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是的，故，事，它发生于我离开风草村之前。那时，我的母亲还健康地活着，甚至没有病，甚至隐秘得很好的血栓大约还没有形成。那时，我在县里的一家单位上班，周六周日会骑着缺油的自行车回家，布满了铁锈的链条偶尔会蹭脏我的裤角。“真是懒出花儿来，”父亲也偶尔会斥责，“你就不会把车子擦一擦！”我应答着，却从未认真地去做。我的确是个懒人。

我是个懒人，不过我要说的故事可不是我的，在这则发生略有些久远的故事里我不是主角，只是一个负责叙述、负责“串场”的人，所以没必要在我是个懒人或我的确是个懒人上纠缠下去。现在，我应当让他们出场了。

他们是刘义超、李明。

我决定把他们放在一起来写是因为他们身份上的相似：他们俩，都是被不曾怀孕的父母收养的孩子，从很小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们和自己的“家庭”其实没有血缘关系，有着不同的DNA。在我们的方言里，他们被称为是“拾来的”孩子，仿佛是在路口或树林里捡到的被人遗忘的包裹一样，有一种漠然的冷。在我的老家风草村，据我所知的“拾来的”孩子就有十几个，而时下，在我離开县城到达省会的十几年里，“拾来的”又多了许多。年轻夫妻的不孕不育不知道为什么变得多了起来，而我大伯家的强哥哥却拥有次第出生的五个女儿。就在他被公家人从村外的地窖里拉出来做了结扎手术之后，他的第六个孩子“甜来”则从种子慢慢发芽，生在了县医院的产房里。这个迟到的儿子让我强哥哥心满意足，他领着大大小小五个女儿走进医院，甚至有意在标有“不孕不育”科室门牌的房间外面还停了一会儿，“怎么有人就不生孩子？怎么会生不出孩子？”不止一次，强哥哥对我们表示不解，他抱着自己的甜来完全不顾孩子的哭泣和撒得四处都是的尿。这是题外的话。我要说的是刘义超和李明，我把他们放在一起写的另外原因还有：他们先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他们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形影不离。我要说的故事，主要是在他们形影不离的那段时间发生的。

因为时间过久，我只能在我的记忆里对他们进行“打捞” ——而记忆有时是靠不住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始终坚定地记得刘义超个子高大，留着长发，看人的眼神总是有一股冷冰冰的阴气，和人打招呼，声音也是在口腔里沉闷地含着，你既听不清他的称呼，也听不清他问候的内容。去年回家，我和大伯家的强哥哥提起消失很久的刘义超，他说他出来了，在天津一家卖钢材的企业打工，负责看门，“他是个小个子。就是狠”。强哥哥还纠正我，刘义超从来没留过长发，刚刚进屋的李明也跟着附和：“是的，他没有留过长头发，个子不算矮，也不能算高，浩叔你记错了。浩叔你都离开多少年了。浩叔，我爷爷奶奶当时在家，我常上你家去找书看，我还偷过咱爷爷的两罐啤酒，咱俩一起偷的……”说实话我记不起他去找书看的事也记不起和他一起偷我父亲啤酒的事，而他一口一个“浩叔”也让我浑身不自在。在我记忆里他可不是这个样子。他，和我同岁，只是那个虚构的生日比我晚了半年。

——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记忆吧。否则，它很可能会被不同的橡皮擦拭得面目全非。

2

刘义超得知自己的身世，知道自己是被“拾来的”，是在他十五六岁的时候。在此之前，所有的人都掩盖得很好，全村的人都坚持刘义超是刘建亮的儿子，天经地义，无可辩驳，虽然有人会说他是个“可怜的孩子”，但这个可怜指的是刘义超母亲死得早，而父亲又成了一个爱在喝醉了酒后打孩子的酒鬼。即使在刘建亮因为什么事和刘建起打了一架把刘建起的头打破住院的时候，刘建起还是对前来赔礼的刘义超做了隐瞒，他坚持不原谅“你爹”，一气儿说了“你爹”许多许多的坏话，但刘义超不是刘建亮的儿子这事儿还是被隐瞒了下来。可墙总是有它的缝隙。有风，透进了刘义超的耳朵。

这风是怎么透的是谁透的我们无从知道，只是从那时起刘建亮和刘玉平、刘建华的关系突然地疏远起来，一直持续了很多年。刘玉平、刘建华都觉得委屈：“我们没说什么啊，我们没有得罪他啊。那事，谁愿意多事？不是我说的，他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我也没办法！不理就不理，他刘建亮又算什么东西！不就是一个赖皮，一个酒鬼吗！”

我们也无从知道得知自己身世之后刘义超的心里都发生过什么，我们都不是刘义超肚子里的蛔虫。本来，他对村上许多人来说也不过是晃来晃去的一条影子，一个没娘的可怜孩子，没有人过多地注意过他，在这点上，我们一向粗枝大叶。直到，我们听到了故事。

某个晚上，刘建亮又喝醉了。他总是喝醉，而一旦喝醉刘义超就会遭受酒的牵连，在刘建亮这个父亲看来，这时候的刘义超更不顺眼，这时的刘义超几乎就是眼里的钉子，至少是一粒沙子，刘建亮不得不把这枚钉子拔出来，把沙子吹出来——于是，“战争”是难免的。先是从训斥开始，然后训斥升级为咒骂，有时会再次升级：喝醉之后的刘建亮会使用拳头和脚趾，偶尔还会使用肚子——他用肚子把刘义超顶向墙角，然后盯着刘义超的眼睛咒骂。那个晚上，他像往常一样，然而他并不知道，在此之前刘义超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像往常一样，刘建亮开始对着刘义超训斥，然后开始醉醺醺地咒骂，使用一些肮脏的、没有条理的词。之前，刘义超会低眉顺目，充耳不闻，这个单向度的战争也许就会缓解或结束，醉醺醺的刘建亮用他剩余的力气把肚子里的脏词吐完，会把自己摔到炕上，然后鼾声如雷——如果他没有特别不顺心的事或者刘义超惹恼他的话。但那天，刘义超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当然也可能并不是那天才知道的，只是他还能忍着，只是没到必须爆发的临界而已。但那是个不同的晚上。刘建亮吐完了他在酒醉之后还能想到的脏词，把自己的头靠在了枕头上，并打起了第一声鼾——这时，一直“忍气吞声”的刘义超却突然走到他的面前，他摇动着刘建亮的头：“刘石头，我受够了。我不是你的儿子。”这些话肯定经历了深思熟虑，也许在刚刚刘义超已经默念了无数遍。但在真正把这些话说出来的时候，刘义超还是不够平静，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仿佛酒醉的是他，而不是被他抓着头晃醒的那个人。

刘石头，是刘建亮的小名。全村人老老少少都这样叫他，唯独，刘义超从未这样叫过。

刘建亮一向脾气暴躁，在他妻子去世之前就是这样，何况他的妻子已经去世多年，何况他又喝醉了酒。可以想见刘义超会遭受一顿暴打。在绘声绘色地讲述这件事的时候我伯伯家的强哥哥一脸兴奋，他表现了对暴力事件的某种轻微嗜好，当然我们这些听众也因此津津有味。他说刘建亮坐起来，伸手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尽管他还是醉醺醺的，但下手准确，手上已经充满了力气。接下来……接下来当然还是暴力，用太多的篇幅描述暴力并不是我希望的事儿，所以我将它略去。总之，刘建亮打得自己的酒都醒了，总之，刘建亮把自己的右手都打疼了，总之，刘建亮把自己的困意都打出来了……他让刘义超滚到另一间屋里去，然后再次把自己摔倒在炕上。他大约睡了一会儿，也可能还没来得及睡着。关于刘义超“滚出去”之后重新返回所用的时间仿佛身在故事发生现场的强哥哥也说不清楚，在他的眼里这并不是关键，关键是，刘义超又返了回来，手里多出了一根棍子：“你又不是我爹，你凭什么打我！你凭什么打我！”

