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与社会生活·戏曲小说的演进理路与明代社会的阶段变化·由前期向中期过渡阶段之文学
随着明初经济在七八十年间的恢复和发展，小说、戏曲这类精神现象首先在两京和江浙地区开始抬头，南方地区的南曲成长迅速，京师和北方地区的北曲也开始复兴。这是明代前期向中期过渡的重要征象之一。京师由各地赋税支撑的庞大消费造成的经济和文化的相对繁荣自不用提，江南地区由于市镇的恢复、新兴以及传统城市对原来模式一定程度的突破，自天顺、成化后其社会变化较其他地区提前六七十年进入显变阶段①，作为基层社会重要组成的市镇社区由于市民数量的膨胀，其精神文化的需求相应地也在不断扩大，这也是江浙地区各类城市较早和大量出现爱好小说、戏曲和其他各类曲艺活动的原因所在。
江南地区自正统后出现搬演南戏的现象，此后逐渐增多，显示出了南戏演出逐渐兴盛的势头。苏州府昆山县人叶盛，正统十年(1445)进士，成化十年(1474)卒。他曾说：
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畜(蓄)而人有之，痴𫘤女妇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有以也。②
这应是天顺、成化年间南北地区小说和戏曲传播的情形。作为知情者，叶盛对江南地区的情形特别作了说明。同府昆山县人陆容(曾祖育于徐姓，因改其姓;陆容举进士后，始奏复原姓)，成化二年(1466)进士，弘治初年任浙江布政司右参政，六年(1493)谢归。他曾记述道：
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倡优者，名曰戏文子弟。虽良家子不耻为之。其扮演传奇无一事无妇人，无一事不哭，令人闻之，易生凄惨。此盖南宋亡国之音也。其赝为妇人者名妆旦，柔声缓步作夹拜态，往往逼真。①
这反映的是浙东、西地区在成、弘之际南戏扮演的情况，当时的演技已经比较成熟，而且普通人的观念也较开放，不以习优为耻。
南方地区南戏的迅速发展，使当地北戏的存在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不过，此期南方地区的北曲地位并未受到动摇，如一些南方的名作者仍然以攻习北调为主，如南京人徐霖、陈沂，苏州人杨循吉，扬州人王磐等都很出色，即使以南调擅雄的陈铎的北散曲也作得很好，以致徐渭把他列入北曲名家的行列。关于该期南戏的剧目，徐渭《南词叙录》中“本朝”栏共列了33种②，其中也可能罗列有嘉靖初期的作品，但弘、正时期的作品当占有一定的比重。虽然许多已经失传，但借此还是可以体会出该阶段作为南戏初期发展的一些情况的。
在北方地区的城市和京师，北曲的盛行更在情理之中。如在弘、正时，作为北方文化中心之一的河南省城开封，不时演奏明初城内藩王、戏曲作家周宪王朱有燉(号诚斋，或锦窠老人)的作品。当时寄居开封的文学复古派领袖李梦阳在一首元夕诗中写道：“中山孺子倚新妆，郑女燕姬独擅场。齐唱宪王春乐府，金梁桥外月如霜。”③从新妆和擅场来看，这乐府既可能是宪王的散曲，也可能是他的杂剧。演出是在热闹非凡的元夕时节和月明如霜的金梁桥外，不难想象此时开封节日文化活动场面的火爆。北曲拥有众多的散曲作家，如康海、王九思、常伦、杨慎等。
属于散曲的套数和小令尽管不像戏剧那样具有情节和宾白，但同样具有音乐性，其曲文也是用来歌唱的：或是用作清唱，或是在弦乐器的伴奏下歌唱，如嘉靖间江阴人徐充所界定的那样，“有白有唱者名杂剧，用弦索者名套数”①。并且，散曲的曲牌和戏剧的曲牌之间是互通的;一些“曲谱”中属于同宫调的某同曲牌下不仅收入戏剧的某些片段，有时也收入散曲。为了适应当时城市广大市民的精神需要，给歌唱提供材料依据，有人搜集了自元代以来的优秀的散套和小令，编成了专门的散曲集加以出版。正德十二年(1517)，刊刻了佚名《盛世新声》(12卷)和《万花集》(附在《盛世新声》刻本后)。前书的“引子”中明确指出编刻此书的目的：“顷年，梨园中人搜辑自元以及我朝凡辞人骚客所作长篇、短章并传奇中奇特者，宫分调析，萃为一书，名曰盛世新声。”这种短小灵活的歌唱体制是复杂长折的杂剧形式的有效补充，反映了北曲于正德年间在北方城市中活跃的情形。同时，北方如开封等城市中流行多种民间小调，其形制短小，不拘音律，便于哼唱，“语意则直出肺肝，不加雕刻，俱男女相与之情”②，为年轻人喜爱，因此风靡流行。“元人小令行于燕、赵，后浸淫日盛。自宣、正至成、弘后，中原又行【锁南枝】③【傍妆台】【山坡羊】之属。李空同(梦阳)先生初自庆阳徙居汴梁，闻之以为可继国风之后。何大复(景明)继至，亦酷爱之”④。前面提到开封节日时盛演杂剧的情形，这则是当时流行于一般市民中间的更为通俗的时尚歌曲，呈现出城市文化的光怪陆离和勃勃生机。
