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个夏天，专程拜访九江庐山之美。对庐山的向往，来自大文豪苏轼题写的一首七绝：横看成嶺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一次，我定要在云雾缭绕之中，走遍庐山的峰岭丘壑，赏遍庐山的瀑潭林泉。
查史书而知，最早关于“庐山”之名的记载，出现在《尚书·禹贡》中：“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其中，“敷浅原”就是庐山别名。而以“庐山”之名被写进史书的则是司马迁的《史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后来研究者又在不少的典籍当中找到了蛛丝马迹，如《诗经·小雅·信南山》有一诗句“中田有庐”，而《国语·楚语》则记载庐山所在位置在战国时称“庐邑”，晋朝孙放的《庐山赋》中：“寻阳郡南有庐山，九江之镇也，临彭蠡之泽，持平敝之原。”也谈及庐山地理，印证其盛名的由来已久。
乘车到牯岭时天色已经暗沉，下榻一家傍崖而栖的宾馆，人才算安稳下来。夜半，山中起了雨，耳畔是雨打枝叶的声响，枕下是潮润不绝的花香，心也越发地空敞和安宁。一夜睡得格外踏实，早晨在鸟叫声中醒来，走出庭院，不由得惊叹：眼前，有秀美的风景画卷般洇染开去;身后，有飞舞的彩蝶精灵般环绕腰肩。风带着清新的露珠，敷养着我的面容，舒展着我的眉眼，一下子又熨贴到我的心灵深处。
庐山不算险峻，但不乏巍峨之势，大片裸露的青色岩石，或嶙峋如骨，或陡峭如刃，或平展如砥，与连绵群峰上的白云遥相呼应。几天来，人在山中，结伴而行，披蓁攀石，过沟涉溪，拨雾荡云，脚踩过奇花异石镶嵌的锦绣谷，身穿过飞岩清泉交融的仙人洞，人淌过幽谷飞练竞秀的黄龙潭……当然，除了寄情山水的真性之外，在多雨的季节，不妨下山访贤，总有一个晴朗的去处在未知里邀约着你。于是，怀着一颗圣洁之心去拜谒天师张道陵的静修地，去观瞻禅师陆修静的简寂观，去禅悟高僧慧远的东林寺，去景仰宋明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创立的濂溪书院、德安义门陈家族创建的东佳书堂、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讲学的白鹿洞书院，这里无不将禅宗佛法推向高峰，无不闪耀着“日月两轮天地眼，诗书万卷圣贤心”的哲学光辉。
庐山众多法场和道场引得鸿儒云集、八方来聚，引得信徒潜学、结社传经。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有位东晋的官员一头扎进南山，从此归隐山野，躬耕阡陌，饮酒赋诗，终老一生。想当年他摘下官帽、脱下官服，大喝一声“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离开了曾经混迹十三年的官场，从容过上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清苦生活，他决绝的勇气和温醇的诗行，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桃花源”的瑰梦！他，就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
“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陶公少年时才学便已名满天下。二十岁的陶公，也曾满怀“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宏大志向，怎奈年近三十才做上祭酒之位，后加入桓玄幕，又出任过镇军将军刘裕参军，终因“不堪吏职”辞职还家。四次出仕皆无功而返的失意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交织冲撞，加剧了陶公避世思想的堆涌，他多次生发感叹：“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隔”“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为忠于内心、归隐山野埋下了伏笔。及四十岁，他雄心再起，几番周折，官至彭泽县令，再次不甘囿于官场泥淖，解印辞官，拂袖而去。动荡于仕与耕之间十余年的陶公，终于可以拥抱理想，再也没有回过头留恋过尘世的繁华。正如他在《归去来兮辞》中率性地写道：“田园将芜，胡不归？”真正的原因，他是在呼唤着心灵的归来，他要把内心的荒芜种满蒲草，自由地生长，暗自地清香。
从陶公的为官履历中不难看过，他从不曾位居过高位，因为在门阀士族把持高官权位的大环境下，缺乏政治和家族背景的陶公是难以成就一番伟业的。尽管陶公并非出自庶族寒门，他是东晋大司马陶侃的曾孙，外公是东晋名士孟嘉。但事实上，他八岁丧父，十二岁丧母，“弱年逢家乏”，四十岁时能干到县太爷已经是尽力了。再进一步探究其悲剧式的游宦浮沉，根本原因在于他散漫不羁、旷达豪迈的天性使然和“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的思想境界，与当时门阀制度、门第观念根深蒂固的东晋格格不入，他像是一叶浮萍，为了生计和功名而淹没在士族阶层趋附权势、追逐财富的洪流之中，这位官场的“实诚人”只看得见未来，却望不到前程，他一心济世苍生的政治抱负，如同梦幻的泡沫，注定会在现实的樊篱中被击破幻灭。