不是的，你想多了，没有发生更为暴力或带有血腥气的事件，至少这时还没有，刘义超的棍子并没落在刘建亮的身上。他砸向的不是这个从那晚开始变成“刘石头”的人，而是他房间里的所有器具：水壶，镜子，早已不再走的钟，凳子，被子……那些盆盆罐罐、镜框水桶，木质的、钢铁的、玻璃的、塑料的，在木棒的击打之下纷纷跳跃，发出不同的尖锐之声。就在刘义超挥动手里的大棒砸向屋里那些器具的过程中强哥哥从现场逃离，他大概害怕没有眼睛的木棒会砸到他的身上。“后来呢？”

后来怎样是强哥哥也说不清楚的，他的绘声绘色已经用完了。反正，从那个晚上之后，刘义超像换了一个人，当然刘建亮也是，他们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种关系。那后来是种什么关系呢？我可能无法确切地定义，当然所有的确切定义都是片面的，简陋的，根本无法涵盖生活中的发生，即使那种发生司空见惯，不是什么特例。

我只能讲述。故事告诉我们的大约会比概念能告诉我们的要多得多。

3

反正，刘建亮不再打刘义超了。在那之后，这样的事儿就再没有发生过。我二叔言之凿凿，谈论刘建亮一家，二叔远比强哥哥更有发言权，据说就是那天晚上的发生也是二叔先告诉强哥哥的。“打？躲还来不及呢。他是躲不了。”二叔说。多年之后，二叔说，若不是后来刘义超被公安抓了，说不定刘建亮会死在这个刘义超的手上，他绝对下得去手。说这话的时候我二叔依然言之凿凿，他说，我太知道他俩了。

是的，很少有人比我二叔更了解他们。二叔与刘建亮家是邻居，只隔了一趟年久失修的破房，早已没人居住。在刘建亮家发生的情况我二叔当然会一清二楚，之前，二叔二婶还曾多次“解救”过刘义超，那时的刘义超还小，还不知道自己并非刘建亮亲生。还有，我二叔家的南偏房，常年支着一副麻将。刘建亮是常客，李明的父亲李克锋也算是个常客，二叔和他们的接触自然就多了许多。

他们打五毛一块的小麻将。多年之后二叔的麻将摊才散掉，年纪大的人不再玩了，而一些年轻的却玩得很大，当然不会在二叔的麻将桌前消磨时光。麻将摊散掉之后，刘建亮还时不时地会去我二叔家坐一小会儿，说说鱼粉市场，说说谁谁谁家又怎样了，谁谁谁家的儿媳跟着人家跑了，后来回到了娘家，去领人，媳妇不肯回，说先要三万块钱才肯回来，还不能和老人一起住；说谁谁谁家的小儿子考上大学，上了半年就问家里要钱，要不少的钱，不给还不行，家里没钱，那个谁谁谁就和谁谁谁去偷超市，结果在销赃的时候让公安给盯上了……但次数慢慢见少，坐下来的时间也慢慢见少。之前，刘建亮可不是这个样子。他好酒，也好赌。不止一次，他说我二叔家的麻将桌有一条长绳子，牵着他的腿，他不能不来，一到时间他就是不来，也干什么都干不下去，觉得身上没劲儿。

可他，是个不怎么受欢迎的常客。二叔很怕他来，所有到我二叔家打麻将的人都怕他来，可他却偏偏比别人都准时，到得比别人都早，几乎是“雷打不动”。他来了之后，就一个人早早地坐在麻将桌前，用他黝黑的手一张张地摸着麻将，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刘建亮没钱，他的所有收益就是卖粮食的收入。在农村，这个收入非常微薄，而且他还好酒。不过在那天晚上之后他的这一习性就基本改了，剩下的，便只有好赌一项。刘建亮没钱，他的钱本来就少，而越来越大的刘义超（无论是年龄还是身体，刘义超都是越来越大，在我记忆里他的大甚至超过了实际）也有了诸多的花销。现在，钱，已经开始由他控制，剩给刘建亮的很少很少。

所以他一上场，五毛一块的赌资又得“缩小”，变成一毛两毛，就是这样他还经常欠债，弄得其他人毫无兴致。“石头，你可欠了两圈了。”“建亮叔，是不是该清清账了，弄得我都忘了你欠多少了。”“这样吧，你给我一块，前面就免了，行不行？拿钱拿钱！”那个时刻一定是刘建亮的尴尬时刻，在阳光之下或者在灯光之下，他的脸色会有些微的变化虽然经过了掩饰。他把自己掩饰起来，装作听不见也看不见，装作自己是条软塌塌的鱼，一边擦汗一边用手用力地摸牌。他总是爱暗着摸牌，仿佛手上的力气足以改变牌的大小，改变成他想要的样子……可那样的时刻，越是那样的时刻，抓到的牌越会跟他较劲：他要三条摸到的就是五万七万，他要四筒摸到的一定是二條九条……他的怨恨都写进脸上。“建亮，你真是头死猪。”有人这么说他。在这样的时候，他是不会恼怒的，不会。

不过有一次，好像是我二叔，他实在有些忍无可忍，就向刘建亮的脸上甩过去几句很硬的话，那些话里有刀有斧，已经不再是削铅笔用的小刀儿。刘建亮终于坐不住了。他脱下上衣，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汗味臊味很重的小布包来：“老子和你们赌。老子一分钱也不留给那个王八儿子，老子把房把地都卖了，一分也不留给王八儿子！”

其实那个布包里也只有五十多块钱。五十多块钱，应当也不算少，五毛一块的麻将四圈下来一般也就是二十几元的输赢，可那天，只有一段很短的时间刘建亮就把自己输得一干二净。没了？没了。他把最后的钱交到赢家的手上，没有停留，没有像往常那样“欠着”继续玩儿，而是直起身子，摇摇晃晃地向门口走去。“我，一分也不留给那个王八儿子。”若是往常，我二叔多数会顺着话茬和他玩笑：“他是王八儿子你是什么？老王八么？”然而在那天，我二叔话都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

那是个秋天，天已经微凉，可我二婶看见刘建亮满身是汗，摇晃的样子就像刚喝过一场酒。我二婶还看见，刘建亮一走出二叔的院子就呜呜呜呜地哭了起来。“你们赢了他多少钱？”二婶走进屋里。屋里的人没有答她的话，他们的脸在劣质香烟的笼罩下竟显得有些模糊。

第二天一天刘建亮都没有在麻将桌旁出现，于是大家纷纷猜测，他一定是心疼他的钱，不再来了。“赢他的钱，真难。”“哼，还不知道多心疼呢。”“这老小子，钱在身上带着就是不拿出来，我还以为他真没钱呢。经得起赢经不起输，还天天来，真好意思。”“你没注意，他昨天输得！那脸色！我都怕他把鼻子给挤下来。”“你发现没有，刘石头一输钱，脸就白。可昨天脸是红的。”在大家七嘴八舌反复谈论刘建亮昨天输钱时神情的时候，还会穿插他和儿子刘义超之间的关系、故事，据说坐在西风的刘之前说得最多，最欢。“儿子打老子。要我有这样个儿子，一生下来我就把他泡在尿桶里淹死。这种人，都不该让他活着。完全是个畜生，养大了，更难办。”有人提醒，刘义超不是刘建亮亲生的。又有人提醒，刘建亮，原来也是打孩子打得太多了，太勤了，太狠了，让孩子记了仇，才……“谁家的孩子不打？亲生的打不打？”刘之前把手里的麻将摔得很响，“老子打儿子，天经地义，哪有儿子打老子的？亲生的、拾来的都不行！这个刘石头也是笨，也是怂，他要我的儿子，看我怎么收拾他！这样下去还行！”

刘之前说得兴奋，他坐在西风，没有看到刘义超的到来。

但刘义超的到来我二叔和李克锋看到了。我二叔用脚悄悄地踢了一下坐在西风的刘之前，可他谈兴正浓，没有发现刘义超的出现。他先发现的是光，那束光在他的眼前晃了晃，随后他看见那束光聚成了一把刀子，刀子架在他的脖子上。“超，超超……别别别……”脖子上的刀子把刘之前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完全吓傻了：“超超超，你别别别……叔就就就是胡胡说，你你你别往心心心里去……”

