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要作好文章”
朱熹评论韩愈、柳宗元有个说法：
……如韩退之、柳子厚辈亦是如此，其《答李翊》《韦中立》之书，可见其用力处矣。然皆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称赏而已。究竟何预己事，却用了许多岁月，费了许多精神，甚可惜也。（《沧洲精舍谕学者》）
这是批评韩、柳更用心力做文章，没有在钻研儒道上认真用功夫。这是表明他道学家立场的一种评论。韩、柳对儒道的理解和阐发，他们在儒学发展上的成绩如何，是古往今来多有争论的问题。但他们热衷文事，努力做好文章则是没有疑问的。朱熹又曾批评韩愈“裂文与道以为两物”。这倒合乎事实。他和柳宗元以及“古文运动”的许多作者确实是把文章写作当做与张扬儒道并重甚或更为重大的事业来对待的。下面看看他们是如何处理“文”“道”关系，如何努力“做好文章”的。
第一，他们从事创作的纲领是“文以明道”。这个说法最初见于韩愈在贞元九年（793）写的《争臣论》：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其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
柳宗元说法类似：
圣人之言，其以明道……道假辞以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
他们所欲“明”之“道”当然是“儒道”。通常说他们提倡的唐代“古文运动”与“儒学复古运动”相为表里。这大体符合历史实际。柳宗元等参与“运动”的几个人好佛，韩、柳在对佛教的态度和评价上发生争论，但没有改变这个“运动”处理“文”“道”关系的总体立场。当时韩、柳等一批知识精英把“安史之乱”以来朝政败坏、政出多门、国是日非、矛盾丛生等种种弊端的原因归结为儒道不彰，因此鼓吹所谓“儒学复古”，大力张扬儒道，以为挽救国事衰败的基本策略。韩愈在《孟尚书书》里痛陈秦、汉以来儒学颓败的严重形势，说“汉氏以来，群儒区区修补，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其危如一发引千钧，绵绵延延，寖以微灭”；又表示自己复兴儒道的志愿和决心：“使其道由愈以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柳宗元也一样。他虽然被远贬永州，身为系囚，仍表示“念终泯没蛮夷，不闻于时……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代，死无所憾”（《贞符序》）。他所说的“大道”，也是儒道。后来苏轼写纪念韩愈的名文《潮州韩文公庙碑》，今存文本开头两句十四个字，字字力重千钧：“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据说他为写好这个开头颇费斟酌，“不能得一起头，起行百十遭”。这里前一句指韩愈振兴儒学的功绩，后一句说他给后世作文提供了楷模。这也是概括韩愈功绩的两个方面。而就韩、柳的主观认识说，“文以明道”，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
后世有关“文”“道”关系的看法，有“道盛言文”之说。如欧阳修主张“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有更极端的“因文害道”说。如有学人问理学家程颐：“作文害道否？”他回答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通其大也……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对比之下，韩、柳的“文以明道”兼顾“文”“道”两个方面，主张“道”借“文”而明，“文”用以明“道”。这个提法确实有“文”与“道”并立、并重的意味，即朱熹批评的“裂文与道以为两物”。在实践上，为了实现“明道”的目标，他们则用功作文。如韩愈说：
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于古道者也。（《书哀辞后》）
柳宗元则说：
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于圣，故曰经；述于才，故曰文。（《杨评事文集后序》）
这样，他们必然用尽心力，“做好文章”。
第二，也因此，他们必然用心学文，特别是继承古人写作的艺术成就。这也就是所谓“文体复古”。韩愈说：
愈少驽怯，于他艺能，自度无可努力，又不通时事，而与世多龃龉，念终无以树立，遂发愤笃专于文学。（《答窦秀才书》）
他作《进学解》，用幽默自嘲的笔法回答他所教导的国学生员对他人生坎坷、遭逢不幸的讥讽，在讲自己“之于儒可谓有劳矣”之后，继而讲学“文”：
沈浸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
这讲的是自己用心钻研古代典籍，基本是儒家经典的情形。其中对具体典籍写法上的评论，如“谨严”“浮夸”等等，指的都是作品的表现风格和艺术特征，即是从写作技巧上着眼的。从中可见他学习这些典籍之所重。柳宗元同样十分重视作为“士”掌握“文”的技巧的重要。他在给岳父杨凭的信里说：
