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的内容·明代文章·明中期文章
从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时期开始，明代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有了新的变化，以程朱理学为绝对权威的一统思想也开始受到了挑战。明代中叶以后，文人们的自我意识逐渐加强，形成一种个性与世俗环境的冲突。如祝允明(1461—1527)、唐寅(1470—1523)、文征明(1470—1559)等人，便有“放诞不羁，每出于名教之外”(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四“明中叶才士傲诞之习”)的文化人格、摆脱儒家思想束缚的精神和狂放玩世的人生态度，这使他们文章具有任意挥洒的天然之趣，在文学方面，这也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新潮流。由李梦阳(1473—1530)、何景明(1483—1521)、徐祯卿(1479—1511)、康海(1475—1540)、王九思(1468—1551)、边贡(1476—1532)、王廷相(1474—1544)组成的前七子和李攀龙(1514—1570)、王世贞(1526—1590)、谢榛(1495—1575)、宗臣(1525—1560)、梁有誉(约1519—1554)、吴国伦(1524—1593)、徐中行(1517—1578)等人组成的后七子，高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旗号，冲破了以宋文为宗的台阁文风①。与此同时，文章创作出现了另一种新的审美倾向，即注重文章的抒情性，并且更加贴近日常生活，淡化了传统古文沉重的格调，唐宋派的一些文章就代表了这种向抒写性灵转折的倾向。
李梦阳仕途坎坷，性格耿直不屈，其为文敢于直陈己见，富有真情实感，一扫雍容平易、粉饰太平的台阁之风，就连反对前后七子复古的公安派也对此颇为赞许：“空同为文，尚多己意，论事述情，往往逼真。”(袁宗道《白苏斋类集·论文上》)其实，李梦阳的反对宋文，倡言复古，也正是从文如其人，要具有真性情的要求出发的：“古之文，文其人，如其人便了。如画焉，似而已矣。是故贤者不讳过，愚者不窃美;而今之文，文其人，无美恶，皆欲合道传志其甚矣。是故考实则无人，抽华则无文。故曰宋儒兴而古文废。”李梦阳的复古理论在这一基点上与后来公安派的“性灵说”有共通之处，只不过二者在求真的取径上有所不同罢了。李梦阳的复古主张“持论甚高，足以竦当代之耳目，故学者翕然从之，文体一变”，“振起痿痹，使天下复知有古书，不可谓之无功”。但由于“矫枉过直”，就落入一定的套路之中，“牵率模拟剽贼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桐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李副使梦阳”)，这反而与其“以我之情，述今之事”(《驳何氏论文书》)的主张背道而驰了。《明史》本传谓：“梦阳主模仿，景明则主创造，各树坚垒不相下，两人交游亦遂分左右袒。”①何景明看到了李梦阳“刻意古范，铸形宿镆，而独守尺寸”的弊病，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复古的目的是为了“成一家之言”，在拟古时要“以有求似”，“领会神情，临景构结，不仿形迹”(《与李空同论诗书》)，要学习古人的神韵，而不能仅仅停留在皮相的模仿上。何景明的文章亦肖其为人，“操耿介，尚节义，鄙荣利”(《明史》本传)。如其《上冢宰许公书》，值权阉大行其道之时，敢于直指其“天纪错易，举动大缪”。文章条分缕析，剖事明理皆灌注了充沛的情感，行文又多用短句，读之铿锵有力，极有先秦文章的气势。《说琴》一文，通过制琴来说明人材重在选拔和培养，设为问答之体，颇似战国寓言。但其语言也不乏晦涩之处，仍能看出模拟之迹②。总之，李梦阳的雄迈之气，与何景明的谐雅之音各有所长，而其模拟蹊径则是相近的毛病③。
从文章发展的角度看，前七子提倡“文必秦汉”，一时使明代文章离开了明初以来取法唐宋的传统。但在嘉靖年间前七子的领袖李梦阳、何景明去世，他们的理论和创作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流弊，逐渐令人生厌;而后七子又尚未形成，文坛上似乎出现了权威的空缺时期，于是出现了以王慎中 (1509—1559)、唐顺之(1507—1560)、茅坤(1512—1601)、归有光(1506—1571)等人为代表的唐宋派。他们主张师法唐宋，并以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为师，尊之为“唐宋八大家”，在当时影响很大。明代文章的发展，在总体上又重新回到唐宋文章的轨辙。唐宋派文章处于明代文章发展的转折时期，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们一方面强调学习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其自身的创作也有很深的传统古文烙印;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调“本色”，提倡作者要直抒胸臆，其实已是后来公安派“独抒性灵”说的先声。实际上，唐宋派受宋文的影响远远大于唐文，他们所推崇的八大家中宋人有六大家，而他们所推崇的艺术风神，主要是宋人欧、苏一路。在创作方面，唐宋派十分注意文学的个性化、生活化和世俗化;而在艺术表现上直抒胸臆又文从字顺、质朴自然。唐宋派的文章可以说呈现了向晚明小品转折的特征。当然，与公安、竟陵相比，他们身上传统的因袭要多一些①。
