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吕伯恭 朱熹
自顷谋归，即无暇奉问，而辱书至三四，感慰不可言。近书报及饮食衣服已不须人，尤以为喜。吾道之衰，日以益甚，天意亦不应如此之恝然也。比日庚暑，伏惟尊候益轻健。熹一出两年，无补公私，而精神困弊，学业荒废，既往之悔，有不可言者。自去年秋冬灾伤之后，不能求去，以及今春，遂有江西之命。又俟代者，至闰月二十七日方得合符而归。初欲乘此一走长沙，自彼取道分宁，往还甚径。寻以女弟之讣，悲伤殊甚，谊不可以他适，遂罢前议。替后只走山南山北旬日，拜谒濂溪书堂而归。以四月十九日至家，虽幸息肩，又苦人事纷冗，老幼病患，未能有好况。然大概已是入清凉境界中矣。
道中看《中庸》，觉得旧说有费力处，略加修订，稍觉胜前。计他书亦须如此。义理无穷，知识有限，求之言语之间，尚乃不能无差，况体之身、见诸事业哉？稍定，从头整顿一过，会须更略长进也。
子静旧日规模终在，其论为学之病，多说如此即只是意见，如此即只是议论，如此即只是定本。熹因与说既是思索，即不容无意见；既是讲学，即不容无议论；统论为学规模，亦岂容无定本？但随人材质病痛而救药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为多是邪意见、闲议论，故为学者之病。熹云如此即是自家呵叱亦过分了，须著“邪”字、“闲”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禅会耳。又教人恐须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顿，方始说得无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概挥斥，其不为禅学者几希矣。渠虽唯唯，然终亦未竟穷也。
来喻十分是当之说，岂所敢当？功夫未到，则乃是全不曾下功夫，不但未到而已也。子静之病，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禅底意思，又自主张太过，须说我不是禅，而诸生错会了，故其流至此。如所喻陈正己，亦其所诃，以为溺于禅者。熹未识之，不知其果然否也。大抵两头三绪，东出西没，无提撮处。从上圣贤，无此样辙。方拟湖南欲归途过之，再与子细商订，偶复蹉跌，未知久远竟如何也。然其好处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他时或约与俱诣见，相与剧论尤佳。俟寄书扣之，或是来春始可动也。
敬夫遗文不曾誊得，俟旦夕略为整次写出，却并寄元本求是正也。詹体仁寄得新刻钦夫《论语》来，比旧本甚不干事。若天假之年，又应不止于此，令人益伤悼也。刘家事极感垂念。渠家为闲人来问者多，颇费应酬，又招怨怒，亦欲早闻定论也。塾子蒙招，令写《纲目》大字。渠懒甚，向令写一二年《大事记》及他文字一两篇，竟不写来，不知竟能为办此否耳。意绪本自不佳，见此等事，益令人叹惋，奈何奈何！子澄相聚月余，意思尽好，直至湖口渡头，方分手也。闻淛中水潦疾疫，死者甚众，闻之令人酸鼻。诸公直是放得下，可叹服也。未即承教，引领驰情，切冀厚自爱重，以幸斯人。
〔注释〕顷：不久前。辱书：受人来信的谦词。恝(jiá)然：无愁貌。庚暑：与庚伏同义，即三伏。俟：等候。径：捷速、直接。谊：意为从情谊说。息肩：卸去负担。费力处：指意义不明、难于理解之处。差：错。意见：己意私见，谦词。渠：他。挥斥：原义为奔放，此作痛加批判指斥。过：偏、偏激。错会：错误理会。流：流弊。果然否：是不是这样呢。两头三绪：与下面“东出西没、无提撮处”是同一意思，即根据不足而无法寻找正确答案。辙：车迹，此指仿效、榜样。拟：打算。掩覆：掩盖。剧论：激烈地论辩。扣：斥询。整次：整顿编次。不干事：不如。塾子：指朱熹儿子朱塾，随吕伯恭学习。意绪：心情。淛：同浙，浙江。
(汤勤福)
〔鉴赏〕南宋淳熙八年，陆九渊访朱熹于南康。朱子率僚友与诸生俱至白鹿洞书院，请陆子升讲席。陆子为讲《论语》义利章，表达了鹅湖之会以来心学方法论上的某些转变，受到朱熹的赞赏。朱陆双方继续就为学工夫进行讨论，其论辩内容，朱熹在与吕伯恭的通信中多有记载，本文即是其中重要的一篇。
全文四层，开头至“入清凉境界中矣”为第一层，向友人寒暄问候，略述近况。自“道中看《中庸》”至“须更略长进也”为第二层，由修订《中庸章句》而总结出理论认识。自“子静旧日规模”至“然终亦未竟穷也”为第三层，对陆学所云“意见”、“议论”、“定本”之说提出不同意见。第四层自“来喻十分是当”至结束，进一步分析陆学之病的禅学实质。
自淳熙五年朱子差知南康军，两年中曾数上书请祠，皆未得允，因有文章开头“谋归”之说。淳熙七年秋，南康军大旱，盛暑中，朱子竭力措置，为荒政之备；恐怖忧劳，无顷刻之暇。至八年三月任满，改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待次交接后，乃于闰三月二十七日离郡东归武夷，四月十九日到家，“虽幸息肩，又苦人事纷冗，老幼病患，未能有好况”，这是朱子近年来个人经历和心情的简况。