“我是来要我的钱的，”刘义超说，“你怎么说我怎么看我，我不在乎，没关系。你说我是杂种不是？你说我是狗屎不是？你说我不是人不是？是，我是，我是杂种，狗屎，不是人，你就觉得你是个人？你们觉得，你们就是个人，就不是狗屎了！”

在刀子和刘义超的眼神面前，麻将桌前的我二叔他们一一承认，自己不是人，是狗屎。“你们是不是狗屎和我没关系，谁是狗屎也和我没关系，只要别弄脏我的鞋。”刘义超语调平静，他的手上用了些力气，“我说了，我是来要钱的。昨天刘石头偷了我的钱，你们把我的钱还给我，要不然，谁也甭想出这个屋子。”

所有的人，包括几个站在旁边看麻将的人，一个个都把自己兜里的钱掏了出来。刘义超把钱一张一张地摆好，伸平，然后突然抓起来都放进自己兜里，那些刚刚伸平的钱在他抓起的时候又变成一团一团的了。他收起刀子，往外走了半步忽然又转回身子，把一张十元的钱递到我二叔手上：“这是你的。”他就是这样硬硬地说的，没有多余的解释。“怎么，怎么是我的……”等刘义超走后，我二叔拿着那张十元的人民币还心有余悸，似乎他拿着的是一块烫手的山芋。

多日之后，刘建亮又在二叔家出现，他的脸上和手背上有几道青黑色的疤痕，有的地方由血凝成的疤块已经掉下去了，露出惨白的皮肤来。他来的时候我二叔正在喝粥，粥很热，我二叔必须专心地对付才不会让它烫到或洒在外面，所以他顾不上和刘建亮说话。倒是刘建亮说了起来，他先提到脸上的疤痕：“摔着了。摔在炕边上了。”这时我的二叔已经腾出嘴来：“不是被刘义超打的吧。”刘建亮笑起来，他不停地动着自己的屁股：“哪，哪能呢，哪能呢？”打麻将的人陆续来了，刘建亮的屁股还要往桌前坐下去，但被别人拉开了：“别啦别啦，你别玩啦，刘义超都跟我们动刀子了。我们可惹不起他，你还是看吧。”

对刘建亮的出现表现得最强烈的是刘之前。他上前，一把推开立在前面的刘建亮：“石头，你养了个什么东西！养条狗，还护三邻呢，他倒好！”刘之前的强烈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刘义超的刀子是架在他的脖子上的，那天，他的表现实在狼狈。

刘建亮笑着，挪开，却在不知不觉中站到了刘之前的后面。麻将打了两圈，刘建亮突然说：“他只是吓唬人的，他不敢。”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没事，你们不用怕他。”二叔他们专心打着麻将，没人理他，就是理他，又能说什么呢？说一屋子的人，前前后后地说自己是狗屎，说自己不是人，然后把所带的钱都掏给了刘义超？不能。

是的，不能。我知道这件事的发生是听我母亲说的，而我母亲又是听李明的母亲说的，李明的母亲则是听李明说的，那时，李明刚刚和刘义超混在一起。过了不长时间，我向二叔求证，二叔支支吾吾没说是也没说不是，倒是二婶：“那个野种。什么事做不出来。石头家养了个祸害。看吧，还不知道要出什么事呢。”二婶压低了声音：“反过来了。这些日子，老石头可没少挨揍。在我院子里也听得清楚。”

4

故，事。说了这么多刘义超的事也该说说李明了，不然，这篇小说就不能算是把两个人的故事合在一起来写了。

那些故事发生于我离开风草村之前，那时，我的母亲还健康地活着，甚至没有病，甚至隐秘得很好的血栓大約还没有形成。那时，我在县里的一家单位上班，周六周日会骑着缺油的自行车回家，布满了铁锈的链条偶尔会蹭脏我的裤角。我是一个懒人，我得承认，周六周日回家，我往往会钻到二叔的麻将旧桌屋去，有时看，有时也参与——那时我还没有结婚，不，也没有恋爱。那时，我大伯家的强嫂子东躲西藏，一个个地生着让强哥哥瞧都不想再瞧一眼的女儿，而我的哥哥李恒则正在“闹离婚”。

李明家与我们家挨得很近，几步路，门口有一个很小的池塘，在我离开风草村的时候它就没水了，只散发着霉败气息的芦苇。几年之后这片总是滋生蚊虫的芦苇也跟着没了，成了宅基地，生了五个女儿的强哥哥本来分到了它，可第四个女儿的出生就让这片宅基地换给了别人。许多年后，我的强哥哥还一直耿耿于怀，他总是走到李明家门前的时候朝着对面，已经盖起的瓦房吐几口唾沫。据李明说，现在还是如此。李明大刘义超半年，但两人形影不离的关系却是以刘义超为核心建立起的，李明完全是他的跟屁虫，对此李明本人也不否认，人家刘义超……义气。敢作敢为。比我强。

“这个刘义超，前几年可不是这样子……你看看他，现在……唉。”谈到刘义超，李克锋就仿佛又经历一次牙痛，那种痛是从里而外的，我不知道他是因为刘义超在痛还是因为李明。没错儿，和刘建亮一样，李克锋也不待见李明，在他眼里，李明是这样的一个人：自私，固执，混账，好吃懒做，不懂事理，烂泥扶不上墙，学好学不会学坏不用教……可以说李明就是他眼里一粒固定的沙子。在我二叔家，在我家，李克锋总爱说李明这不好那不好。在说完李明的种种不是之后，李克锋就会用略带自得的表情说两句他“拾来的”另一个女儿：“小巧就和他不一样。我们以后都得靠小巧了，李明是没有指望了，他不把我们放到墙头上就好。杀材，杀材一个。”“杀材”，是我们当地的方言，是最终会因犯事被官府杀掉的意思，包含了恶狠狠的诅咒。

说得多了，便成了隔阂。这些话终有一些是会传到李明耳朵里去的，何况李克锋是个爱说的人，即使在麻将桌上。我二叔说他这一点也挺招人烦，某人因为输钱心里已经有一把火，他还用话撩拨，就像火上浇油，几次，都差一点儿没打起来。平心而论，在李克锋的眼里基本上没有好人，李明和刘义超并不是什么特例，不过他们俩更混蛋些罢了。唯一让他觉得好的就是他的女儿小巧，李明的妹妹。这也是一个“拾来的”孩子，当时把她“拾来”的时候花掉了李克锋三十块钱，许多年，他的媳妇都为此耿耿于怀。她知道自己是“拾来的”，在李明知道自己是“拾来的”之后她也就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不过，她似乎一天也没表现过异常。

那在李明眼里……我要说一个我亲眼所见的故事：那是个星期天，早晨。我母亲听见了争吵，她支着耳朵，努力把它伸过围墙：“听，听，李克锋家吵架了！也不知道他们吵什么！”

为了担水。他们两个，为了早晨谁去井边担水吵了起来。李明说：“我昨天干了一天的活儿，太累了。腰疼。要不你自己去担水，要不就明天再说，反正缸里的水也够喝。”“不行，”李克锋把他的凉手伸进李明的被窝，抓着李明的耳朵，“吃着老子的，喝着老子的，不给老子干活可不行！你累，我就不累？你知道我是几点回来的吗？”“哼，你是回来晚，你回来晚是因为打麻将！”

从里屋吵到了外屋，吵到了外面。他们的门外很快聚集了很多人，李克锋就转过身来冲着那些脸，诉说李明的种种不好。李明冷冷地听着。并且不时发出一两声冷笑。随后他插话了，他说：“李克锋你也好不到哪里去。家里的事一点不管只知道围着麻将桌转，回来就发火，好像自己有多大能耐似的。你去挣钱啊又挣不来，种地也不行，就打麻将行，还光输钱，死犟。你还偷看二婶洗澡，和强叔去公社看黄色录像。你又是什么好东西。”