反映该期小说方面的资料，除了前面提到江南地区和北方地区已开始流传以历史故事和道德说教为内容的小说外，也出现了反映男女之情的文言体小说，这是值得注意的新的题材动向，说明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审美的部分内容发生转移的苗头。较有代表的为丘浚的中篇小说《新刻钟情丽集》，系成化末成书①。大体和丘浚同时的云南永昌人张志淳(成化二十年进士)，家居时作成《南园漫录》(前有正德十年正月序)，其中有条云：“观丘所著《钟情丽集》，虽以所私拟元稹，而浮猥鄙亵，尤倍于稹。”②肯定《丽集》为丘浚作。丘浚，字仲深，系琼州府琼山县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弘治八年(1495)卒。而小说中主要人物皆为琼州人，人们可能据此将作者认定为丘浚。该作系叙述琼州书生辜辂和祖姑家表叔的女儿黎瑜之间的爱情故事，情节曲折，描写细腻，所不足者是男女唱和的诗词比重太大。同类作品还有雷世清编著的《艳情集》(8卷)、赵元晖编辑的《李娇玉香罗记》(3卷)、卢民表(或称秋月)著的《怀春雅集》(2卷)、樊应魁著的《双偶集》(3卷)。嘉靖初年，高儒在著录这些作品时说，皆本《莺莺传》而作，“语带烟花，气含脂粉。凿穴穿墙之期，越礼伤身之事”③。可以看出，这类情爱、情欲题材作品的出现是和当时城市有了一定发展、市民追求自身文化需求的实际相联系的。另有杭州府余杭人周礼(得恭)的文言小说集《湖海奇闻》和应天卫(今江苏南京)指挥使陶辅(廷弼，夕川老人)的《花影集》。
由上论述可知，明代社会在由前期向中期的过渡阶段，南北地区的城市文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始萌动，然其发展水平还是位于较低的层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从流行小说的体制上看，采取的仍是文言体裁，与唐、宋时期的小说形式没有太大差别，反映了读者范围的有限和作品数量的狭小;作品中大都夹杂着大量的诗词篇什，这是作者文采的炫耀，也说明文人为其欣赏主体的实质。在创作上，剿袭痕迹甚明，还不能自觉摆脱模仿前人作品的习惯，从现实中去发现富有活力的创作素材。其次，不论小说还是戏曲，大都限于神道、讲史和封建说教的范围。这些内容的出现并非偶然，与其说是作者的用意，倒不如说是朴实社会对敦厚伦理的需要和选择更确当些。在城市经济恢复阶段，市民所能有和允许市民所拥有的，只是其好奇欲望诸如神魔鬼怪和历史故事的满足等，而非以男女追求为主要特征的情性的欲望。可见，此期的小说、戏剧并不完全着意于人们的精神愉悦，而主要用作封建说教的工具。
注释
① 牛建强《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研究》第12—13页、第47—67页,文津出版社1997年版。② 叶盛《水东日记》卷二一《小说戏文》。① 陆容《菽园杂记》卷一○,第124—125页。② 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曲出版社1959)第三辑中所收《南词叙录》校勘记第14条云,徐渭所列本朝南戏目《鸳鸯记》(不包括本种)下15种,据清人姚燮《今乐考证》说是由清康熙间长洲县人何焯补录,那么徐渭原列就只有33种了。然就补录的戏目言,也应有属于嘉靖之前者。③ 李梦阳《空同集》卷三五《七言绝句·汴中元夕五首(其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① 徐充《暖姝由笔》,说郛续本。按,书中有作者于嘉靖二十三年间亲历之事的记录。② 李开先《闲居集》卷六《市井艳词序》,第321页。③ 据嘉靖中期李开先云,正德初尚【山坡羊】,有南、北之分;嘉靖初尚【锁南枝】,也有二体,然有南无北(见《闲居集》卷六《市井艳词序》和《市井艳词后序》)。不知此处沈氏所云是否有误。④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五《时尚小令》,第647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① 参见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卷六,明清部五,附录《传奇·新刻钟情丽集》,第122—1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② 张志淳《南园漫录》卷三《著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③ 高儒《百川书志》卷六《史志三·小史》,续修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