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与心学·心学与明代文学思潮的演进·心学与明代文学思潮的综合研究

对心学与明代文学思潮之关系做出综合研究的主要著作有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韩经太《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潘运告《冲决名教的羁络——阳明心学与明清文艺思潮》、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许总《理学文艺史纲》、宋克夫和韩晓《心学与文学论稿》、黄卓越《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周群《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夏咸淳《晚明士风与文学》等，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也列有“阳明心学与明代中后期的文艺新思潮”专章。这些著作的学术水平有高低之别，但均对阳明心学与文学思潮的某个侧面做了较为完整的考察。一般认为陈献章是明代心学的发端，王阳明是心学体系的完成，嘉靖年间的唐宋派是心学实际介入文学思潮的开始，徐渭是受心学影响而又开始重个性、重情感的作家，李贽的童心说是心学思想向重自适、重自我、重真实、重自然的文学思想转折的标志，晚明的汤显祖、公安派、冯梦龙、竟陵派甚至包括金圣叹，均受到心学尤其是李贽思想的深刻影响。

马积高是较早关注此问题的学者，其《宋明理学与文学》一书对明代前期理学对文学的负面影响、明代中期前七子复古运动的反理学倾向、王学的分化与李贽反理学思想及其对文学的影响、明代中后期的反理学思潮与戏曲小说等等，都进行了梳理叙述，可以说这是对理学(包括心学)与明代文学外部关系考察的专门之作，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韩经太的《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第五章“灵性与灵明：明代心学发展中的文学意识”，主要是在学理性上对心学与文学关系所进行的探讨，较之马作显然又深入了一步。比如书中说：“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满街都是圣人’，以及何心隐‘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故能鼓动人心’，既是理学之世俗化的表现，也是理学之通俗化的表现。前者是适应新现实，后者是改造新现实。这互相依存的两面，必须兼顾到，否则，便不能把握理学之新生现实品格的全体。”^①作者将此种现象概括为“人性启蒙的双重指向”。这对理解晚明文学中既重物欲又重教化的复杂情形是非常重要的，从而显示了作者良好的思辨能力。左东岭的《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则主要是对阳明心学对士人心态的影响与塑造方面进行的研究，目的主要是打通心学与文学关联的途径。书中认为阳明心学本来是一种救世的学说，它由内在超越的个体自适与万物一体的社会关怀两方面的内涵构成，目的是要解决自我生命的安顿与挽救时代的危机，然而在现实的历史运行中，它却伴随着环境的挤压而逐渐向着个体自适倾斜，从而变成了一种士人自我解脱的学说。全书结合历史的具体状况对此转化过程进行了描述，并对各时期转化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同时也对阳明心学如何影响中晚明时期的各种主要性灵文学思想进行了探讨。其优点表现在历史感的把握与深入细致的实证性研究。黄卓越《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与周群《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实际上都是从心学与佛道的关系来论述佛道对晚明文学思想的影响的，因为从陈献章、王阳明创立心学理论开始，便与佛道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果不了解其与佛道的复杂关联，便很难弄清佛道真实内涵与特点，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几乎很少有独立论述佛道对晚明文学思想之影响的，而是往往与心学一并讨论。如黄著共论七个命题：心源说、童心说、性灵说、主情说、自适说、无法说、白苏论，它们就全是心学体系影响下的文学理论命题。这些论述深化了对心学与明代文学思潮的认识，是很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夏咸淳《晚明士风与文学》则是将心学对文学的影响与社会习俗、士人风气放在一起讨论的，这些讨论往往涉及心学与城市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市民阶层的壮大等复杂关系，而要真正理清这些关系，其研究深度还是远远不够的。

注释

① 第238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