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与杨京兆凭书》）
他同样广泛研读古代典籍，具体态度和做法几乎和韩愈同样。他给弟子写信论文，列举古典名目，具体说明研习所得：
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把“取道之源”的儒家经典，和诸子、《离骚》《国语》《史记》等作品区分开来。这表明，他注重研习儒家经典，但在“为文”时又更广泛地从各类古代典籍中汲取艺术滋养。
第三，从事创作，他们的态度极其认真，精益求精，努力在写作技巧上达到更高的水准。韩愈曾对弟子介绍自己写作情形：
生所谓立言者是也。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巳矣。（《答李翊书》）
这里他当然是站在儒家立场说话，指出作文要以儒家修养为根底，可是具体谈到自己的写作，则强调其“难”，表明自己运思下笔，反复酌量，用了更多心力，下了更多功夫。柳宗元向弟子传授写作经验，说到写作时如何推敲、煞费苦心，意思和上述韩愈说法类似：
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他强调端正心态方面，认真刻苦，努力达到理想的“羽翼夫道”的表达效果。
第四，他们不随流俗，不拘成规，勇于突破传统，大胆创新。这是他们提倡“古文”成功的关键，也是发展文学散文取得成就的关键。韩愈说：
仆为文久，每自称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即必以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于今世也？（《与冯宿论文书》）
从这段文字可见当时文坛守旧势力之巨大，创新需要相当的自信和勇气。柳宗元的《乞巧文》则是用比喻手法表明自己的性格不能随附流俗机巧，也说到作文：
……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掩弄飞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宫沈羽振，笙篁触手。观者舞悦，夸谈雷吼，独溺臣心，使甘老丑。嚚昏莽卤，朴钝枯朽，不期一时，以俟悠久。（《乞巧文》）
这是写流行的骈文之鄙陋，最后借“天孙”之口表示：“汝唯知耻，谄貌淫辞，宁辱不贵，自适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坚汝之心，密汝所持。”是说自己绝不为潮流所裹挟，坚持革正文体的方向。
这样，韩、柳倡导“古文”，提出比较系统的理论主张，又有成功的创作实践，并能够广为宣传，招引后学，凭借他们卓越的才能和坚韧的品格，尽心尽力，终于取得全面革正文体和文风的成就，推动文学散文发展到真正成熟的阶段。
清代道学家程廷祚（1691—1767）曾批评韩愈说：
且退之以道自命，则当直接古圣贤之传，三代可四，而六经可七矣。乃志在于沉浸浓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戛戛乎去陈言而造新语，以自标置，其所操亦末矣。以此与八代争短长，纵使己所言皆在仁义道德，彼所言皆在于月露风云，而究无以相服。（《复家鱼门（晋芳）论古文书》）
这是说韩愈自恃继古圣贤而张扬儒道，但实际用力处则在“作为文章，戛戛乎去陈言而造新语”，这样作出来的文章根本不能与“八代”争短长。这种批评，显然不清楚韩愈和唐代“古文”家们虽然主张复兴“儒道”，但并不忽视“做好文章”；他们标榜文体“复古”，又并不是要“模古”。而是以“复古”相号召，寓创新于“复古”。这样，他们终于终于创造出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型“古文”，发展了作为文学创作的散文。
骈、散间行
文学发展是个前后连续的过程。前面韩、柳自述学习“古典”情形，他们对前人的创作成果能够广取博收，从多方面受益。他们写作“古文”，本来直接承继的是南北朝的文学传统，包括他们大力批判的骈文。他们倡导“古文”、写作散文得以成功，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批判地、又是成功地继承了前代骈文积累的艺术成就。如清人刘熙载（1813—1881）所说：
韩文起八代之衰，实继八代之成。盖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矣。（《艺概·文概》）
刘开也曾指出：
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有也。（《与元芸台宫保论文书》）
如本刊刊载的《说“四六”》一文指出的，构成骈体的基本要素有四个：对偶，声韵，典故，辞藻。这本是汉语文长期发展逐渐形成、完善的有效的表达手段，是写作艺术的成就。骈文的偏颇、失误不过是在应用上把这些手段程式化、片面化而走向极端和歧路了。晋宋以来几百年骈文创作取得的艺术成果是有价值的。韩、柳等人写作“古文”取得成功，也在于积极地汲取、批判地借鉴了这些成果。
