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的内容·明代文学批评·明代的散文批评
“散文”是一个现代文体概念，我们往往用它来统辖骈文、古文和小品文，这造成了若干阐释盲点，因为骈文、古文和小品文的体裁特征是不同的。比如，骈文以抒情为目的，以写景和骈俪辞藻的经营为表达上的特征，忽视说理、叙事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古文以说理为目的，以论说和叙事为表达上的特征，通常排斥或不太注重写景及骈俪辞藻的经营; 小品文在排斥骈俪辞藻的经营方面虽与古文相近，但小品文并不重视说理，并不致力于思想的深刻，它着力表达的是一种情趣，一种情调。所以，讨论“散文批评”，必须限定指涉的对象。好在明代的散文批评以台阁派、七子派和唐宋派为主体，主要涉及传统的古文。因此，本节主要阐述明代的古文批评。
台阁派的散文主张与台阁派作家明确的身份意识有关。台阁派作家的身份意识有两方面特别值得注意。其一，台阁文臣虽为“文学侍从”，但实际上肩负着主导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如丘浚《送徐庶子归省序》所说：“翰林……其职务之大者曰进讲，曰编纂，曰校文。”所谓“进讲”，即为帝王研读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宗旨是引导帝王成为明君。所谓“编纂”，并非编纂一般的书籍，而是指《永乐大典》《性理大全》一类著述，或有助于造成盛世文化景观，或有助于建立御用的意识形态。所谓“校文”，即主持科举考试，这有助于主考官采用行政手段来主导文坛风气。其二，台阁文臣虽名为“文学侍从”，但其职业取向却是成为内阁大臣即实际上的宰相。《明史》卷七○《选举志》二载：“成祖初年，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诸色参用。自天顺二年，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由翰林院庶吉士而纂修官而掌院官而内阁大臣，入阁已大体成为翰林院官员的专利。也就是说，台阁文臣是被作为政治家来培养的。
台阁派作家身份上的这两大特点，是我们考察台阁派古文理论的切入点。由第一点出发，台阁派在确定古文统系时主要以宋文为榜样，对欧阳修尤其推崇。在台阁派的古文统系中，受尊崇的是“其言庶几发明圣人之道”的一系列作家，如汉代董仲舒、唐代韩愈、宋代欧阳修、曾巩、周敦颐、二程、朱熹，他们都能“笃志圣人之道，沉潜六经，超然有得于千载之上，故见诸其文，精粹醇深，皆有以羽翼夫经，而文莫盛于斯矣”(杨士奇《颐庵文选序》)。这种“义理上的投契”，实即与国家意识形态吻合。由第二点出发，台阁派作家“鸣国家之盛”的意图非常明确。台阁派作家片面发展了点缀升平、“润饰鸿业”的廊庙意识，唯以雍容平稳为祈向，其占主导地位的艺术追求是表现“富贵福泽之气”。《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杨士奇《东里全集》提要说：“仁宗雅好欧阳修文，士奇文亦平正纡徐，得其仿佛，故郑瑗《井观琐言》，称其文典则，无浮泛之病。杂录叙事，极平稳不费力……盖其文虽乏新裁，而不失古格，前辈典型，遂主持数十年之风气，非偶然也。”
秦汉派和唐宋派是继台阁派之后明代古文领域的两大流派。秦汉派主要由明代中叶的两个文人社团前后七子构成。唐宋派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为中坚，其活动年代的上限早于后七子，下限则与后七子相近。
自从韩愈倡“文以载道”说以来，古文的道学气味总是无法摆脱。入宋以后，随着理学的发展，古文的创作日趋繁荣，理学更与古文结下了不解之缘。明初宋濂主持《元史》编纂，断然将传统正史的儒林、文苑二传合而为一，名《儒学传》。以“儒林”吞并“文苑”，以理学吞并古文，这既是宋濂编纂《元史·儒学传》的指导思想，也反映出理学家成为古文作家主体的文坛现实。与此相关，重“道”而轻“辞”成为元代及明初古文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潮。宋濂便极力称赞理学家“以明道为务”的古文，轻视不“以明道为务”而在文辞上着力经营的古文(《赠梁建中序》)。方孝孺在《答王秀才书》中也以此为标准，对韩愈“以知道自居，而于董、贾独抑之，相如独进之”提出批评。
理学家成为古文作家的主体，这是伴随着理学在宋代兴盛而出现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明代前七子步入文坛，致力于改变这一在他们看来极不正常的文坛现实。前七子在诗的创作中不满于宋代“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风气，在古文的创作中不满于宋以来理学家占主导地位的倾向，他们对“宋学”的挑战是全面而系统的。他们提倡文章必须具备秦汉古文的气格，将“法”与“修辞”置于“理”、“事”之上。李攀龙《送王元美序》肯定李梦阳“视古修辞，宁失诸理”的创作主张，批评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顺之不在文辞上苦心经营，借口“理胜者文不难而自至”来掩盖文辞之短。这提示我们，前七子因提倡学习先秦、西汉的文辞而被称为“秦汉派”，实为文辞派;王慎中、唐顺之等因提倡学习唐宋古文而被称为“唐宋派”，实为义理派。前七子重文辞，旨在改变宋以降理学吞并文辞的古文传统。