李克锋扑过去，恶狠狠地卡住李明的脖子：“叫你瞎说，叫你他妈的瞎说！”两个人滚在一起，灰尘飞扬。李克锋的媳妇出来了，她泪流满面地出来了，她泪流满面地去拉两个倒在地上的男人，结果是，她也扑倒在尘土里。（我母亲说李克锋的媳妇一脸苦相，这样的人是不会有什么幸福可言的。她注定是一個苦命的人。我母亲之所以反复说李克锋的媳妇一脸苦相是因为她总是来我们家，哭上一会儿，说些自己的命真苦之类的话，然后就是借点米啊面啊钱啊什么的。每次把她送走，我母亲总是对她的面相和遭遇发一顿感慨。我母亲是个爱发感慨的人，直到她去世前的三四年，一直如此。）

5

在讲述完刘义超的故事之后我想说一说李明。他和我同岁，而且是邻居，可我无论如何努力，在记忆里打捞，这个李明还是立体不起来，他，是稀薄的。除了一些很小很小的片断，除了见面打个招呼（我们小的时候，男孩子之间基本是不打招呼的，除非一起去玩），我几乎记不得他什么。去年在强哥哥家，我向李明提到：“既然我们一般大，又住得那么近，我怎么就想不起咱们一起玩儿的事来呢？”“浩叔你那时专心上学，就是个书呆子，我爱玩儿，咱们是没玩儿到一块儿。”他说他本来学习也行，但上到初二就不念了，“小巧也要上学。那时候，家里供不起，我就不上啦。可小巧也没考好。”这当然不是真的，即使我没有什么印象也知道这话有着明显的水分，而我强哥哥，把他的嘴直接撇到了耳朵的边上。“你不是偷学校的东西被开除的么？你和刘义超，还有谁？我忘了。”

“没有我。我……那时还和刘义超不熟。”李明支吾着，岔开话题，“浩叔你到石家庄几年啦？我前几年打工，到过石家庄，现在建得挺好的。就是有雾霾。你看看咱老家，雾霾也挺重，到哪城都一样。”

经强哥哥这么一说，我似乎有了些印象，但那印象也是刘义超的：我应当也参加了那个开除刘义超的学校大会，记得墙上的开除决定，同时开除的还有谁就记不清楚了。如果强哥哥说得没错儿，那么，在那个时候，刘义超就已经和李明强力地联系在了一起，不过弱小些的李明充当了刘义超的影子，他，被刘义超笼罩在后面。我写下刘义超的故事，多少就会涉及李明，而写李明的故事，也必须要写下刘义超——

我之所以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来写，部分原因还是因为我的母亲。我母亲只要一提到其中的一个，必然会提到另一个；然后就他们两个人、他们两家人发一阵的感慨。我母亲的感慨不外乎是：一，亲生的孩子不能丢，你丢了自己的孩子就等于把他推向泥潭，他肯定要走瞎的，他肯定会堕落，没有好；二，别人的孩子不能要。别人的孩子是白眼狼，怎么喂也喂不熟，你管重了他会恨你，和你对着干，而不管他任由他发展也肯定不行，你不管他，他长大了也不会顺着你，等于是白养。反正是不能要别人的孩子。“你看看李明，你看看刘义超，这不是明摆着的例子么？还用我多说？谁家的父母要是有良心，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去？你看看，会成什么样子？”一旦坐到饭桌前，我的耳朵里就会灌满了她的感慨，她会反复地说给我的两个耳朵听，一个也不能少……我不搭话，我的哥哥也不搭话，他把菜叶咬得咬牙切齿。如果我告诉你，那时李恒正在闹离婚，他决定把自己的女儿让“前妻”来带，而他，准备娶的新妻子，则带着一个男孩——我母亲的感慨想必就更容易理解了。

她总是以刘义超和李明做例子。她选择这样的例子带有明显的倾向。在我母亲大发感慨的时候我哥哥李恒会悄悄离开饭桌，到屋里，选择一张报纸或是一本书来看。他挡住了眼睛同时挡住了耳朵。“以偏概全。”我哥哥很不屑，他觉得我母亲见得太少了，而且戴着有色眼镜，村上，别人家那些“拾来的”孩子不都挺好的么，何况，两边的孩子都是跟着自己的母亲，差不了的。

这些节外的话题暂时打住，现在，让我说说刘义超和李明都干了些什么吧。

6

很难说他们两个的“堕落”和自己的身世之谜有什么关系，但也很难说就没有关系。在写下这篇文字之前我就不断地想这个问题，可我没有答案。还是那句话，任何概念，任何确切，似乎是对的，但一旦落实到生活上，它就小了，就像一只鹰在天空中飞过，它翅膀的阴影无法笼罩住整个大地那样。这也许不是一个很恰当的比喻，可我也想不出更好的比喻来了。就是那个意思，你知道，你懂得。

还是说说，在之后几年里，刘义超和李明都干了什么吧。

他们俩烧毁了赵祥忠家的麦秸垛。春节刚过，小卖部里的鞭炮还有不少的存货，刘义超和李明买了两挂鞭炮，一袋瓜子。临走，刘义超指着新进的风筝：“这个多少钱？我不要线，要线也没什么用。我要用它来引火，点赵瞎子的麦秸垛。”他把风筝递到李明的手上，然后问低头数钱的赵增婶婶：“婶婶，我这个点子好吧，有想法吧？你也不夸夸我。”

他们把赵祥忠家的麦秸垛点着了就爬到另一个麦秸垛上。没错，他们先点着了风筝，这只不会飞的笨鸟带着长长的烟一头扎进了麦秸垛，却没像刘义超想象的那样立即蹿起火苗，李明不得不蹲下去朝着笨鸟的肚皮吹气。火焰起来了，升起的火焰吸引了许多人，很快，赵祥忠也赶过来，他的手里还提着一把铁锨。

谁？谁？谁干的？是他妈谁干的？

是我。刘义超从麦秸垛上站起来，是我。我干的，怎么啦？说着，刘义超还从身侧抓起已经拆好的几个鞭炮，将它丢进火焰里。“赵祥忠，我为什么这样做你应当清楚。你最好在一边看着。要不，过来一起吃瓜子？”

可以想見赵祥忠的愤怒。何况，他的手里还有铁锨。要知道在村里，赵家向来算是一霸，他们家事事占先，所有人都避让三分。赵祥忠绝没想到有人会用这样的方式挑衅，给他屈辱。总能绘声绘色的强哥哥曾给我描述过那日的场景，他让我这个聆听者都捏了一把汗，为他们双方。大战一触即发，赵祥忠当然不肯退缩，“你们也不打听打听，我们赵家五虎怕过谁！小毛孩子，也敢太岁头上动土，是活腻歪了吧！”站在麦秸垛上的李明也做出意欲拼命的姿态，他掏出怀里的刀子……只有刘义超不慌不忙。他低着眼皮，一个一个地嗑着瓜子：“看你能的。李明，没你的事儿。赵祥忠，我也告诉你，救火你尽管救，我不拦。你不是拿了铁锨么？最好一下拍死我，一下拍不死两下也行，今天，我也没带家伙，由你处置。但今天你弄不死我，你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说着，刘义超把一挂鞭炮丢入火焰，火焰中蹿出噼噼啪啪的烟。“李明，没你的事儿，你往后站。”刘义超还是不慌不忙。

可赵祥忠，手里有着一把长铁锨的高个子赵祥忠却慢慢地矮下去，一寸一寸。赵家五虎，除了还在监狱里的老二，其他的三虎也都来了，可他们都停到外围，远远地看着。他们和拿着长铁锨的赵祥忠一起看着，看着烧灼的火焰和浓烟，看着麦秸垛一点点见矮，看着它们成为灰烬，随后这些灰烬又在风中四处散去。“算你识相。”刘义超把剩下的大半袋瓜子丢在灰烬中，那时，火焰已经基本熄灭，但余下的热量还足够将那袋瓜子引燃……“没事了。”刘义超冲着四周看热闹的人们抱拳拱手，“我和赵祥忠的梁子解了，以后，井水不犯河水。”

