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的内容·明代文章·明前期文章
从明初开始，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文化思想就显示出向传统和正统复归的倾向; 而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上也相应地出现浓烈的复古主义色彩①。此期文人的创作，大都讲究“养气”，追求义理、事功和文章三者合一，故其文章大都有浩然正气和廊庙之风。明代前期大部分作家是由元入明的，他们亲身经历过社会动乱，对于社会现实与人生有比较深刻的体验和认识，他们的作品往往能切近现实，富有社会意义，总体上有一种比较健康、充实、严肃、尖锐的风格，对于元末文坛上弥漫的纤弱缛丽而乏风骨的风气，起着扫荡作用。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有宋濂(1310—1381)、刘基(1311—1375)、方孝孺(1357—1402)等。
宋濂被推为开国文臣之首，在明代享有崇高的声誉，刘基曾推许他为“当今文章第一”。宋濂主张文以载道，宗经师古。他提出：“大抵为文者，欲其辞达而道明耳。”(《文原》)而学习古文要取径欧阳修、韩愈、孟子而上窥六经。他的理论，对后来的归有光、唐顺之诸人大力提倡唐宋文和文从字顺的风格有潜在的影响。宋濂的文章颇得唐宋古文之风致韵味，其风格从容简洁，善于变化，立意高远，字里行间颇见笔致。宋濂的传记和记叙性散文成就最高。他的《秦士录》《王冕传》《杜环小传》《记李歌》等传记都刻画了一系列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深得古代史传文学传统的精髓。《送东阳马生序》乃是劝学励志之作，却下笔平易，如道家常，颇有生活气息。这种文章真正继承了唐宋文人赠序的风神，令人有“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之感。他的一些讽刺性小品于风趣幽默之中蕴涵着对于世态人情的冷峻针砭，如《尊卢沙》讽刺了一个无真才实学而好说大话的人，因说大话而贻误军国大事，受到劓刑的惩罚。于是此人“终身不言，欲言，扪鼻即止”。这里虽只寥寥十字，但其幽默、深刻和传神写照之功却令人拍案叫绝。而他的一些题跋，往往能于较短的篇幅中挥洒自如，或叙事，或品评，见出作者精于艺术的功力①。
刘基是明朝开国元勋之一，也是明初的文学大家。《明史·刘基传》称其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刘基的文章内容丰富、体裁多样，其写景之文如《活水源记》《松风阁记》等优美明丽，有唐宋文之风致，而其寓言集《郁离子》最负盛名。《郁离子》以犀利的笔调和生动的艺术形象表达深刻的思想内容，风格古朴闳深，余味曲包，颇有先秦诸子文章的遗风。如《工之侨为琴》写同样一张琴由于以新旧两种不同的外貌出现，而前后受到截然不同的对待，不但讽刺了当时人们普遍存在的崇古抑今的心理，而且暗示了在当时真才实学之士受到社会的不平等对待。除了《郁离子》之外，刘基还写了一些寓言。刘基的文章善于以小见大，以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或一些历史传说，揭露社会现实和人情世态。《卖柑者言》即以卖柑这一生活常事，委蛇道来，自然而然地揭露了上层社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腐朽本质，此文不但成为明代讽刺文章的经典之作，也是千古传诵的名篇②。
方孝孺曾师从宋濂，其道德文章，为一时之冠。其文变宋濂的醇雅为高扬，风格豪放清雄，畅达不羁，而言正词严，有一股浩然之气充乎其间。方孝孺的寓言亦寄托深远，写得隽永有味。如《蚊对》一文通过作者与童子之间的对话，以蚊子与人类中的吸血者作比较，指出了后者比起蚊子更为残酷，更为卑鄙，因此也更令人痛恨。《指喻》则写一位平常十分健康的友人，手指上生了一小疹，一直认为是小毛病而不重视，没有治疗，而终于导致大病。通过这一生活中的寻常事，娓娓而谈，说明“天下之事，常发于至微，而终成大患”这个道理，并以之作为治理国家的借鉴。
明代永乐(1403—1424)至天顺年间(1457—1464)，尤其是自仁、宣两朝开始，社会出现比较繁荣稳定的局面，台阁体便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内阁大臣杨士奇(1365—1444)、杨荣(1371—1440)、杨溥(1372—1446)，历事四朝，位高权重，远离下层社会，他们的不少文章歌功颂德，风格平易雍容，人称“台阁之文”。诗文雍容闲雅，讴歌盛世，粉饰太平，一派富贵气象，其末流则肤廓空泛，造成不良影响，遭到了前七子的猛烈攻击，而“三杨”之作也因此受到了许多过激的评价。然而“平心而论，凡文章之力足以转移一世者，其始也必能自成一家，其久也无不生弊，微独东里一派，即前后七子，亦孰不皆然?”(《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杨文敏集》提要)从明代文章发展来看，三杨文章有上承明初，下启唐宋派的作用。台阁作家多推崇宋人，追步欧阳修，而且得宋文平正纡余的特色。杨士奇是台阁文体的代表人物，“明初三杨并称，而士奇文章特优，制诰碑版，多出其手。