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鉴赏〕 “功遂身退，天之道也”，王弼注曰：“四时更运，功成则移”(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也即是说，天地间春去秋来，四时更替，自然造化在每一季生住坏灭，亘古如一；天道创生，功成而迁转，故世间万物可生生不息、永不枯竭。此乃恒常不变之道，人亦如是。若人执持盈满、倨傲骄矜，则易执著于物，难保长久。也即：“富贵而骄，犹炬得火，举名愈大，炬明愈尽，可不慎乎？”(强思齐《道德真经玄德纂疏》)“炬”，形体、心神之谓。人财大气粗，犹如火炬愈燃愈烈，劳身伤神，最终必会殉于财也。故老子曰：“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九章》)
对于本句，河上公则注为：“言人所为，功成事立，名绩称遂，不退身避位，则遇于害，此乃天之常道也。譬如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乐极则哀。”此解特重“物极必反”之理，只有在功成名遂之时急流勇退，惟道自守，才可避免祸患。如《淮南子·道应训》中魏武侯问于李克曰：“吴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对曰：“数战而数胜。”武侯曰：“数战数胜，国之福。其独以亡，何故也？”魏武侯向李克询问吴国之所以灭亡的原因，李克答之以屡战屡胜，然此有悖于常理，故武侯又问。李克对曰：“数战则民疲，数胜则主憍。以憍主使疲民，而国不亡者，天下鲜矣。憍则恣，恣则极物；疲则怨，怨则极虑；上下俱极，吴之亡犹晚矣！”君主发动战争越多，百姓越感到疲惫，怨恨也随之而来；至不可容忍之时，则会揭竿而起。而屡战屡胜导致君主骄纵，穷奢极欲，无所不为。由此，骄君率疲弊之卒而战，不亡国者少见也，正因两者皆走至极端，吴国之亡遂为必然。故老子言：“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功成名就、引身告退犹如昼出夜没、寒来暑往，符合天道变化。君主循顺天道，无为以治，故无憍；百姓安宁和乐，故不疲，此亦为可长可久之道。
然而，“功遂身退”并非反对人入世有为，建功立业；而在启示人不可将其作为终极目的，从而执著于功业。否则，功成，则忘乎所以，乐极生悲；功败，则痛不欲生，一蹶不振。此乃为物所役也。只有以虚静之心自守其道，不执一物，才可保其全真全德，境况顺逆皆能如鱼得水。因此，为功之本在于“守道”，因物自然而无求于物。故老子形容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二章》)。得道之圣人，其用心在于“无为”，而非“功遂”；故能得失两忘，不据己功。因而，庄子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
而在《庄子·山木》中，“功遂身退”之义进一步深化提升，成为庄子对生命化境的追求和超越生死的追问。有寓言为证：孔子困于陈蔡之间，连续七天不曾进食。太公任去吊慰他，问道：“子恶死乎？”答曰：“然。”太公任随之告以不死之道。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饰知以惊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也即是，笔直之木最先砍伐，甜水之井最先枯竭。你欲以智巧，来惊骇世俗之愚人；修身立德，以显他人之污；光芒外露，若挑着日月行走，因此不能免于祸患。又云：“昔吾闻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无功，功成者堕，名成者亏。’”太公任曾经听大成之人老子说过，自夸之人没有建树，自恃成功之人终会倾覆，自恃声名之人终有欠缺。庄子借此以明“功遂身退”之理，并发出“孰能去功与名而还与众人”之叹。故“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处；纯纯常常，乃比于狂；削迹捐势，不为功名。是故无责于人，人亦无责焉”。大道流行天下，而不居有道之名；上德流行天下，而不居有德之名。古之真人，心神纯一、行迹素朴、形貌自然、若猖若狂，又摒弃威仪，不求功名；无苛责于人，人亦不责求于我。故至人无意于功，乃得生命之至情至性也。
而儒家素来将经世济民、匡正世风作为其至高理想，故“立功”、“立德”、“立言”成为士阶层不可推卸的责任与担当。然此社会价值之实现须源于内心自发的道德情感；也即是说，以正心修身为本，由此发用于外，“治国平天下”可自然成就。依于仁、行于义的价值准则，使外在功名的建立成为一种随之而来的结果。另外，功业之建立还取决于天时地利等外在的客观限制，但对于儒家来说，成败并非首位，故《论语·微子》中有言：“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因此，“知其不可而为之”始终是其终身恪守的律条，当“成德”成为儒家的落脚点时，“成物”与否亦无足轻重。故儒道哲学的终极指向皆在于“德”，或顺天理，或依大道，虽“德”之内容不同，然就其超越性而言，儒道融通也。
两千五百年的历史变迁，流水东逝。每一个王朝的盛衰，每一次潮涨潮落，是否可以促使我们回眸观望，沧海桑田中的青山依旧、几度夕阳。然而，在自然大化翻云覆雨的轮回中，老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安顿灵魂的智慧，玄妙莫测却余韵深远。功遂之时，让我们在光芒万丈中看到缘起缘灭，在俯首低眉的瞬间观照内心上善若水。此刻，肃穆沉静，却驻于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