晋代文学家左思有诗云：“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茎寸径，荫此百尺条。”（《咏史》），译为长在山顶上的一棵寸高树苗，竟然覆盖着山谷里的一棵百尺青松。诗的内涵是说决定人们地位的完全是门第，造成了东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社会形态。正如历史学家干宝所说：“东晋之风是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一个道德沦丧的社会必然充斥着虚伪无为、沽名钓誉的歪风邪气。比如，魏晋名士王戎出身于魏晋高门琅玡王氏，人虽居高位，家境殷实，但他还每天晚上与夫人手执象牙筹，于烛光下计算资产，以求取更多的财富。魏晋大臣和峤家产丰厚，却一生吝啬异常，爱钱如命。在如此污泥浊水洪流之中，陶公其人却宛如一株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着实活出了另一番人生精彩！陶公在《五柳先生》中写道：“先生不如何许人也，亦不祥其姓字”，巧妙地表达出他对郡望、门阀、族姓这些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而令人歆羡的外衣充满了不屑、蔑视和漠然。“无欲则刚”，他不过是沿着自己走来的路重新走回去，只是这次出走，竟无意间走向了一座文化的颠峰。北宋理学家朱熹盛赞道：“晋宋期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贤纳货，渊明却真个能不要，此其所以高于晋宋人也。”
“有多少繁花满枝，就会有多少秋叶飘零。”我爱读诗，是因为诗词总会抚慰内心的伤痛。陶公的田园诗，字里行间饱含着一份强烈的疗愈感，他在南山脚下度过的每一个风清云淡的晨夕，他在田间地垄踩出的每一串坚定有力的足迹，他在举杯会友生发的每一句言浅意深的感叹，都是一行行质朴纯真的诗句。“霜菊尤宜晚，才开一两葩。不随蒲柳变，索性待梅花。”菊花开在萧瑟寒蝉的深秋，又是一个因眷恋而感怀的季节。在东篱之下，迎风怒放的菊花，妆容即淡雅且素净，它在等待知己的探访，或者与种菊人重逢。不过是一朵倚在南山偏隅的菊花，它一开一合，就可以抵得过魏晋的风云激荡，就可以放下奢望之念，舍弃繁华之喧，躲过修剪之命。在官场几度浮沉的陶公终究抗拒不了一枝菊的淡然。于是，他把身体交付给山野，把情思托付给笔墨，把名利还付给流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天晴时，他“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下雨时，他“弱龄寄世外，委怀在琴书”;酒酣时，他“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失落时，他“及时光勉励，岁月不待人”。逝去的永远不会再来，只有珍惜当下，才能对得起生命的托责，才能不辜负满腹的诗华。无论是朝锄于田埂，垂钓于溪畔，还是暮归于阡陌，饮酒于乡间，现在的南山才是他心灵的归途、神往的皈依。放下，是一种抉择;归隐，是一种情怀。你要看尽春花之绚美，就不会留意秋菊之淡然。“不为五斗米折腰，只为一枝菊低眉”，陶公的偏爱，可以轻过一片叶，也可以重过一座山。“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陶公的“志”是在精神上向内探索，显于寄情山水，源于追求自由。此后，二十年的安贫乐道，二十年的坚守自我，他真的把余下的后半生活成了一朵干干净净的菊，这朵菊的名字叫“靖节”。
宋代诗人苏东坡对陶公非常崇拜，他说：“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南宋辛弃疾亦对陶公格外景仰，他评价说：“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清代的龚自珍甚至说：“渊明酷似卧龙豪，万古寻阳松菊高。”他的归隐不是偶然的选择，而是与灵魂的握手言和。“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在历史的长河中，人是渺小的，许多事情你无法掌控，没有什么好怕的，也没有什么可以忧愁的，陶公的归隐一切顺其自然。大化，成了陶渊明的思维起点，他让哲理入境，让玄言具象，大大地超越了魏晋名士，成为真正的文化高峰。他把对人生的高层次思考回归的那么恬淡、宁静、优雅，所有的喜悦、哀伤、恐惧、顾虑、平凡都包藏于眼中的热泪，我知道那泪，并非深切的悲伤，而是一种深刻的涤清和抚慰。
离开庐山当日，竟又下起了雨，像与来时的情景约定好的，依旧是清亮而洒脱。我没有打伞，只抬起头来凝神仰望，雨中的庐山在我眼前笼上了一层神迷的纱雾，似乎从未袒示过超拔世俗的情怀，它默默地站立，包裹着一颗孤高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