至被关在放进毒蛇的笼里折磨致死。
对改革派的残害，激起民众的愤慨。那西卡受到人民的憎恶，终于在人民的唾弃声中出走小亚细亚，默默地死于异乡。可见，改革是人心所向，势在必行的。元老院不敢冒然废止土地法。三人委员会经两次改组(第一次补选盖约的岳父里基尼乌斯·克拉苏斯以代替提比略，第二次在克拉苏斯和克劳狄乌斯死后，选举弗拉库斯、卡尔波和盖约本人为委员)仍然继续活动。三人委员会的活动进程，不得详知。但从这时期公民财产调查表册所反映的公民人数的增长，可略知其成效。据李维记载，公元前131年至130年的公民人数为318，823人，公元前125年至124年的公民人数为394，736人，6年间公民人数增长75，913人，这显然与失地农民分得土地获得一定的财产资格有关。
土地分配虽有一定进展，但困难越来越多。公有地储备已近枯竭。地主隐瞒地契，制造产权纠纷，致使三人委员会中积案如山。元老院采纳斯奇比奥提议，决定将审议产权案件的权力转交给执政官，这不啻是中止三人委员会的活动。但问题远不只此。在城市无产平民增长和骑士阶层兴起的情况下，土地运动必须与平民、骑士的民主运动相结合。此外，改革派推行土地改革的目的，本在于维护城邦的社会基础和保障兵源，而在疆土日扩，意大利本土愈益罗马化而逐渐与罗马融为一体的情况下，要实现改革目的，还必须给予意大利农民以土地和公民权。按照城邦的“有土始有民(公民)，有民始有兵”的原则，土地问题与公民权问题总是相联系的。公元前125年，土地委员弗拉库斯任执政官便提出给予意大利人公民权法案，未得通过，以致引起弗列格列人起义，起义虽被镇压，但罗马从此愈益深陷于内乱纷乘的形势之中。因此，土地改革也必然在更复杂的形势下进行了。在新形势下推动土地改革运动的，是提比略的弟弟盖约。
盖约15岁即从军。当他第一次被选为土地委员和提比略惨死时，他却远在西班牙而不在罗马。提比略死后，盖约返回罗马，一度深居简出，给人们隐居的印象。其实，他是在卧薪尝胆，演练口才，增长才干，为未来的政治斗争准备羽翼。有一次他在为朋友维提阿斯辩护时，当众演讲，其辩才之高，使听众震惊。豪贵们从他身上看到了提比略的影子，决心压制他的成长。
公元前126年，盖约到撒丁岛任财务官。盖约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因此，他在撒丁驻军乃至本国和外国人中的声望日高。元老院却因此愈益忌视盖约，玩弄花招阻止他返回罗马。盖约愤然抗命，返回罗马。结果，有人不仅向监察官控告他擅离职守，而且诬告他参与策划弗列格列人起义。其实，法律规定财务官任满一年即可返回罗马，盖约连续任职二年本无可指责。盖约据理辩诬，证明自己全然无辜， 益加赢得人民敬重。盖约乘势竞选123年的保民官，但由于反对派从中作祟，盖约只是被选为第四保民官。
公元前124年12月10日，盖约就任保民官。由于他的非凡才能，很快就成了实际上的第一保民官。他经常怀着哀恸之情发表刚强有力的演说，回顾提比略的悲惨遭遇，痛斥权贵们违反祖宗律例，残杀保民官和其他志士，以激发民情，准备改革。
盖约的改革面临着三大问题：土地问题、政治民主化问题、授予意大利人公民权问题。鉴于形势变化和提比略失败的教训，盖约把这些问题都提上日程，将其结合为整体，于123年陆续提出如下一些法案。一是土地法，基本上是提比略法的继续。二是粮食法，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向平民出售国库粮。此法是城邦公有制原则在城邦危机时期的表现，是后来向平民免费供粮的先声，它滋养了罗马的流氓无产者，在罗马的政治生活中起了不小的作用。三是审判法。在原由元老充任的300名法官之外，增加出身于骑士阶层的300名法官。此法特别有利于打击行省总督的贪污勒索罪行，提高了骑士阶层的地位。四是军事法。禁止征召17岁以下的人服兵役，废止由战士自费置备军装的规定，改由国家出资供应军装。五是修路法。从罗马向外地修筑平直美观的大路，遇洼填平，遇河架桥，路面铺石，路旁树立里程碑和上马石。六是执政官行省法。规定在执政官选举前，即由元老院指定该任执政官卸任后应任哪个行省的总督，废止在选举后指定的陈规，以免以最好的行省私相授受。七是亚细亚行省法。为解决财政需要和满足骑士要求，决定在新设的亚细亚行省采取包税制方式征收什一税。盖约以极大的热忱和精力，为实现这些改革而奔波劳碌，从监督视察到亲任筑路指挥，所表现的非凡能力，甚至使他的敌人也惊叹不已。
盖约的威信，使他不经竞选即被连选为122年保民官。连任保民官的有利形势，使已经提出的法案得以在123年下半年得到实行，又鼓励盖约在123年末或122年初提出两项更加激进的新法：殖民法和公民权法。殖民法是土地法的必要补充。在土地资源缺乏的情况下，为安置无地贫民，除殖民而外，别无他途。盖约除在意大利的布鲁提亚、塔林敦等地建二、三处殖民地外，还主张在迦太基旧址建殖民地。海外殖民的计划，是盖约首次提出的。迦太基本是受过诅咒的不详之地。盖约置此不顾，说明他有很大的胆略和魄力。关于公民权法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授予拉丁人以罗马公民权，一是给意大利同盟者以罗马公民权。这两方面可能是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分两阶段提出的。这两项法案本来是合乎实际顺乎历史潮流的，但在当时实现的条件尚不成熟。罗马公民怀恋故土而又保守特权，不愿让非罗马人分享公民权。这就给反对派以可乘之机。