赵祥忠只是看着，他呆得就像一只真正的木鸡，那把有重量的铁锨已成累赘，可他放也不是。赵祥忠和赵家其他的三虎，只是看着。那两个不过十八九岁的邪恶少年拍拍他们屁股上的尘土，摇摇摆摆地离去。这是一个很让刘义超他俩“扬威”的事件，事后，强哥哥像我母亲那样大发感慨：“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老俗话可真没有错说的。赵义超不要命，五虎也就怕了。要是换了别人……”

可，刘义超为什么非要烧赵祥忠家麦秸垛？他们之间有什么过节，这过节是怎样形成的？我的父亲母亲、二叔和强哥哥都没有打听出来，赵祥忠为此守口如瓶，而刘义超和李明也同样如此。多年之后，我是说经过了漫长的时间之后，刘义超被抓进了监狱，而李明已经是干涸河沟里的鱼虾，“改头换面”，然而强哥哥问他为什么要烧赵祥忠家麦秸垛？他的回答是“不知道”。是刘义超和赵祥忠的事儿，他只是跟过去的，什么原因，他根本不清楚。

他们还经常和村上、镇上一些很让人头痛、很让人不齿的“混混”混在一起。人们不止一次地看见，刘义超他们骑着一些漂亮或不漂亮，新的或旧的摩托在街上飞奔，一路扬起厚厚的尘土，那些尘土要飞扬很长时间才会散去。他们成了酒馆里的常客，喝醉之后就会惹是生非，弄得一片狼藉。“砍他”成了刘义超和李明嘴边出现最勤的词儿。相对而言，李明说得最多也最清脆，可是真到“砍他”的时候，李明总会比刘义超慢半拍。这半拍后来也救了李明。第一个喊出“砍他”的李明却因为并没有行为实施而成了从犯，何况刘义超还把“砍他”这样的呼喊也揽在了自己身上，他说是自己喊的，也是自己先动手的。（多年之后，李明改头换面，已经没有半点儿“侵略性”，有次他和喝多了的赵家第四虎赵祥林遇到，赵祥林二话不说上前就给了李明两记响亮的耳光，而李明竟然一声不吭地溜下河坝，从树林中间逃之夭夭。）

在刘义超被捕前后，前面的李明和后面的李明完全是两个人。在刘义超没有被捕之前，李明一个人出现的时候也总是提着一把雪亮的刀子，可刘义超被捕后，他的刀子也消失了——仿佛是，被捕的刘义超把李明的刀子也带走了。刘义超，就是李明握在手里的刀子，现在，没了刀子的李明就是一个软柿子。

他们一起偷过自行车、钢筋、摩托车和烟酒，这是刘义超被捕之后交待的，其实他不交待我们也都清楚，街边上丢了烟酒和自行车的小商贩们也都清楚，但有什么办法，即使死命将他们咬住把东西追回来，让他们还钱，但这些事都不足以判什么重刑，可这些不计后果的亡命徒一旦出来报复……算了吧，破财免灾，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刘义超被捕后交待了很多他做过的混账事，尽管有些事是他和李明或李明们一起做的，但在被捕之后，刘义超把多数的责任都揽在了自己身上。“义超义超，就是义气。”后来被带走询问的李明只拘留了六天就被放出来，当人们问及，李明总是以它为开场。六个月后，李明开始慢慢改变口径，那时我们早已得知：刘义超，被判了八年。

那时时间还早，我是说故事发生的时间还处在二十世纪，那时农村里的混混儿还只是混混儿，他们还不懂得强买强卖，还不懂得收取保护费，还不懂得垄断某个市场哄抬价格并用威逼利诱的手段将对手们赶走……有的，只是些地痞式的蛮力。那时，刘义超们的打架也只还是打架，包括混混儿们的火拼，他们当时只是想挣个先，让对方服气，并没有在其中掺杂什么价格之战……“浩叔，我们那时候……”刚喝过酒的李明本想和我多说几句的，按他的话说是给我“提供素材”，“你们这些作家，就会在屋子里闭门造车，根本不了解生活，写出来的东西谁爱看？你们得下来多体验体验生活……”

同样喝多了的强哥哥却不容他说完。“走走走，你回去睡觉去吧，你才上了几年学，知道个素材就了不起啦？就你那些破事！”“强叔你别这么说，你的破事儿我也知道，想当年大婶婶怀着小环，计划生育的人来村里抓人……”“走走走！”强哥哥几乎是恼怒，“盐里有你，酱里也有你，就你的话多！睡觉去吧！看把你能的！”

强哥哥制止李明说完的事情我其实是知道些的，那时我还在县里上班。在这篇小说里我要说的是刘义超和李明的故事而不是强哥哥的故事，他要掩饰起来的事在这里我也就不再提了。在这里，我愿意继续把灯光投向刘义超和李明。

那时他们的家庭都不算富裕，可偷盗销赃足以让他们在那时花钱如水。据说，刘义超还和某个东北的逃犯建立了联系，他为他和他在东北的手下传递消息，而这，恰恰是最终暴露刘义超、被警察盯上的那根藤。本来那天，酒后的李明是想和我说这些的，但强哥哥打断了他，第三天，我再遇到李明并和他聊起东北逃犯，他的回答却是：“浩叔，我不知道这事儿。要是有，也是刘义超自己和三地主他们联系的，他们没跟我说过。要是我牵扯了这些案子……”我知道我错过了机会，也许，再也不會有那样的机会，他愿意说，并且滔滔不绝。

那时，他们还经常去某某洗头房，某某歌舞厅，某某理发馆之类的场所，这个“某某”是镇上心照不宣的代指，大家知道，却往往都不说出来。在这篇小说的叙述中我依然遵循旧有的原则，虽然已经事是人非，虽然那些某某洗头房、某某歌舞厅都已不复存在，而我离开近二十年了。那时候，“红灯区”或“小姐”这样的词刚刚在风草村这样偏僻的地方被人提及。有人看见，不止一次地看见，刘义超或者李明，他们中的一个，在凌晨，天色刚有些许微亮的凌晨，从某某洗头房或某某歌舞厅的小姐的房间里走出来，只穿着一条短裤。刘义超或李明，他们中的一个，冲着某个偏僻的地方撒完尿后，就又颠颠地跑回到房间里去。他们还……这没什么好说的。你可以自由联想。

7

除了这些，刘义超和刘建亮之间的战争也愈演愈烈。有天夜里刘建亮睡得正香，刚从声色犬马的酒局上返回的刘义超走进院子就听到了刘建亮的鼾。据说，他本是想不去理会刘建亮的，可刘建亮的鼾声实在巨大吵得他心烦，加上磨牙，放屁，最终让酒后的刘义超新仇旧恨，忍无可忍。由于酒精的缘故（当然，这是刘义超的说辞），刘义超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解开裤子，冲着刘建亮鼾声中张开的嘴撒尿。尿把刘建亮给浇醒了也浇急了，他翻身，甩手，狠狠给了刘义超一记响亮的耳光。

再次略去之间搏斗的场面，我不是强哥哥，我对这样的场面缺乏叙述的兴趣，虽然在这篇文字不得不渗出些血腥的气息，虽然这份气息来自于我要说的故事，也来自于具体的生活。我对这样的场面缺乏叙述的兴趣，它，不是我的重点，当然呈现一个和生活相关的故事也不是我的重点，我一直试图在呈现中埋下问题：一定如此？非如此不可吗？有没有更好的可能……这又是题外的话了。回到故事，直接进入搏斗的后果，这时的刘建亮早已不是对手。他为自己扇出的耳光付出了代价：脸青了，眼肿了，鼻子破了，耳朵破了。更大的代价则是，他右手的食指两处骨折。

第二天，得意扬扬的刘义超出现在我二叔家的院子里，他顺手摘下还很嫩小的两个小辣椒，放进嘴里：“二叔，这下，他至少一个月不能打麻将了。我知道你们烦他，我帮你们解决了。”辣椒虽小，却是很辣，它让咀嚼着的刘义超一脸的扭曲。