王慎中最初受前七子影响，后遂改弦更张，力主师法唐宋文章，反对拟古，主张直抒胸臆。他的创作和理论，开拓了一时的风气。钱谦益称：“其为文也，恒以构意为难。每一篇，必先反复沉思，意定而辞立就。细观之，铺叙详明，部伍整密，语华赡而意深长，按之不乱而呼之应节。”(《列朝诗集小传》丁集)可见他在创作时的认真态度。《海上平寇记》是王慎中最为人所称道的作品之一，亦最可见其为文构思之巧妙。此文虽为记，却重在议论，对俞大猷的取胜原因详加分析，揭示了用兵之道重在 “以义气作之”、“以诚心结之”，方能取胜，也使读者更了解了人物的内在精神，使文章可供深层体味。唐顺之早年也服膺前七子，后与王慎中交往，接受了他的观点。他既推崇先秦两汉的文章，也肯定了唐宋文的发展及其长处，主张变佶屈聱牙为文从字顺，所宗的对象从秦汉变为唐宋。唐顺之曾编了一部《文编》，目的是让人们能学习唐宋文的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影响颇大。唐顺之的文章也有相当高的成就，《明史》本传评价其文章“洸洋纡折，有大家风”。他的文章简雅清深而不事雕琢，其《竹溪记》《信陵君救赵论》等作品都是唐宋派古文的代表作。茅坤在唐顺之《文编》的基础上，编了《唐宋八大家文钞》一书，为学习古文者提供了范本和门径，大大扩展了唐宋派的影响，几百年来，此书盛行不衰，影响极大，而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流弊。所以前人说，秦、汉文之有窠臼，自李梦阳始，唐、宋文之有窠臼，则自茅坤始。
在唐宋派作家之中，创作成就最大的是归有光。仕途的坎坷，生活的艰辛，积淀在归有光的文章中，形成了一种哀婉而凄清的独特基调。他那些优秀的文章大多是以自己的身世和家人、朋友的琐事为题材的。清代方苞评归有光文章说：“其发于亲旧及人微而语无忌者，盖多近古之文，至事关天属，其尤善者，不俟修饰而情辞并得，使览者恻然有隐。”(《书归震川文集后》)尽管这类作品数量并不很多，但是却有非同寻常的文化意义：以抒情的笔调来叙事，把日常生活琐事引到载道的古文之中，使古文出现生活化、口语化的倾向，风格清新亲切，大大地发展了文章抒情化的美学特征。归有光喜爱《史记》，自谓：“性独好《史记》，勉而为文，不《史记》若也。”(《五岳山人前集序》)此语亦颇自知。他的文章，总体上离《史记》那种涵茹万状的气象和格局相去甚远，但其笔法变化，不露迹象，且取材细微，常在人不经意处落笔，琐琐细细，而传神写照，风神摇曳，却正得《史记》的某种好处。吴德旋在《初月楼古文绪论》中评道：“归震川直接八家。姚惜抱谓其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却自风韵疏淡，是于太史公深有会处。”归有光特别擅长抓住生活中那些似乎微不足道的细节，来传神写照，抒写悠长的情致，这便是所谓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如《寒花葬志》只用了两个平凡无奇的生活细节，便刻画出一个普通的婢女天真无邪的形象。全文仅112字，但既写出当年温馨的家庭气息，也包含了对于两位逝者的深切怀念和对于世事沧桑的感慨，令人回味无穷。归有光的文章十分注重剪裁和布局，讲究篇章结构，其文章简明扼要，不枝不蔓，深得唐宋文章的神髓。如《项脊轩志》从项脊轩的变迁写出一个小家庭的历史，文中涉及到的人、事甚多，又多是生活琐事，头绪纷然。归有光既以项脊轩的变迁为主线来取材，又以感情的起伏流动来安排内容，故而文章脉络明晰，条理清楚，结构也疏放自如。文末写“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真是“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无限的情感寓于平和的叙述之中，令人感慨万千。归有光的文章在明代影响很大，甚至有人誉为“明文第一”①。
在唐宋派稍后，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其持论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以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明史·李攀龙传》)。后七子的文学主张实未出前七子之范围，仍为复古一脉。李攀龙自以《左传》《史记》的文风为准的，“故所作一字一句，模拟古人。骤然读之，班驳陆离，如见秦汉间人”，“杂文更有意诘屈其词，涂饰其字，诚不免如诸家所讥”(《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沧溟集》提要)。李攀龙的文章在模拟秦汉之际，未免有些刻意，因而为人所诟厉。如其《报刘都督》一文，记海上阅兵之场面，虽然声势壮观，但文字古奥晦涩，令其感染力减半。相比之下，倒是其尺牍书札之文字写得清新秀丽，颇有可观。如《与宗子相书》之二、《与王元美》之五等篇流美圆转，有南朝《与朱元思书》一类小品的风致。