反对派采取诡诈手段，利用盖约的同僚保民官里维乌斯·德鲁苏斯提出更加激进诱人的法案，以取悦和笼络人民，从而破坏盖约的威信。德鲁苏斯提出在意大利本土建12个殖民地，向每一殖民地遣送3，000名贫民，并豁免分得公地的农民应交的租金。这一法案因为意大利已无可供殖民之地，实是欺人之谈。关于公民权问题，德鲁苏斯只提出禁止用棍棒责打拉丁人的法案，而回避实质问题。然而，一些人不明真象，竟轻信欺骗，开始对盖约新法表示怀疑和不满。
122年春，盖约与另一同僚保民官弗拉库斯被派到迦太基筹建殖民地。反对派造谣滋事，说大风把旗帜刮成碎片，把祭坛上的牺牲吹到城界之外，狼又把建城界标拔走，拖到远处……等等，宣扬在迦太基建殖民地是遭到神谴的坏事。同时，在罗马，反对派乘盖约外出之机，安排执政官人选，准备再次扼杀改革运动。盖约在迦太基驻留70天，完成了筹建事宜，将新建殖民地命名为尤诺尼亚，然后匆匆返回罗马迎接挑战。
盖约返回罗马后，鉴于斗争需要，毅然提出授予意大利人公民权法案。大群意大利人涌入罗马支持盖约。但元老院授权执政官法尼乌斯将一切非罗马人逐出罗马城，并命令意大利同盟者在会议期间不得入城。盖约对此竟束手无策，法案终被否决。这种情况，损害了盖约的威信，再加上反对派在选举中舞弊，以致盖约在第三任保民官竞选中失败。相反，盖约的宿敌，弗列格列起义的镇压者奥庇米乌斯却当选为121年执政官，并立即着手废除盖约立法。
罗马有乌云压城之势。反对派决定利用讨论迦太基殖民地问题的机会挑起事端。保民官卢福斯提出取消迦太基殖民地的法案。为此在卡皮托里乌姆召开了公民大会。集会时，反对派方面的一个执政官侍从故意称盖约党人为流氓并做出侮辱手势，蓄意激怒改革派。结果，盖约的部下在暴怒之下当场刺死这个侍从。此事正中元老院下怀。次日，他们故作哀兵姿态，陈尸广场，举尸游行。元老院指示执政官奥庇米乌斯挽救罗马镇压僭主。执政官命令元老、骑士率领门客走卒武装占领卡皮托里乌姆山丘。改革派也作了抵抗准备。再日晨，改革派占据了阿芬丁山丘。但盖约直至此刻还幻想和平解决争端。他自己拒绝武装，并且派遣弗拉库斯的儿子两次到元老院议和。然而，奥庇米乌斯不顾信义，扣押来使，下令进攻阿芬丁山。改革派经不住有组织的武装袭击，迅即溃散。盖约在朋友帮助下逃到第伯河对岸。但追兵迫近，盖约不甘被俘，命令随从奴隶把自己杀死。奴隶杀死盖约后自杀。凶手们竟然争夺盖约和弗拉库斯的头颅，以换取同等重量黄金的奖赏。在这场屠杀中，惨遭杀害者达3，000人之多，他们的尸体，同10年前提比略一样被投到第伯河中。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亲友遭株连。反对派的凶残暴虐，比之提比略惨案时尤有过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奥庇米乌斯为了炫耀胜利，竟然建造一座“和谐”神庙。有人在庙中刻上这样的讽句：“一桩极不和谐的事件，竟生出一座和谐之殿!”人民的心中是非分明，奥庇米乌斯所得到的，只是人民的唾弃。相反，人民为格拉古兄弟制作了塑像，竖立在显著的地方，不少人经常来朝拜塑像，奉献鲜果和牺牲。
格拉古兄弟把一生献给了罗马的社会改革事业。他们活动的初衷是抑强(压制豪贵)、固本(维护小农)、强兵(保持兵源)，实质上是维护和扩大城邦的社会基础，以巩固霸国的统治。这本来是符合罗马整个奴隶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实际上，提比略改革并不想严重损害大地主的利益，也未曾想全面恢复小农经济。当时罗马尚处于中等庄园(villa)盛行时代，大地产集中的程度并不很高，还很少有象公元前一世纪那样超过几千犹格的大地产。提比略的土地最高限额相当于4个240犹格的典型庄园的面积，对大地主来说并不苛刻。在实施上，也只打算在法制的轨道和程序内进行。但是，这一改革方案，自始就注定难于实现。因为在奴隶制和商品货币关系猛烈发展的情况下，大地产方兴未艾，小农破产势属必然。同时，城邦危机的出路，不是单纯强固城邦基础，而是打破城邦藩篱，扩大统治基础。因此，以只满足个别阶层利益为目标的改革是行不通的。可见，提比略的方案虽是进步的，但带有一定的空想性和局限性。盖约的改革前进了一步，具有明显的现实性和进步性。
格拉古兄弟改革终遭失败，是因为当时阶级力量的对比不利于改革派。元老院的传统势力相当强固。骑士等级不能完全站在改革派一方，城乡平民之间、罗马公民与意大利同盟者之间尚处于分立甚至对立状态。此外，实现改革的客观历史条件也未成熟，特别是以军事独裁的方式取代元老贵族统治的条件尚不具备。
格拉古改革揭开了内战时代的序幕，提供了整个内战时代各种改革方案的蓝本，对罗马社会的发展起了重大促进作用。格拉古兄弟是内战时代罗马奴隶主阶级改革派的先驱和殉道者。他们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在罗马共和国的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