不是没人规劝，不是，我爱管些闲事的父亲就去专门找过刘义超，他是中学老师，在我的《乡村诗人札记》中曾提到了这一点，不过他没教过刘义超，那时，我父亲调到了县农业中学。我父亲说，刘义超对他倒是留了情面，但没效果。他甚至和我父亲说了一句重话：我和他势不两立。强哥哥也劝过，刘义超和当地一些混混认识还是强哥哥搭的桥，自然也留几分面子，但同样是没效果。“你知道他天天从一醒来就哼哼叽叽地骂我，咒我，我要是能忍当然会忍下去的。可我实在忍不了了。他从来没把我当儿子，我只是他的出气筒，在外面没能耐，可一到家里……”“我现在这个样子，都是因为他。”强哥哥说这是刘义超的原话，“我现在这个样子，都是因为他。”

不止一次，刘义超表达过对我二叔二婶的感激，他说他记得，有几次要不是我二叔二婶的出现他早被那个刘建亮给打死了，打残了……我二叔当然要出面，他不能不劝。据说开始的几次，刘义超还默默听着，甚至有懊悔之意，但后来他的耳朵就塞进了棉花。他对我二叔说：“二叔，你要有什么事，无论是什么事，哪怕是要人命的事，我刘义超二话不说，只要你吩咐。但我和刘建亮之间，你就别管啦。你也管不了。”

村上也找过他，在他把刘建亮的食指打成骨折那次，警察也来找过，最后却不了了之。据说在关键时刻刘建亮作了伪证，他说食指的骨折是他自己不小心弄的，是他骑车摔在了桥栏上弄的，和刘义超没有半点儿关系。“可刘义超都承认了，是他打的……”刘建亮的回答是：“不对，他是恨我。他是恨我才这么说的。”事后，刘建亮极力否认这个据说：“怎么可能？在这时候我还为他撒谎？他不认我这个爹我能认他是儿子？我才不怕丑呢，我的脸早就丢光了我还怕什么！我恨不得他进去，坐他十年八年，坐到死！一颗枪子枪毙了才好！我们早就不是父子啦，他又不是我亲生的……我就是养了只狼，我就是养了个仇人啊！”

他们早已不是父子了，在刘义超知道自己的身世之后他们的“父子关系”就变得……这层薄弱的关系已经坍塌。后来，刘义超还踩着坍塌的废墟，把一张并不规则的白纸贴在了一面断壁之上。那是一张“告示”，告示是以刘建亮的口气写的，他说他根本不是刘义超的父亲，他不配做刘义超的父亲，所以从今天开始他和刘义超脱离父子关系。后面是刘建亮和刘义超的签字。我看过那张告示，刘义超的签名写得很大，也很有力，就是太难看了。在他签名的上方，还有一块看不清颜色的污迹，偶尔有苍蝇会落在一旁——我猜测，那块污迹的形成也许缘于刘建亮的血，是从他鼻孔里滴出的。

刘义超站在告示的下面。他脱掉上衣，把身上的疤痕一条条地指给我们看：“这都是他打的，他打我就往死里打，也不管我有错没错。他没有把我当过儿子，我就是他的尿壶，是他的出气筒，是他的奴才！他一天也没把我当成是他儿子，也没把我当成是个人！我都记着呢，我会加倍地还给他！我这样做，谁也没资格骂我，没资格管我！在这里我也告诉你们，以后，谁再多说一句，我也就不客气啦！”

在我调到省城的前一年春节。它值得记下。

刘建亮被刘义超赶出了家门。他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袄挨家挨户地拜年，说些祝福的、吉祥的话，然后就是要杯酒喝。那天刚下过一场雪，雪下得不大，只在地面上造成了一点点的泥泞，脚印落下去，地面会显得更为肮脏难看。无处可去的刘建亮只好挨家挨户地去拜年，当然这里面有企求可怜的性质，有指控刘义超的性质，我们都能看得出来。等他来到我们家的时候已经喝醉了，可他还是坚持：“哥哥嫂子，给我杯酒。不、不、不要筷子，我这么脏，侄子们会嫌弃我的。哥哥嫂子，你们好，你们过年好。愿你们一切都好，大侄二侄，我也给你们拜年啦。”在我大哥给他去倒酒的时候，他把冻得发紫的双手伸给我们：“我在外面待了一天了。大过年的，这个杂种就这么狠心，他就是杂种，就是狼心狗肺。我说他是杂种是真的，要不怎么会让我……我这辈子。看看你们多好。哥哥嫂子，看看你们多好。”

说着说着他就哭了，他的哭把我母亲也哭成了泪人。他把酒喝下，没吃一口菜。“我走啦，哥哥嫂子，过年好。过年发财。”走出门去，他似乎是自言自语，却说得极为清晰：“我要杀了那个狗杂种。我要为民除害。”说这句话的时候可看不出半点儿的醉意来。

他的一进一出，让我母亲成了泪人。这个可怜的人啊，这，哪是当年的石头啦……（被省略号省略的是我母亲一大串浸泡在泪水里的感慨，它和平时发出的感慨大同小异，不过这次我母亲在里面塞入了更多的情绪、泪水和抽泣之声。）“大过年的。”我哥哥本是试图劝止，可没想到他插入的这句话给我母亲提供了另外的方向：“过年，你还知道过年，你也知道这是过年！过年，我孙女呢，我孙女在哪？我告诉你，李恒，明天，我不管你用什么法儿，明天一定要把我孙女给我接回来！谁也不能给我孙女一点儿气受！谁让我过不好年，我也让他过不好！”

我不知道是我母亲的话产生了效果还是刘建亮的一进一出产生了效果，反正，第二天，我哥哥真的把他妻子和女儿接了回来，他的离婚在之后三年的时间里没再闹过。三年之后，提出离婚的换成了我的嫂子，谁也劝不住她，“这样的日子没什么意思，现在，你哥自由了。他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她做得决绝，离婚之后便带着孩子去了南方，后来我哥哥病重，病危，想见孩子一面，我们通过她的娘家联系到她，她本是答应带孩子回的，可直到我哥哥去世、下葬，她和孩子也没有出现。哦，需要补充一句：在离婚之后，我哥哥李恒一直孤身一人，那个带着男孩的离异女人也没有在他的生活里再次出现。

8

“我要杀了那个狗杂种。我要为民除害。”刘建亮说过这句话，不止一次，对不同的人都说过——当然他并没有真的去杀刘义超，他只是说说，只是反反复复地说，无论是刘义超还是别的什么人都没有真的当真。尽管他说得咬牙切齿，一副非如此不可的样子。回到家中，刘义超躺下便睡，通向他睡觉的炕的房门是敞开着的，灶台前有刀，屋外面有斧——如果刘建亮真的想把刘义超杀掉，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说实话在风草村有许多的人希望刘建亮真的付诸行动，我是那许多人中的一个，我母亲是，甚至我二叔二婶都是，李克锋是，李克锋家的也是……这个“许多人”实在太多了，然而咬牙切齿的刘建亮就是不行动。许多人就看不下去了，他们在刘建亮说起“我要杀了那个狗杂种，我要为民除害”的时候开始加油添柴，威逼利诱，甚至有人拍着胸口向他做出某种保证……可就是不见他实施。坏人死不了，好人不长寿，这是我母亲的又一感慨，当时发出这句感慨本来是针对风草村一位新死的中年人的，然而感慨之后她就转向了刘义超和李明：“这两个坏种。他们要是能早死就好啦。”

“我要杀了那个狗杂种我要为民除害”的话断断续续说了两年。这两年里，它已经尽失它的词意，“许多人”中的一些尖刻的人甚至开始讥讽：“得了石头，你说的这就是屁话，放屁还有味儿呢，你这话啥味儿都没有。你杀啊，你去杀啊，你要有种就不是现在这样子！只有夹尾巴的狗才见人就叫，咬人的狗根本不叫！瞧不起你这样的，一边去！”“你别以为我是不敢，我，我是……”刘建亮的眼里泪花闪闪，“她，她死的时候……”