值得关注的是，秦汉派在与唐宋派的竞争中，从总体上看，明显处于下风。不仅前七子受到唐宋派的正面挑战而旗靡辙乱，即便是志在为前七子报一箭之仇的后七子，亦不得不慨叹处境的不利。秦汉派的失利，其统系选择与审美祈向的错位是一个重要原因。
首先，秦汉古文和唐宋古文并不像前后七子所强调的属于两个立场迥异的统系。可以说，与注重抒情写景的六朝骈文相较，秦汉古文和唐宋古文之同超过了二者之异，二者在注重说理、叙事方面是相当一致的。在秦汉派与唐宋派的争执中，我们不难注意到，秦汉派鄙薄唐宋古文，而唐宋派并不鄙薄秦汉古文，反而一再声明，他们的宗旨是经由唐宋古文这一阶梯臻于秦汉古文的境界。可见唐宋派的理论主张比秦汉派更为平和融通。
其二，秦汉派以先秦西汉的古文为宗，大力倡导文辞的经营。但先秦西汉的古文，其最受后人钦重的还是其见地的深刻而非文辞的修饰，秦汉派将文辞放在第一位，甚至说“视古修辞，宁失诸理”，不免有买椟还珠之嫌。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说：“两汉而下，文之不如古者，岂其所谓绳墨转折之精之不尽如哉?秦汉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庄家有老庄本色，纵横家有纵横本色，名家、墨家、阴阳家皆有本色。虽其为术也驳，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是以老家必不肯剿儒家之说，纵横必不肯借墨家之谈，各自其本色而鸣之为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于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语性命，谈治道，满纸炫然，一切自托于儒家。然非其涵养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而影响剿说，盖头窃尾，如贫人借富人之衣，庄农作大贾之饰，极力装做，丑态尽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废。”唐顺之以见识的高下来确定文章的高下，这一说法与论说文的本性是吻合的。作为唐宋派的代表作家和理论家，唐顺之否定“唐宋而下”“一切语性命、谈治道之说”，其实是否定了部分理学家自占地步、自高身份的陈词滥调，希望以“千古不可磨灭之见”取代陈陈相因的“道”，其立论是周全有力的。他以这种周全有力的立论来反对秦汉派的一味注重文辞，雄辩而难以抗拒。
其三，身为明代作者，而致力于模拟先秦西汉古文的经营文辞之“法”，一是不可能出神入化，二是不合时宜。方孝岳《中国散文概论》曾指出一个事实：先秦两汉的散文“力顾本位”，而唐、宋八大家则回避本位。此说本于刘熙载《艺概》卷一《文概》：“文有本位。孟子于本位毅然不避，至昌黎则渐避本位矣，永叔则避之更甚矣。凡避本位易窈眇，亦易选懦。文至永叔以后，方以避本位为独得之传，盖亦颇矣。”“力顾本位”，其特征是将本人的见地说透，从正面阐发，而对章法之类，则顺其自然，并未格外留心。“回避本位”，则心目所注，不在见地本身，而在文章的风神情韵，如此措手，章法昭然。所以唐顺之在《董中峰侍郎文集序》中说，“汉以前之文，未尝无法，而未尝有法，法寓于无法之中”;“唐与近代之文”，“以有法为法”，“其为法也严而不可犯”。他由此得到的结论是：倘要论经营文辞之“法”，理当从唐宋入手;高谈秦汉，必然不得其门，因为秦汉古文并无经营文辞的技法，如果要亦步亦趋地仿效，只能写出佶屈聱牙之文。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探讨了秦汉派失利的原因，归结为一点，关键在于统系选择和审美祈向的错位。比较而言，唐宋派的统系选择与审美祈向吻合的程度略高，但也同样存在问题。比如，以“理”作为古文的核心，所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是理学家(含心学家)成为古文作者的主体。其情形与南宋和元代相仿，又进入了理学“流而为文”的新一轮回。这样的轮回是很难令读者振奋的。徐乾学《重刻震川先生全集序》指出：“自南宋历元”，这是理学“流而为文”的时期，弊病是“风格苶萎”;“负才者”如李梦阳、何景明等秦汉派代表作家，弊病是“虚气浮响，杂然并作”。归有光鉴于二者之失，兼收其长而去其短，一方面以“理”为文骨，另一方面又致力于克服“风格茶萎”之弊。归有光成为“明文第一”，不是没有缘由的。徐乾学的见解提醒我们，以唐顺之、王慎中、茅坤为代表的唐宋派，不免理学“流而为文”之嫌，其成就不及归有光，这是重要原因之一。在秦汉派与唐宋派之间，归有光与唐宋派的立场较为接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他反对“讲道标榜”，反对“语录”、“讲学”之习，与唐宋派的差异亦显而易见，不容忽视。
在明代散文批评领域，台阁派、七子派和唐宋派之外，其他流派(如公安派和竟陵派)和个人(如徐渭、张岱)也发表过若干真知灼见或值得重视的看法，因不影响全局的立论，就不一一罗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