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的内容·明代八股文·明代八股文的影响

八股文对于明代文学创作的影响。黄宗羲《明文案序上》在谈到明文之弊时说：“此无它，三百年人士之精神，专注于场屋之业，割其余为古文，其不能尽如前代之盛者无足怪也。”(《南雷文定前集》卷一)明代以后，将试官所作的经义称为“程文”，士子所作的称为“墨卷”。程文是作为考试示范的文章样式，因应试者须依照此程式作文。顾炎武认为，程文为文章写作立一格式和标准，这严重影响和束缚了士人的创造，使文体每况愈下：“文章无定格，立一格而后为文，其文不足言矣。唐之取士以赋，而赋之末流，最为冗滥;宋之取士以论策，而论策之弊，亦复如之。明之取士以经义，而经义之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皆以程文格式为之，故日趋而下。”(《日知录》卷一六“程文”条)对于程文的揣摩与模拟并由此而产生的定式、规格等潜在观念，严重影响了明代文学的创新精神。对于作家来说，八股对于古文的影响可能是一种不自觉的影响，他们倒是希望能把古文融入时文的^①。如唐宋派诸家都是八股的好手，“明代举子业最擅名者，前则王鏊、唐顺之，后则震川、思泉”(《明史》卷二八七)。他们善于将古文笔法融合到八股文写作之中，以提高八股文的文体品位。方苞《钦定四书文》凡例说：“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但是由于他们日夕揣摩八股文，八股文的技法与思维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其古文写作。正如黄宗羲《明文案序上》批评归有光的古文说：“议者以震川为明文第一，似矣;试除去其叙事之合作，时文境界，间或阑入。”(《南雷文定前集》卷一)章太炎说：“震川之文，好摇曳生姿，一言可了者，故作冗长之语。曾涤生讥之曰：‘神乎? 味乎?徒辞费耳。’此谓震川未脱八股气息也。”(《国学讲演录·文学略说》)归有光的古文佳处在于摇曳生姿，而弊端是故作冗长之语，章太炎指出这正是八股的习气。

八股文对于明代诗歌也产生影响。吴乔《围炉诗话》卷六谈到明代诗人的毛病时，认为产生这些毛病的原因有六方面，其中首要的是“时文”的影响：“诗与古文，门径绝异，时文于二者更异。彼既长于时文，即以时文见识为古文诗，骨髓之疾也。”(《清诗话续编》)因为八股文取士使大多数知识分子潜心于此，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影响，而诗歌的思维方式与八股思维是截然不同的，这不能不影响其诗歌创作的成就。

八股文对于明代的戏曲也有所影响^①。徐渭《南词叙录》指出当时南曲受八股文影响的弊病：“以时文为南曲，元末、国初未有也。其弊起于《香囊记》。《香囊》乃宜兴老生员邵文明作，习《诗经》，专学杜诗，遂以二书语句匀入曲中，宾白亦是文语，又好用故事作对子，最为害事。夫曲本取于感发人心，歌之使奴童妇女皆喻，乃为得体。经子之谈，以之为诗且不可，况此等耶?”王骥德《曲律》“论曲禁第二十三”亦有“书生语”，自注：“时文气。”八股文对于戏曲的影响相当复杂，也不一定全是消极面。比如元代倪士毅的《作义要诀》中提出“或题目散，头绪多，我须与他提一个大头脑”。而王骥德《曲律》、沈德符《顾曲杂言》等就把“大头脑”用于戏曲的情节结构理论上，后来清代的李渔则在此基础上，提出“立主脑”之说(《闲情偶寄》卷一)。