他有理由，他总是有理由为自己辩解，谁信呢？我们见到的是，这两年里，刘义超的坏事做得越来越多，越来越肆无忌惮，这个越来越多和越来越肆无忌惮中也包括他狐假虎威的走狗李明。当然，刘义超和李明做的坏事更多是针对风草村外面的人的，“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他们还算懂得，所以风草村上的人尽管对他们有愤恨和恐惧，但还不至于必须要怎么着的地步。在风草村，最恨刘义超和李明的人应当是刘建亮和李克锋，其中的原因我不说你也清楚。在我母亲看来，他们是最可怜的受害者，是最直接的受害者。我母亲也是“最痛恨”群体中的一员，就是这个爹不是亲的，就是这个爹有千般万般的不是，你吃他的喝他的用他的，就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对待他。没良心。没人味。对于没良心的、没人味儿的人，就应当早点掐死灌死，吃他的肉撕他的皮喝他的血才对。“怎么就没人管管他们？”

怎么就没人管管他们？其实我们也这样想，我们也这样期待，不过我们不会像我母亲那样说出来而已。两年之后，我母亲的期待终成现实：刘义超被公安的人抓走啦！据说他都没有反抗，或者是没有来得及反抗，反正，有人看到他被塞入到警车里去的时候完全是一只绵羊。刘义超被抓走的时候李明就在他身侧，在那时，他完全是一个围观群众，甚至都没有和一路踢踢踏踏的刘义超打聲招呼，当然，更不会有什么别的行动。

“李明没事？”我母亲的疑问里包含了失望。

就是刘义超被抓走的那天下午，李克锋的媳妇泪流满面地推开了我们家门，一进门，她就开始“呜呜呜呜”地哭，像一片草叶的样子。“怎么啦，锋嫂子，你怎么啦？进屋去吧，我妈在里面呢。”我拉她，可我心里有着巨大的不解：刘义超被抓走了，她为什么会哭成这样？平时，她不也是痛恨刘义超吗，不是痛恨刘义超“带坏”了她家李明吗，她，她这番伤心为哪般？

她没有进屋，或者说，在她心里泛起的苦已经淹没了她，她像一个不会游泳却又落水的人，只在原地挣扎却辨不清方向。她，那么痛彻地哭着，已经把我母亲从里屋给哭出来了。

“这些该死的畜生啊。”她说。

“这些该死的畜生啊。”她说。只有这一句。

“这些该死的畜生啊。”她哭得更加惨烈，痛彻，几乎要把自己哭散了。

9

断断续续，我们明白了她的所说。

劉义超要了他们家的小巧。而这，竟然是李明的主意。没有错，这是真的，绝对是真的，这是刘义超亲口告诉小巧的，他说李明在很早之前找到他，要他和自己一起勾引小巧。“反正我们根本不是亲兄妹。我们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和这个家，也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李明说，他已经告诉了小巧，她和我们是一样的，只是“拾来的”，她和这家人没有半点血缘。李明还告诉刘义超，自从他知道了自己和小巧都不是李克锋的骨肉之后，就感觉和小巧比以前更亲了，可是，她竟然不和自己站在一起，她知道了就和不知道之前一样。他还说他恨小巧和这家人的关系，每次看到他们亲亲热热的样子自己就感觉心痛，他看不下去。

李明说，他希望刘义超和自己一起勾引小巧：“我可没少在她面前说你好话。”但刘义超拒绝了李明的提议，他说：“我要和小巧好是我的事，我不和你一起去。”他还警告了李明，“以后不许打小巧的主意，念头也不行！”我不想落什么闲话。你要敢打小巧的主意，我们就不再是朋友。”这些，是刘义超对小巧说的。

那后来……

刘义超要了他们家小巧。这些该死的畜生！现在，轮到我母亲开始恶狠狠地咒骂了。

我哥哥说：“锋嫂子你先冷静一下，事既然出到这了，我们也只能往后看……我觉得这事不能声张，这种事，吃亏的终归是女孩子，就是把刘义超这畜生多判几年也于事无补……”“对对对，”我也跟着附和，“嫂子，这事真不能声张，你得守住自己的嘴，以后小巧还得嫁人，这么好的个孩子……”

“可小巧，非要等刘义超出来娶她！”

问题在这儿。如果不是刘义超被抓走，他和小巧的关系很可能不会被克锋嫂子知晓，几年之后也许会“无疾而终”，可是现在她知道了，李克锋知道了。“你们也知道克锋那脾气……”

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会如何生气，会把什么样的话甩到小巧的脸上。我们猜得到这件事会造成如何的鸡飞狗跳，只是没有想到柔柔弱弱的小巧竟然有那么大的坚决。“她说，要先和刘义超领了证……这些没人味儿的畜牲们啊。”克锋嫂子在哭腔里甩出了鼻涕，“你说，你们说，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往后，我这日子可怎么过啊！”

“这帮该死的……”我母亲，也和她哭成一团。

10

我不知道哥哥的劝解工作是如何做的，我在县里上班，只有周六周日会回风草村，再说那时我还没有结婚没有恋爱——也就是说我缺乏经验，没有办法以过来人的身份说服小巧放弃或改变，所以只能由我哥哥去做。

但他并不顺利，很不顺利。

“你说说他做的那些坏事！说他偷东西……”说了，小巧知道。小巧说，他可以放出来后改，以后的日子穷富不怕，只要两个人好。

“你说说，他和李明在某某某发廊、歌舞厅里做的那些事！哪个好姑娘会跟这种不要脸的男人？”说了，小巧知道。她说没什么关系，她只要刘义超能对她好就行。“你就没说，刘义超和赵四媳妇……有一腿？”她知道，她也知道，她们还一起吃过几次饭。小巧说，她不在意。唯独让她放不下的，就是李克锋他们，她说他们受了太多的苦了。她想好好报答他们，但这件事，她希望他们能理解，也能体谅她一下。

“刘义超这种人狗脸蛋子，一不顺他的心就会翻脸不认人，嫁了他，能有个好？到时候还不让他害死！”小巧说，要是那样，她也认。不过，在她看来刘义超和别人说得不一样，不是那样的。她说，他变成这个样子，是因为他受太多委屈了。没人疼没人爱，他才变成这样子的，本质上，他心地不坏，而且敢作敢为，能护得住家。她还说，让我哥哥劝劝李克锋，如果李明想回来，回到这个家，家里还是收留他吧。她说，李明其实是知道对错的，他知道自己不对。知道不对还做，是他想反抗，他觉得自已实在委屈，尤其是得知自己不是亲生的孩子之后。

“她，就那么认定了刘义超？”我母亲百思不解，“你说这个小流氓，小恶霸，小巧这么好的孩子，怎么就看上他了呢？”

也许是，至少现在，是。我哥哥对着哭哭啼啼的克锋嫂子说：“嫂子，我看我们也别逼得太紧了，要是真出个好歹，真伤到的还是我们自己人不是？说实话嫂子我都有些后怕。我们还是先等等吧，说不定哪天她自己就想通了。我们现在这样压着，都去说她，她也放松不下来，是不是？”

“不是自己肠子里爬出来的孩子，就不能要，就不能留！”我母亲突然加大了分贝，她似乎忽略了克锋嫂子的在场，“养这样一些白眼狼有什么用？养个狗还能看家呢，养个猫还能抓老鼠呢，养个鸡还给你下蛋呢！不是从自己肠子里爬出来的，就不跟你一条心！”

“妈，你别这么说……”我哥哥拉拉她的衣袖，“克锋嫂子她也不是……”“我就是说给她听的！”母亲甩开我哥哥的手，“我也是说给你听的！你也给我听好了，没孩子我们不拾人家的，有孩子，我也不允许把她送到人家去！除非我死啦！”