仁宗雅好欧阳修文，士奇文亦平正纡余，得其仿佛，故郑瑗《井观琐言》称其文典则无浮泛之病，杂录叙事，极平稳，不费力”(《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东里全集》提要)。杨士奇追步欧阳修，又主张“要皆本其立朝大节，炳炳焉有以振发人心者也”(《王文忠公文集序》)，故而其作多为关乎世教之文。如《务勤堂记》《龙潭十景序》等记序文章，虽非应制之作，却口口声声不忘“太平之世”“国家龙兴”和“神功圣德”，措辞平正典雅，皆为盛世之音。杨士奇除了这些沾染了廊庙之气的文章外，还是有一些性情真率之作的。如《游东山记》回忆了与蒋隐溪父子的东山之游，悼念已经亡故的蒋隐溪。文中感叹：“呜呼!人生聚散靡常，异时或相望千里之外，一展读此文，存没离合之感其能已于中耶? ”痛彻之情，感人肺腑。此篇似乎琐碎，然能纬之以深情，虽琐琐屑屑，皆觉有致。这种风味也正是后来唐宋派文章的妙处之一。杨荣的文章虽不及杨士奇，却更能代表台阁体文风：“荣当明全盛之日，历事四朝，恩礼始终无间。儒生遭遇，可谓至荣。故发为文章，具有富贵福泽之气。应制诸作，沨沨雅音。其他诗文亦皆雍容平易，肖其为人，虽无深湛幽渺之思，纵横驰骤之才，足以震耀一世，而逶迤有度，醇实无疵，台阁之文所由与山林枯槁者异也。与杨士奇同主一代之文柄，亦有由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杨文敏集》提要)其作如《赐游万岁山诗序》《登正阳门楼倡和诗序》等宸游应制之作，皆歌颂圣德，感念皇恩，言辞也都是这些内容。即非应制之文，亦念念不忘“叨逢恩遇”(《题北京八景卷后》)、“叨沐恩荣”(《朝服像自赞》)，虽然这些诚惶诚恐之语多得让人反感，但从杨荣的仕途经历来看，还是出自肺腑的①。
成化(1465—1487)以后，台阁体的流弊益甚，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和创作上的反拨，于是文学创作走上复古的道路。李东阳(1447—1516)力图以典雅流丽之风去纠正台阁体冗沓平弱的弊病，但总的来说，仍未完全摆脱台阁体的影响。李东阳在当时的威望甚高，在他的援引之下，还出现了罗玘、邵宝、何孟春等一批颇负文名的作者。李东阳把山林之文与台阁之文相提并论，一方面从理论上肯定了大行其道的台阁之文; 另一方面也相应提高了山林文学的地位，这有利于冲破台阁文风“万喙一音”的局面②。但就其创作来看，仍是以馆阁之文为主流的。李东阳推尊曾巩，认为其文“达事明理，以翼圣道，裨世治”，故自称“予欲文定公独深有取焉”。这正符合他所说的“馆阁之文”的文风，而他自己文章亦确“有伦有脊，不失台阁之体”(钱谦益《书李文正公手书东祀略后》)。如其所作《京都十景诗序》有云：“而科甲之魁杰，馆阁之奇俊，天下之所谓文章者，固于是乎在。古称文章与气运相升降，则赞扬歌咏，以昭洪运垂休光者，无惑乎其盛如此也。”将文章与国家气运相联系，在吹嘘馆阁之文的同时仍不忘歌功颂德。但李东阳的有些文章还是颇有个性的，如《王古直传》就通过生动的言行描写，塑造了一个“性气屹屹不肯为人屈”的人物形象。而《题宋理宗御笔后》虽为题跋，却由御诗所题赠之人的命运引发了“君子之难合而易退”的感叹，大有借他人之酒杯，浇己之块垒之意①。
注释
① 参见宋佩韦《明文学史》“引言”及郭预衡《中国散文发展史》“明代初期”部分。① 关于宋濂文章的研究,可参见钱伯城《宋濂》,收入《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四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郭建球、邓剑波《论宋濂的传记文学》,载《中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4期;郭预衡《“有明文章正宗”质疑》,载《文学遗产 》2000年第1期。② 关于刘基文章的研究,可参考高海夫《谈刘基的<郁离子>》,载《文学遗产增刊》第10辑;魏建猷《刘伯温和他的<郁离子>》,载《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关肇昕《<郁离子>的成就》,载《南京师大学报》1984年第1期;许廷珪《刘基杂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载《重庆师院学报》1986年第4期。① 关于台阁体的专门论著较少,对其评价多见于一些文学史著作,如胡怀琛《中国文学史略》第十章(上海梁溪图书馆1924),葛遵礼《中国文学史》第十一篇(上海会文书局1924),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中华书局1932)等,亦可参见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陈书录《明代诗文的演变》(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中的相关部分。② 参见阮国华《李东阳融合台阁与山林的文学思想》,载《文学遗产》1993年第4期。① 关于李东阳的研究,还可参见刘明浩《试论明代文学家李东阳》,载《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