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七月,杜甫得知肃宗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县)即皇帝位,便把家小安顿在鄜州(今陕西富县)的羌村,只身投奔,途中为安史叛军所俘,押往长安,次年春天才得脱身。在被迫留居长安的日子里,他写了许多反映沦陷区生活的诗篇,或感时忧国,或思家念亲,《春望》就是作于此时的一篇代表作。
诗歌一开头即写诗人所望见的长安的破败景象,是为开门点题。长安原是一座繁华的都市,绣罗结伴,王孙冶游,曾吸引过无数文士;激发起他们的创作热情,诗人的《丽人行》一诗,反映的就是长安车水马龙的热闹场面。然而自沦落叛军之手后就面目全非了,草木蔓生,零乱不堪,一派劫后的萧索。唐人作五言诗多以对起,此诗一开头也用此法,“国破”之“国”与“城春”之“城”本是一义,然前句点明此城为大唐国都,后句标明望城的节令,合而观之,可谓言简义赅不落空语。而“山河在”、“草木深”,则将山河依旧草木自生,长安自葬入敌手后历尽劫掠别无长物的凄凉,曲折地表达了出来。故明胡震亨谓此两句“对偶未尝不精,而纵横变幻,尽越陈规,浓淡浅深,动夺天巧,百代而下,当无复继”(《唐音癸籖》)。接着两句继首联而来,由满目草木的粗写而及花鸟的细写。花鸟本无所谓感伤,然而现在竟也“溅泪”、“惊心”,则有情如人,其感伤当如何可想。在这里,作者用了拟人化的修辞手法,而就其底里,实是写自己被困长安,亲见叛军暴行与百姓流离后的感时伤乱,唯其感时伤乱,故见着露凝花瓣以为花在落泪,见着鸟啭枝头以为它是为失却巢居而心神不宁。这种将一己的情感对应在自然之物上的推想式的表现手法,既不落俗套,同时也使所要表达的情感更趋深沉。另外,这两句还是互文见义,花感时也惜别,鸟怅别也感时。而就其于前一联的关系而言,以前者山河自在草木自生的静与后者花鸟感时恨别的动相映衬,使前者看似平稳的陈述平添了许多清冷,后者的动也因有静的映衬而显得凝重、肃穆。动静结合,感情也就显得愈加深挚并蕴籍。
诗的后四句由闻见而及感怀,写自己春望长安时的所思所恨。据史书记载,安禄山攻下长安后的第二年正月即围攻太原,进犯武功,在此后的三个月里,唐军在郭子仪,李光弼等率领下,与叛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见《新唐书·肃宗纪》及《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此所谓“烽火连三月”。正因为烽火未息,干戈不止,与亲人的联系变得困难了,此所谓“家书抵万金”。诗人在当时还曾写过一首《月夜》,设想别居异地的妻儿思亲的情态、抒发对他们的深切怀念,其思念之殷切,与书信联系为战火阻断不无关系。然而这两句又不仅仅是写诗人的思亲之情,家书难得是由于战火不息,诗人关心妻儿与他系念整个平叛战争的进程是紧密联系着的,所以当他得知唐军队在陈陶、青坂失利时,对“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寄予深切的追悼(《悲陈陶》),并急切地写道:“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悲青坂》),尾联由思亲而及己身。写自己困居长安,为家国担忧的沉郁心境所累,过早地衰老了,以至于华发飘落,不胜簪组。其实当时诗人才四十二岁,正值壮年,然却如此不敌年光的摧使,既可见困居沦陷区后艰苦生活对其健康的侵害,同时也可看出其忧时伤乱之情的深切。在作于同年秋天的《北征》诗中,诗人有“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的感叹,正说明了这一点。至于这里的“搔”字,用得也是极生动的,它贴切地写出了诗人那无一日去怀的愁苦,早衰之人华发零落,几曾经得起时时的牵扯?然而因这愁苦难谴,它被诗人扯弄得更稀疏了。“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北征》),诗人关切国家命运,念及苍生百姓的胸怀至此得到充分的展露。
全篇围绕一“望”字展开,由景及情,情景交融。而就其情而言,则逐渐具体,逐渐深入,虽强烈而极蕴藉,实在是一首不可多得的登临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