首先看对偶。前面介绍钱钟书对《岳阳楼记》的评论，明确指出其中以排比、对偶描写四时景象对江淹的《四时赋》有所继承。汉语单音节，汉文方块字，自然形成汉语文便于利用对偶来表达并列、正反、对应、重叠等相对的内容，取得口吻声情上整齐、平稳、和谐的效果。清人包世臣（1775—1955）指出：
讨论体势，奇、偶为先。凝重多出于偶，流美多出于奇。体虽骈必有奇以振其气，势虽奇必有偶以值其骨。仪厥错综，至为微妙。（《艺舟双楫·论文》）
唐代“古文”家解散文体，并不废对偶，能够从文章结构到具体行文灵活、自然地把对偶融入到行文之中。就文章整体构思说，如韩愈的《送穷文》，写自己“穷鬼”缠身，分别描写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等五穷；柳宗元的《乞巧文》，用自嘲的口气写“臣拙无比”，按行、言、文几方面来描摹机巧狙诈的种种丑态。这大体同于刘孝标《广绝交论》的写法，后者揭露“叔世民讹，狙诈飙起……素交尽，利交兴”，描写社会交际风气败坏“其流五”即势交、贿交、谈交、穷交、量教五者，“殉利之情未尝异，变化知道不得一”。韩、柳的文章“模拟”的痕迹是很清楚的。就具体行文说，韩、柳的不少文章，如韩愈的《进学解》《子产不毁乡校颂》《原毁》等基本是整齐的骈偶句式，又常常把骈词俪句融入到散体之中，使文章显得既整饰又自然。这是骈、散结合技巧的一种发展。如《张中丞传后叙》里为张巡、徐远守睢阳城辩护一段：
当二公之初守也，宁能知人之卒不救，弃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虽避之他处何益？及其无救而且穷也，将其创残饿羸之余，虽欲去，必不达。二公之贤，其讲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不追议此，而责二公以死守，亦见其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
这样的行文是散体，但用了不少对偶句，有些是松散的对句。同样，如柳宗元的名作《捕蛇者说》里捕蛇人所说：
君将哀而生之乎？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而徙尔，而吾以捕蛇独存。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吾恂恂而起，视其缶，而吾蛇尚存，则弛然而卧，谨食之，时而献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其余则熙熙而乐，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耶？
这和《张中丞传后叙》一样，基本是严格的或松散的对偶句，以整齐、复叠的形式造成强烈的表达效果。清代的刘开曾说：
骈之与散，并派而争流，殊途而合辙。千枝竞秀，乃独木之荣；九子异形，本一龙之产。故骈中无散，则气壅而难疏；散中无骈，则辞孤而易瘠。（《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
所以，“古文”家借鉴骈体的对偶技法，把骈词俪句纳入散体之中，遂能兼得二者表达的优长。
对于骈体讲究的声韵，“古文”家们写作时同样相当注意。韩愈介绍作文经验，明确提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答李翊书》）一项。“言之短长”指句子节奏，“声之高下”则指声韵。不过他的“古文”不再对词语的平仄对应作公式化的严格要求，只求“引物连类，穷情尽变，宫商相宣，金石谐合”（《送权秀才序》），即声调符合文情，做到抑扬合度即可。韩愈的“古文”文句长短错杂，节奏朗畅，韵律协调，形成流畅自然的语气文情。例如名作《伯夷颂》，第一段以长句作议论：
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巳，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
这是两个长句，松散的排句层层递进，一气灌注，造成不容辩驳的强势语气。再如《送李愿归盘谷序》一段，描摹当时士大夫三种不同的人生境界：
人之称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坐于庙朝，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则树旗旄，罗弓矢，武夫前呵，从者塞途，供给之人各执其物，夹道而疾驰；喜有赏，怒有刑，才俊满前，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曲眉丰颊，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惠中，飘轻裾，翳长袖，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妒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之所为也。吾非恶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车服不维，刀锯不加，理乱不知，黜陟不闻——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处秽污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徼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