八股文理论与古代文学批评的关系。可以说，八股文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基本上是消极的，但八股文理论却比较复杂，它对古代文章学、技法理论产生的影响却不能断然否定。八股理论与古文理论是双向影响的。八股理论是基于传统文章学理论的，许多八股大家也正是以古文理论来阐释八股技法的。八股文创作集中和积淀了一些汉语言文字表现技巧，由于数百年间，文人们日夕研习，更是把这些表现技巧推向极致。八股文及其理论的兴盛，使明清文学批评出现新的风气，对艺术作品的结构乃至字句篇章之技法理论空前重视。八股文最讲起承转合、绳墨布置之法，如唐彪《读书作文谱》卷七“文章诸法”认为八股文有章法、股法、句法、字法，而具体的技巧非常复杂，比如：浅深、虚实、开合、离合相生、描写和对面描写、衬贴和对面衬贴、跌宕、详略、先后、翻论、进退、转折、推原、推广、反正、照位、关锁、代法、咏叹、遥接、抑扬、顿挫、虚衍、顺逆、挨讲穿插、预伏、补法、省笔、分总、牵搭、类叙等。古代的文学批评，至八股批评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标志就是技法理论盛极一时。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多形而上的批评，宋代以后形式技法批评始兴，明代之八股理论则出自强烈的功利和实用性，以具体指导的方式，将技法理论推到极致。在此期间，不但出现大量新的批评术语，而且技法理论也日趋细密和完整。

八股文理论对于明代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与八股文理论同步，明代文学批评也相当重视结构技法，对于文章之抑扬、开阖、敬正和起伏等甚为重视，这从明代前后七子派与唐宋派的诗文理论都可以看出来。同时，众多八股文选本及评点，也促进评点学之盛。茅坤认为：“举子业，今文也;然苟得其至，即谓之古文，亦可也。”(《茅坤集·茅鹿门先生文集》卷六《复王进士书》)他努力打通八股文与古文的技法，评点《唐宋八大家文钞》时便带有以八股文的题义章法来评点古文的痕迹，如所评以勾画腠理脉络为重。所以，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中批评说：“钩锁之法，守溪(即明代八股大家王鏊)开其端，尚未尽露痕迹，至荆川而以为秘藏。茅鹿门所批点八大家，全持此以为法。”

八股文对于明人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文人生活及心态的影响。科举考试给明代士子带来极大的痛楚，在他们心灵中刻下深深的印记。八股文给文人带来荣华富贵的同时，还给予文人强烈的精神苦闷和焦灼。八股文对于文人心灵的冲击要比其他的科举文体明显而且强烈得多。一方面，明代从中期开始，思想非常活跃，个性解放的思潮冲击着作为社会精神支柱的程朱理学;而另一方面，明代士子走向仕途的唯一出路却完全赖于以程朱理学为基调的、严重束缚个性的八股文体。这种强烈的反差是其他时代的文人所未曾经历过的。

明代文人对于八股文大抵反映出非常矛盾的心态。明人并非不知道八股之无用，但既然它是通往功名的唯一道路，只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归有光就表现出这种矛盾的心态，他多次表示对八股文的厌恶之情，认为“自科举之习日敝，以记诵时文为速化之术”(《震川先生集》卷五《跋小学古事》)。指出：“近来一种俗学，习为记诵套子，往往能取高第……然惟此学，流传败坏人材，其于世道，为害不浅。夫终日呻吟，不知圣人之书为何物，明言而公叛之，徒以为攫取荣利之资。”(同上，卷七《山舍示学者》)但归有光仍编过两册八股文的范本给人作为科举的教材，在他的文集中，他为八股文集子所写的序言还保留着(同上卷二《会文序》《群居课试录序》)。而他本人也是八股的大家。郑之玄在《自序》中说得好：“制义之业，戋戋无当，但有此物，即有此物之声价，有此物之派嫡。”(《明文海》卷三○八)八股虽然无用，但它既与功名联系起来，自然便形成一种“八股之学”，让文人们去钻研。

注释

① 艾南英《金正希稿序》说:“制业之道与古文常相表里,故学者之患,患不能以古文为时文。”见《明文海》卷三一二。① 参见黄强《八股文与明清戏曲》,载《文学遗产》199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