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此诗题为《江南春》。起句“千里”，概括广阔的江南;“莺啼绿映红”，则概括美丽的春景。“莺啼”，写音响之美。李义山句：“黄鹂巧啭意深深”，不独动听，且似多情。“绿映红”，写色彩之美;不独鲜明，且使人感到生意满眼。《升庵诗话》：“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舍、酒旗皆在其中矣。”杨慎以诗人而为此拘泥、迂拙之论，殊为可笑。前人已斥其非。第二句，由自然转到人事。这里的人家，或傍水为村，或依山为郭，到处是酒旗在风中飘动，足见游人之多。这个“风”字，名词动化。正如温庭筠词《菩萨蛮》由“玉钗头上风”的“风”字那样下得好。用王国维的话说，着此一字，境界全出。诗到这里，作者把笔锋转到寺院，拓开另一境界。“四百八十寺”，以质实之语写佛寺之多;“多少楼台”，可见其规模之大;而南朝之盛亦可知矣。这样多的寺院和它们的楼台，诗人并没有把它置之晴照之中，而置之“烟雨中”;不是给人以朗丽感，而是给人以朦胧感。其中不无苍茫万古之意存焉。貌观之，似与“莺啼绿映红”之景不协;而细察之，则前二句实为后二句之反衬。作者之意深矣。唐代承南北朝之风，佛教盛行，寺庙与僧尼甚多，所有土地不耐租税，生活供养惟农民是赖。形成社会一大蠹害。后来，武宗禁佛教，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杜牧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详细记载了武宗毁禁佛教之事，并表示了赞同的态度^①。诗这样写，也包含了这种态度;但更寄托了一种深度的兴废之感。明丽之景与苍莽之状互衬，大大丰富了诗的内容。于此，可见诗的艺术辩证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