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官场的吃喝风

明朝官场吃喝风中的第一号名人，当推建国初期的左丞相胡惟庸。他不仅经常拉笼一帮权贵在家中酣饮，而且把十几只猴子训练得能打躬作揖，跳舞吹笛，宴客时，就让它们端茶斟酒，并雅称为“孙慧郎”。嘉靖时的权相严嵩，则更为荒唐离奇，他和其子严世蕃，不仅生活奢豪，连尿壶都是金、银制成，日享珍羞百味。而且每当贪赃受贿满百万两，就大肆请客以示庆祝。严嵩垮台后，从他家抄出的金酒杯、酒盂、酒缸的重量，不下一万七千余两。又万历初的名相张居正，在大刮吃喝风方面，并不比胡惟庸、严嵩逊色。他的父亲病逝，奉旨归葬时，沿途都有特派的厨师伺候，上等佳肴逾百品，还以为无下箸处。饱食思淫乐。他因姬妾众多，大吃补药。名将戚继光投其所好，献给他不少海狗肾，致使“终以热发”，“竟以此病亡”。(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1)

权臣如此讲究吃喝，下属官吏竟相仿效。如宣宗宣德三年(1428)，御史严皑、方鼎、何杰等，就因沉湎酒色被宣宗命令枷号示众。嘉靖时，松江郡守袁某不务正业，经常跑到城东的同年家中去痛饮，以至百姓盛传“东袁载酒西袁醉，摘尽枇杷一树金”(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18)。

明代官吏及富家巨室的食品，搜尽了四方的佳物：南方的蛎房，北方的熊掌，东海的鳆炙，西域的马奶，一筵之费，竭中家之产不能办。有的宦官、大吏、搜奇猎珍，所食之物，简直出乎人们的想象之外。有个宦官吃的米，香滑有膏，异于常品。原来，此米生于鹧鸪尾，每尾只二粒，先将普通米放入尾内，到来年才取出。而南京的宦官秦力强喜食胎衣、附马都尉赵辉食女人月津等等。

吃喝风的盛行，必然进一步助长送礼、走后门的歪风。万历时，南京人周晖在除夕前一天外出访客，至内桥，见中城兵马司前，手捧食品盒的人，挤满了道路，以至交通堵塞。他很奇怪，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中城各大家到乒马处送节物。京城某侍郎收到辽东都督李如松送的人参，竟重十六斤，形似小儿。如此奇珍，该又价值多少!

吃喝风的盛行，还必然会导致政风的腐败。明代官俸较薄，如自掏腰包，那样大吃大喝，他们早破产了。再者，成天琢磨吃喝，熏熏然，昏昏然，还有多少精力认真从政?有的封疆大吏，为了讨好皇帝，在吃的上面大作文章，更使政风日颓。如弘治时的丘浚，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本来政绩不错，却也未能免俗，费尽心机地制成一种饼，托宦官献给孝宗，但制法却又保密，致使孝宗食后大喜，下令尚膳监仿制，司膳者做不出，俱被责。对此，连当时的宦官也看不惯，说：“以饮食进上取宠，不是宰相所做的事”。

明朝官场上的吃喝风至明中叶以后，愈演愈烈。固然，这是封建社会腐朽没落的本质所决定的，但是，明朝的有关政策，互相矛盾，以及无连续性，不能不是未能制止官场吃喝风的重要原因。如朱元璋一方面禁酒，另一方面又在南京先后建起十六座酒楼，在楼上或宴请百官，或招待四方商贾，并用官妓侑酒。而以饮酒而论，整个明代，基本上是实行放任自流的政策。如此，想要刹住官场上的吃喝风，当然是不可能真正奏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