在前后七子中，王世贞著作最多，也最为渊博，其才学富赡，规模宏大。王世贞在当时影响很大，“于鳞既殁，元美著作日益繁富，而其地望之高、游道之广，声力气义，足以翕张贤豪、吹嘘才俊。于是天下咸望走其门，若玉帛职贡之会，莫敢后至”(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其早年论文也标举秦汉，认为：“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也，愈下矣。元无文。”(《艺苑卮言》)晚年又对此有所纠正，于归有光亦颇有赞语。王世贞著作繁富，各体兼备，不少文章各具特色。如《老妇赋》生动地刻画了一个谄媚于上，暴行于下的老妇形象，以之影射奸相严嵩，讽刺极为尖刻。而《登钓台赋》却融情入景，脱略名利，风神清朗。《游张公洞记》一文记叙了游览溶洞的所见，文笔平实自然，对形态各异的钟乳石却写照传神，是其游记文中的名篇。王世贞的论说文也写得十分精彩。如《蔺相如完璧归赵论》就是一篇绝妙的翻案文章。司马迁在《史记》中称赞蔺相如智勇双全，王世贞却独持异议，逻辑缜密地分析了当时的情势，指出蔺相如挑秦之怒和失信于秦的两个决策错误。其论述有理有据，虽标新立异，亦足引人思考。王世贞的小品文也不无可观，其题跋清远闲逸，即便置之晚明小品中，也不多让①。
在后七子的作品里，宗臣的《报刘一丈书》以漫画式的手法，绘声绘色、惟妙惟肖地刻画出奔走权门者的卑鄙无耻，抨击了当时官场的腐败丑恶。文章写得痛快淋漓，千载之下，似犹闻其嬉笑怒骂之声，也是明代文章中的佳作②。
注释
① 关于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可参见曹聚仁《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有着怎样的社会背景》,载《文学百题》,生活书店1935年版;马茂元《略谈明七子的文学思想与李、何的论争》,载《江海学刊》1962年第1期;陈文新《明代前后七子与公安派的对立互补关系及其融合》,载《荆州师专学报》1987年第2期;史小军《明代七子派复古运动新探》,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陈书录《明代前七子“宗汉崇唐”心态膨胀的诱因》,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杨晓景《略论前后七子文学思想的内在矛盾》载《郑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① 关于李梦阳的研究,可参见:[日]吉川幸次郎作、章培恒译《李梦阳的一个侧面——古文辞的平民性》,载《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2期;章培恒《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陈建华《晚明文学的先驱——李梦阳》,载《学术月刊》1986年第8期;南玉阳《李梦阳古文评价》,载《兰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② 关于何景明的评论,可参考任访秋《何景明简论》,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李叔毅等编《何景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③ 关于七子摹拟习气产生的原因,陈书录 《宏襟宇而发其才情》(载 《学术研究》1989年第9期)一文有所探讨。① 有关唐宋派的研究,可参见徐寿凯《明代的唐宋派》,收入《古代文艺思想漫话》,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顾易生《明代诗文批评中的拟古与反拟古论争》,载《文史知识》1984年第2期;廖可斌《唐宋派与阳明心学》,载《文学遗产》1996年第3期。日本学者佐藤一郎的著作《中国文章论》(中译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亦有专章论述唐宋派古文。① 关于归有光的研究,可参见周成平《论归有光的文学创作》,载《文学评论丛刊》第2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张啸虎《归有光政论散文探》,载《江汉论坛》1984年第5期;郭预衡《归有光文章别解》,载《文史知识》1984年第6期。① 关于王世贞的研究,有郑利华《王世贞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② 参见陈麟德《宗臣和他的<报刘一丈书>》,载《扬州师院学报》198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