多年之后我到天津开会，期间遇到了小巧，她已经嫁人，有了一个两岁的女儿。我和她的相遇当然不是偶遇，是她来找我的，她说她哥哥给她打了电话，说我要来天津。“浩叔，都多少年了！你那时，那么瘦。”我们聊着，找着各种各样的话题，我刻意回避了她和刘义超的那段往事——但她提了。她告诉我，刘义超出来了，在天津一家卖钢材的企业打工。“他其实是来找我的。”我说：“小巧，虽然我们没有直接的血缘但我一直把你当作侄女或妹妹来看，我们邻居那么久，心理上是亲近的。你听叔一句劝，你现在有了自己的家庭孩子，好不容易从泥潭里拔出来，最好是，最好是不要再和他有什么纠缠……”“浩叔，你放心。我知道怎么做。”她这样说，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转换另外的话题。“最近回过家不，你父母怎样，锋哥还那么爱打牌么，你们接他们过来他们还习惯不……”之后，我们又聊起风草村的旧人旧事，聊着，我提到赵家五虎，提到赵祥忠——“别提那个老流氓。”静静坐着的小巧突然直了直身子，打断了我的话，“一想起他来就恨得我牙痛，要不是他……”

说着，小巧的眼圈竟然红了。

11

刘义超被抓后不久李明也被抓了进去，不过只拘留了六天他就又回到了风草村，据说他被李克锋拒之门外：“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你也不是我的儿子，你走你的阳关道去吧！吃你的香的，喝你的辣的去吧！我告诉你，别来祸害我就行！”

可李明没走。据说，李明在外面跪了半个晚上。他说他知道错了，他说在小屋子里想明白了许多事情，懂得了许多事情。他在外面不停地拍门，直到李克锋的媳婦不顾李克锋的坚决反对而把门打开。

这个“据说”来自大伯家的强哥哥，当然他讲得远比我写出的更加绘声绘色。不过这个“据说”首先遭到了李明的否认，他说没有的事儿，他爸是训斥他了教训他了，但绝不是不让进门，李克锋针对的是他做的错事而不是针对他这个人。我父亲也否认这个说法，他说那天晚上他因为闹肚子先后去了不下十次厕所，如果李明真的跪在屋外拍门，他是能听见的，可那天他只听见了风声和芦苇丛里的虫鸣。就连李克锋也不承认有这样的事，他说没有，没这事，他没有把李明关在外面不让进——老人家都说知错能改就是好同志，孩子犯些错误，能改掉就好。能改就好。他说，李明是拾来的，但他也是我的儿子，以后还是。他说得极为认真，严肃，不过随后跟上的却是一个“操”字，一副好牌，独缺六条。和大家说话时，他的手没有闲着，可一走神儿，错把九条摸成了六条。（那段大约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的话说了没有三天，因为一件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小事，李克锋和李明就又打了起来。李克锋拿着一把扫帚，满大街地追赶跑得更加狼狈的李明：“臭小子，你他妈还敢犟嘴！我没你这样的不孝子！你爱上哪去就上哪去，老子不管你啦！”当然，这是后话。）

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提及刘建亮的反应，现在，应当轮到他了。我说过，二叔家距离他家很近，警察去他家抓刘义超时他正在我二叔家里，当时还是上午。我二婶和他说：“石头，警察来啦，看来是抓义超的，你回去看看吧！”他先是一惊，匆忙地站起来但到门口的时候又退回到长凳上。“抓吧，抓走才好呢。关一辈子才好呢！枪毙了才好呢！”

他在中午回了一趟家，但过了不久就又出现在我二叔家里。“找人，找人打麻将吧。”他推推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二叔，“你叫叫他们，老四，克锋，膏药……”我二叔没动：“现在才几点，人家都忙着呢，你先回去歇会吧，石头。”可刘建亮还是催，叫他们来，叫叫他们吧。还是二婶细心，她也来催我二叔：“起来起来，你听石头的，给他叫人。”说着，二婶转向刘建亮：“石头，有话你就说出来，别闷在心里。饭还没吃吧，我要不给你炒两个鸡蛋，馒头还是热的……”刘建亮站起来：“不了不了，我吃过啦。”他几乎是自语：“抓走了好，早就该抓走啦。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早盼着这一天啦。”

人召集齐，刘建亮坐在东风，他非要坐在那里：“今天就不调风啦，你们随便坐，随便坐。”麻将开始之前，二婶悄悄塞给他三十块钱，他的拒绝只坚持了一下：“我会，我会还你们的。”他的手竟然有些抖。

哎，这个石头。事后二叔颇有些感慨。那天刘建亮总说自己没事没事，这么大快人心真是求之不得，他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痛快了，他想的就是赢钱赢钱，“谁也不许欠钱！欠人家一分钱谁就是小狗！”牌桌上，有人提到李明（那天的牌局李克锋并没有在场）——这些坏小子都该抓走，把他们统统抓走才好！刘建亮说得生硬而坚定。不过还是看得出，他多少有些心不在焉。那天他的牌局并不顺利，很快，他就有了满头的大汗。

大约过了三四天。有人看见刘建亮骑着一辆很旧的自行车，车架上带着被子、褥子，还有脸盆和别的什么东西……那天风大，刘建亮骑得艰难，一路叮叮当当嘈杂的声响。那个人问他，是不是去看刘义超？开始他说不是，不是，不过后来又承认了。“我要告诉公安局，枪毙他吧，别再留着这个祸害！要不把他弄到沙漠里去，弄到煤窑上去，弄到……反正谁也不想再见到他。我要感谢公安局为民除害。”那个赶路的人和刘建亮要去的方向一致，在路上，也许仅仅是为了打发时间，他便随口又问了一句：“那石头你带着被子褥子干什么？”为什么？刘建亮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甚至试图用他的身体把后面的被子挡住——没什么，没事。

两个人在风声呼号的路上骑了很久，一路再也无话。慢慢地，刘建亮被落在了后面。就在那个人转弯准备走向另一个方向的时候，刘建亮追了上来，他几乎是在喊叫：“公安局要是不枪毙他，我就在公安局住，住到枪毙他的那天！我非要等他死了再回来！”

他给出的，是这样一个有着明显漏洞的理由。

12

到这里，我要说的故事已到尾声。它实在是个“故”事，它发生于我离开风草村之前，那时，我的母亲还健康地活着，甚至没有病，甚至隐秘得很好的血栓大约还没有形成。那时，我在县里的一家单位上班，周六周日会骑着缺油的自行车回家，布满了铁锈的链条偶尔会蹭脏我的裤角。那时，我的哥哥李恒也还活着，他处心积虑，试图离婚——如果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不足七年，也许会把处心积虑用在别的事上面。物是人非，是有这么一个词吧，写下它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它有了某种重量，之前没有察觉的，重量。

在刘义超被抓走之后，李明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就是不变成另外一个人，就是他的腰上还别着那把吓人的刀子，也没有谁还真正地怕他。每日傍晚，他会第一个出现在我二叔的家里，一边看着二叔一家人吃饭一边用力地去摸桌上的麻将牌。他的动作很像刘建亮。他渐渐地，变成了刘建亮——好多人都这么说他。一般来说他是没机会参与牌局的，他没钱，总赖账，那些伯伯、叔叔和爷爷们都不乐意和他一起玩，会直接把他推到一边儿去，不过他倒也不恼。牌桌上的四个人，谁也不能上厕所。否则，这个李明一定会以最为迅速的速度坐下去，也不管别人的脸色。上厕所的伯伯、爷爷或者叔叔回来也不再拥有位置。“我再替你打一把，就一把。”这一把，可能会直到调风或者散场。我二叔和桌上的伯伯、叔叔、爷爷们用当初对付刘建亮的方式对付他，在话里夹刀带棒，指桑骂槐——然而这并不起任何的作用，他也有和刘建亮同样厚度的脸皮。“你简直是第二个石头。”有人说，他李明就是刘建亮第二，他应当叫刘建亮叫爹才对。

李明可以选择性耳聋，他对那些刀棒、桑槐和别的什么东西都一律充耳不闻，面不改色，倒是同样站在后面的刘建亮有些挂不住脸。他不好发作。

二叔他们会注意到，刘建亮在阴影中艰难而僵硬地笑着，再站上一会儿，便找个机会悄悄地溜出门去。

他将有几天不会再来。而李明，还会天天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