在离郡东归的日子里，他一路上反复阅读《中庸》，发现旧说有勉强牵就处，复为作修改。宋代理学，本重四书过于五经，至朱子乃竭毕生精力而为《四书集注》，于义理发挥尽致，成为朱子之学大有影响于后世的最主要著作。朱子34岁为《论语要义》，43岁为《论孟精义》，至50岁前已完成《大学》《中庸》注，成《四书集注》，此后历20余年仍改订不辍，于此可见一斑。他由改订《中庸》，进一步认识到义理无穷，知识有限，注释前人言语尚难免差讹，若体之于身，行之诸事，岂不更有甚者？他由此想到将《中庸集注》再整顿一过，也想到与陆子的论辩。
朱陆学术异同之争，有较长的发展演变过程。淳熙二年的鹅湖之会是其开端。这年六月，朱熹送吕祖谦至信州铅山鹅湖寺，与陆九龄、九渊兄弟就为学工夫等方面进行论辩。朱陆分歧主要表现为是否承认读书讲学为修养学问的基本工夫。陆有脱略文字直趋本根之意，而朱熹则反对陆学废弃读书讲论的极端主张。论辩历三四天，双方不合而罢。此后，又有淳熙六年的铅山观音寺之会，陆九龄自讼前日偏见之说，致负荆请罪之意。朱陆“语三日，然皆未能无疑”。观音寺之会，表明朱陆通过融洽和谐的讲论切磋，虽不能一致，但陆子于鹅湖所持之易简工夫、反对读书讲学的观点已有所改变。就在这样的学术气氛中发生了南康之会。
陆九渊此次来会，一为践前时“秋凉来游庐阜”之约，一为请朱熹为其亡兄作墓志铭。朱陆携弟子僚友泛舟落星湖，畅游庐阜名胜，继续为学工夫的论辩。会后，吕伯恭曾致书问朱熹：“陆子静留得几日？讲论必甚可乐。不知鹅湖意思已全转否？……大抵子静之病在看人不看理，不如吾丈所学，十分是当，无可议者。所议者只是功夫未到耳。”(《东莱文集·答朱侍讲》)朱子便回了这封信。信中着重谈了陆氏提出的“意见”、“议论”、“定本”之说的看法。《朱子语类》有载：“某向与子静说话，子静以为‘意见’，某曰：‘邪意见不可有，正意见不可无。’子静说：‘此是闲议论。’某曰：‘闲议论不可议论，合议论则不可不议论。’”陆氏所谓意见、议论，是指学者读书讲学时发表的个人见解；所谓定本，是指学者解经注经时将己意立为成说。陆子以为朱学倡读书讲学之病，就在以己意揣测附会圣贤文字，致使这些空言蒙蔽至理。他说：“今讲学之路未通，而以己意附会往训，立为成说，则恐反成心之蟊贼。”(《陆九渊集》卷七《与彭子寿》)“所谓讲学者，遂为空言以滋伪习。”(《陆九渊集》卷十二《与赵然道》)这里实已包含了朱陆从方法论到世界观的对立。陆氏以心即理，“人皆有是心，心皆有是理”(《陆九渊集》卷十一《与李宰书》)。一心备众理，人只须保此本心，发明此本心，即可应对万事。读书讲学虽不能废，但总难免生出“邪意见”、“闲议论”，使本心反受蒙蔽，朱学之弊即在此。
朱熹对陆氏的回应是明确的。读圣贤经典，要思索便不容无意见；既是讲学便不可无议论；统论为学规模，更不能无定本。若说不可发邪意见、闲议论，当然是对的；教人进学，先立定本，就上面整顿端正，而后方始说得无定本的道理，也是必须的；若是纠人为学之病，则当随人材质及所犯之病痛而因材施教、对症下药，即不可有定本，这也是必须的。若笼统地反对“意见”、“议论”和“定本”，也就是承认“心”的圆满具足，而将一切“意见”、“议论”和“定本”统统摒弃，要人心同外物隔绝，既不容外物干扰蒙蔽心，也不使心有任何感觉和意识，那无异于心的寂灭，类同于佛教的涅槃。朱熹认为：“既不尚议论，则是默默无言而已；既不贵意见，则是寂然无思而已。圣门问学，不应如此。若说偏议论、私意见，则可去；不当概以议论意见为可去也。”(《朱子语类》卷一二○)所以朱熹指出：“如此一概挥斥，其不为禅学者几希矣。”陆子这种同读书讲学相排斥的“意见”说，表明直至南康之会前后他的心学体系尚未成熟。白鹿会后，陆九渊为自圆其说，私下修正了读书讲学与发明本心的易简工夫的矛盾，他吸取张载的气禀说建立起一个由易简工夫、师友剖剥、读书讲学三位一体的修养方法(束景南《朱子大传》)。
朱子不同意吕伯恭来信中所论陆子之病的看法，他认为陆子之疑于讲读，不是“功夫未到”，而是“全不曾下功夫”；陆子之病不是“看人不看理”，而是“有些禅底意思”。而陆子之主张又大过激烈。按朱子意，陆子当说我不是禅，而弟子们领会错了，故其流以至于此。陈正己是陆九渊大弟子，陆子信中曾厉声呵斥他溺于禅学之过，有“恐时僧牢笼诱掖，来作渠法门外护”之言，所以朱子引以为说。但朱之指陆为禅，并非意指陆学的佛教唯心主义实质，而是指“径易超绝厌弃文字的为学倾向及遗外求内、绝物存心的修养风格”(陈来《朱熹哲学研究》)。文中所谓“两头三绪、东出西没，无提撮处”，即指厌弃讲习、但求一悟的为学方法，这决非圣贤之学。文章最后，朱子说到他时再与陆子仔细商订的愿望，或邀陆子俱至浙江访吕伯恭，相与剧论尤佳，只可惜，就在这年八月，吕伯恭病逝，他们之间“相与剧论”的愿望再也无法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