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选自清人仇兆鳌的《杜少陵集详注》。杜诗的注本甚多，仇注本是其中较好的一种。

这首诗所反映的事件，有人认为是唐玄宗天宝十载(751)征南诏，有人认为是开元年间用兵吐蕃，众说不一。其实，作为艺术作品，它所反映的内容，即使有某一具体事件作为依据，也是作者对生活所作的典型的艺术概括，而不是拘泥于某一生活事件的真实。这首诗通过具体生动的叙述描绘，讽刺唐玄宗“点行频”——扩边黩武，是本诗的主旨。

全诗可分三段。

诗一开始，就给我们展现了一幅悲怆动人的送别图。车行马鸣，被迫应征的老百姓身着戎装，腰挂弓箭，在官吏的押送下开赴前线。人们追随着自己的亲人，纷纷扰扰，牵衣悲恸，汇成哭声的海洋。战车、马匹、征人、送者，不见首尾，扬起了遮天漫日的尘埃。在这里，作者粗笔勾勒，概括全景，其间又有具体的细节描写，象“走(跑着)相送”、“牵衣”、“顿足”、“拦道哭”，都非常真实逼真地写出了家人与被迫应征者的难分难舍，笔墨间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通过这些动作的描写，我们不能不强烈地感受到，封建帝王的扩边黩武，造成了多少家庭的妻离子散乃至家破人亡！短短几句诗，作者从听觉、视觉、人、物诸方面写来，把满腔的激愤、无限的同情，都倾注在送别情景的描写之中。

第二段，作者改变了叙述描写的方式，由前一段的作者目击，变为被征士卒的直接控诉，这中间又可分为两个层次。前八句，作者主要通过当事者倾诉一己的遭遇，来反映“武皇开边”所造成的深重灾难，十五即防河，头白还戍边，老百姓哪里能够耕牧于田野，安居于家乡，与亲人团聚？这与汉乐府中“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的历史事实多么相似，在汉、唐两个号称极盛的王朝，人民仍然免不了战争的灾难，而统治者的赫赫武功，不正是建立在百姓的累累白骨之上？“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武皇，即唐代的帝王。唐代诗歌中多以汉代唐，以汉皇代唐王，如高适《燕歌行》：“汉家烟尘在东北”，即指当时唐代边事；白居易《长恨歌》：“汉皇重色思倾国”，也即指唐玄宗。边庭战士的鲜血，已经流成象海水一般，而“武皇”的开边之意却还没有得到满足，这里的对比多么强烈！这一句，是用夸张的笔墨对前面的具体叙述进行概括，同时也表示了对最高统治者的强烈谴责。诗人现实主义的笔触是尖锐而又深刻的。以上是第一层。第二层，作者把笔宕开去，从场景人物来看，一是更为开阔，不是着眼于当事者一己，而是着眼于当时“武皇”开边所引起的整个社会的动乱；二是有所转换，写到了后方的情况。男的都被迫应征了，留在后方从事生产的只有妇女，但是妇女又怎能完全承担得起这样繁重的任务呢？当事者悲愤地说道：“纵有健妇把锄犁”，但庄稼却种不好，这不是个别的现象，“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而在军中，被迫应征而备尝艰辛的，也不只是“行人”一人而已，“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这些战士真的是如此“耐苦战”吗？不，是由于“被驱”，出于无奈，被迫如此。这里，叙述者用了一个比喻：“不异犬与鸡”。写出了军中战士过着身不由己辗转驱遣的非人生活。这一层，作者从后方与军中综合写来，增加了诗的容量和深度。在写法上，这一层开头用“君不闻”提起，口气仍与上一层保持一致，全段一气贯注。

第三段，仍以当事者之口出之，但较之上一段的偏重叙述描写，更多的是发议论，而揭露更为深入，由前面的“千村万落生荆杞”，到这里的“租税从何出”，我们看到正是由于开边带来了田园的荒芜，而统治者仍要逼租逼税，民何以堪？由前面的男子十五防河白头戍边和健妇把锄犁，到这里的生男不如生女好，我们看到，正是“武皇”的穷兵黩武，使这本来就不合理的重男轻女的封建习俗，又出现了新的心理反常。结尾几句，情绪凄凉徘徊，作者联想到自古以来边战给人民带来了多少不幸，他把对统治者的义愤和对人民的同情，尽诉笔端，令人掩卷泣下。

杜甫这首诗，通篇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对“点行频”的社会现实作了真实而深刻的描绘，全诗描写与对话相结合，将强烈的爱憎感情寓于叙事之中，语言通俗流畅，读来琅琅上口，是杜甫诗歌中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