这则多用短句来形容，又多用对句，骈、散间错，语感轻松而灵动，并列写出三种人生境界。世态人情，穷神尽象，褒贬讽喻意在言外。关于这篇文章，据传苏东坡曾表示：“欧阳公言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余亦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序》一篇而已。平生欲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
构成骈体要素的第三、四两项，典故和辞藻，“古文”家们所做变革较大：典故少用，更忌用僻典，也不更多讲究华词丽藻。不过“古文”写作并不芜杂轻率，下字用语还是经过认真推敲的。这从上面引用的文章片段可以看出来。
蒋湘南评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的看法说：“浅儒但震其起八代之衰，而不知其吸六朝之髓也。”（《与田叔子论古文第二书》）事实是，正因为唐代“古文”家们不仅积极地继承先秦盛汉“古文”的内容充实、质朴无华的优良传统，对于六朝骈文的成就和流弊也能够有所辨别，辨证地加以“扬弃”，吸取其有价值的艺术成果。这样，在全面继承前人留下的艺术遗产的基础上，创造出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型“古文”，并用这种“古文”写出优美的文学散文。
余论：真正意义的“作家”队伍形成
宋人张耒（1054—1114）评论韩愈说：
韩退之，以为文人则有余，以为知道则不足。（《韩愈论》）
王阳明（守仁，1472—1529）则说：
退之，文人之雄耳。（《传习录》卷上）
明人胡震亨（1569—1645）在王阳明的说法上又加一句：
退之亦文士雄耳。近被腐老生，因其辟李、释，硬推入孔家庑下，翻令一步那动不得。（《唐音癸签》）
这都是说，韩愈本是“文人”。唐代的“古文”家们，还有诗人们，有些在政治上活跃，有些在思想理论上有所建树，具有多重身份。具体到韩、柳，也都可视为政治家、思想家。但他们中大多数的基本性格应当算是“文人”。他们基本是庶族出身。到隋唐时期，魏晋以来的士族专政体制瓦解，庶族“文人”地位上升，成为社会上的重要力量。他们依靠政能文才进身，其中能力、才华卓著的可以通过科举谋得高位，当然另有些沉寂下僚乃至布衣终生。本来汉魏以来，从事写作的上自皇帝、亲贵，下到大小臣僚，写诗作文都是他们的“余事”，不存在以写作为专业的“作家”。而到唐代，庶族知识精英不论是得意高升的，还是背运沉沦的，虽然大都有求举觅官的经历，许多人担任过朝廷内外的官职，但他们都经过写诗作文的基本训练，写作乃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他们的基本性格应当算是“文人”，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专业的或兼职的“作家”。例如李白、杜甫，曾担任过大小不同的官职，实际一生事业主要是写诗；韩、柳也大体一样。柳宗元贬到永州十年，名义职衔是“司马”，且是“员外置”，即在正式编制之外，实同系囚。他没有职事，能够全身心投入创作，实际是专职“作家”。正因为有了这样众多“文人”构成的“作家”队伍，才造就了唐代文学全面繁荣的局面。
因为有了专职和兼职的“作家”群体，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随之发生重大转变。这大群“作家”里许多人能够解脱朝廷臣僚身份的羁绊，作为创作主体从事文学创作；能够尽心尽力钻研写作技巧，不断提高创作的艺术水平；能够摆脱“应用”为文的限制，写出主要是供人欣赏、具有更高美学价值的作品。总之，这些人能够把文学创作当做人生的主要事业，写作真正意义的文学作品。
这样，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们可看作是真正的“作家”“散文家”。
唐、宋诗文名家如林，名作众多，造成诗文创作高度繁荣的局面。不过写“诗”作“文”仍延续传统，是士大夫阶层的事。宋代进入中国历史上的“近世”，平民社会的新型文化形成，新兴的文学样式小说、戏曲繁荣起来，出现另一支创作小说、戏曲的“作家”队伍。这个队伍主要是更接近民众的士大夫和民间艺人构成的。在这种局面下，以士大夫为创作主体的“文”与“诗”的创作终究受到局限，也就难以再创造出唐、宋那样的辉煌了。结果，韩、柳等唐、宋“古文”家们创造的散文艺术高峰也就难以超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