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已进入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这一时期的文学的总的特点是：诗词古文等传统的旧体文学已经衰微，而小说，特别是白话长篇小说，经宋元两代的长期孕育，开始蓬勃地发展起来，不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技巧上，都有很大提高，成为明代文学的主要成就。

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对这一时期的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明初的三十几年中，不仅元末战乱中被破坏的农业得以恢复，手工业和城市经济也迅速地发展起来。中叶以后，某些手工业已具备工场手工业的规模，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城市经济的发展，使得市民阶层进一步壮大起来。在市民阶层生活和思想的影响下，通俗的市民文学，小说、戏曲便迅速地发展起来了。由于明代已进入我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封建社会所固有的各种矛盾都充分地显露出来了。不仅民族矛盾依然存在，西北有瓦剌部族的侵袭，东南有倭寇的骚扰，面临严重的外患。同时阶级矛盾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异常尖锐。明代皇帝的荒淫无耻与腐化堕落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或好货成癖，对百姓大肆搜刮；或崇信道教，妄想长生，经年不朝。多年以来，或宦官专权，或权奸当政，政治日益败坏，以至引起党争。如反严嵩父子的斗争，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等等。这些虽然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不能不给文学以深刻的影响，成为文学作品一种进步的内容。统治阶级对人民敲骨吸髓的压榨、剥削，必然地要引起人民的反抗斗争。中叶以后，农民起义便没有间断过。此外还有流民暴动、士兵的哗变、市民的斗争……这正是《西游记》等杰作产生的社会基础。明代统治者为加强思想统治，大力提倡程朱理学，还采取了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毒害了人们的思想，扼杀了人才。因之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有一些有识之士、进步的文学家起来反对。一些文人为了功名利禄，陷入八股的泥淖，这也是明代古诗文词不振的原因之一。因此，反科举，反八股就成为明代一些优秀的小说、戏曲反封建的进步主题之一。在明代后期，在新兴经济与市民思想的影响下，产生了王阳明的心学。这是一种富有积极精神，反传统、追求个性解放的哲学思想。它虽然也是唯心的，却动摇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发展到泰州学派，即王学左派则更为激烈、大胆，对专制政权、封建礼教、儒家旧说等等作了严厉的批判。反映在文学上则反拟古，反旧的传统，重视小说戏曲的价值，促进了文学的发展。

就诗文创作而言，明初的作家由于身历元末的动乱，接触到社会现实尖锐的阶级、民族矛盾，因此能写出一些富有社会内容的作品。加之他们又企图以新的风格来挽回元代纤弱的文风，所以明初宋濂、刘基、高启等人的诗文作品获得了一定的成就。从永乐到成化的几十年中，社会政治较为安定，文坛则由“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为领袖的“台阁体”所充斥，内容是粉饰现实，阿谀奉迎，形式则平庸呆板，毫无生气。由于三杨都是当时的“台阁重臣”，这种“台阁体”诗文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推崇和提倡，所以几十年间在文坛上的影响很大。当然也有的作家不为其所困，独树一帜，在诗文创作中表现出自己的风格与特色。如民族英雄于谦，就是具有这样特点的一位爱国诗人。此后，在成化、弘治年间，又有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诗派。自称宗法杜甫，实则不过追求声调格律，他的文学观点对前后七子有明显的影响。由于他以台阁大臣的地位主持文坛，声望卓著，所以在明代前期的文坛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弘治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包括徐祯卿、边贡、王廷相、康海、王九思的“前七子”，打起了复古的旗号，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文学运动，很快便夺取了“台阁体”一派在文坛上的统治地位。到嘉靖中，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包括宗臣、徐中行、吴国伦、梁有誉、谢榛等人的“后七子”又继之而起，把这场文学上的复古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在反对台阁体这一点上，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但他们的理论是明显的复古倒退，以模拟来代替创作，所以他们对文学的发展实质上并未起到促进的作用。针对前后七子的弊病，嘉靖年间的王慎中、唐顺之，和以后的茅坤、归有光等人起来加以矫正。他们也主张学习古人，但反对模拟，主张学习唐宋古文，学习韩柳欧曾，提倡“自为其言”，“言据胸臆，信手写出”，被人称为“唐宋派”。茅坤编选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都很大。归有光在散文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万历年间，继续起来猛烈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的，有以湖北公安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他们认为文学是顺应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不同时代的文学有不同的特点，不应盲目崇古，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认为好的诗文都是“任性而发”，“一一从胸中流出”。他们的文学观点虽然也是唯心的，在当时却起了反复古、反道学的进步作用。他们的作品语言流畅清新，感情真挚，缺点是局限于描写自然景物、身边琐事，缺乏深厚的社会意义，因而成就不大。与公安派同时，还有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他们虽然也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拟古，主张抒写性灵，但却认为公安派的作品浅薄、俚率，所以想用形式上的险僻和“幽深孤峭”的风格来纠正它，结果是把诗文创作引向一个更为狭窄的小路。晚明产生了大量的小品散文，在风格上不同于传统的“载道”散文，给人以清新之感，最有成就的作家是张岱。明末，由于民族矛盾的加剧，作家们不可避免地参加了当时的抗清斗争，出现了一些爱国文社，如以“娄东二张”(张溥、张采)为首的复社和以陈子龙等人为首的几社。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忧国忧民的抗清志士、爱国作家。他们的作品豪放悲壮，慷慨激昂，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代表作家有陈子龙、夏完淳等。

就戏剧创作来说，明初的剧坛是被宫廷剧作家所垄断。朱权、朱有燉等创作了大量歌功颂德、粉饰现实的作品，使杂剧脱离现实，逐渐僵化，成为统治阶级享乐的工具。传奇则宣扬封建道德的倾向日益严重，出现了所谓“以时文为南曲”的逆流，如丘浚的《五伦全备记》。中叶以后，戏曲创作出现了繁荣的局面。杂剧出现了康海的《中山狼》、王九思的《杜甫游春》和徐渭的《四声猿》等。特别是《四声猿》，它通过历史题材，揭露了当时社会的丑恶，肯定了妇女的才智，批判了封建礼教。同时对杂剧的形式也有所革新，代表了明代杂剧创作的成就。传奇出现了李开先的《宝剑记》、梁辰鱼的《浣纱记》和无名氏的《鸣凤记》等所谓“三大传奇”。这些作品通过忠奸斗争的描写，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当时尖锐的政治斗争。明代后期出现了我国杰出的传奇作家汤显祖。他的代表作《牡丹亭》深刻地批判了封建礼教，歌颂了礼教叛逆者为追求爱情幸福所作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要求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是我国戏剧史上最优秀的浪漫主义作品之一。同时也出现了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派和以沈璟为首的吴江派之争。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戏曲音韵格律上，实质则是重视内容还是重视形式的问题。这是我国戏曲史上第一次派别之争，对我国戏曲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和诗文、戏曲相比，明代的小说获得了更为突出的成就。明初，施耐庵和罗贯中亲身经历了元末的农民大起义，丰富了他们的生活和斗争经验，在长期流传的三国、水浒故事和有关话本、杂剧的基础上，写成了优秀的长篇章回体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作品，是我国古代小说成熟的标志，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时产生的传奇小说瞿佑的《剪灯新话》和李桢的《剪灯余话》，承套唐宋，虽然价值不高，却给后来的传奇和拟话本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成为唐宋传奇小说到《聊斋志异》之间的桥梁。嘉靖、万历间，吴承恩在长期流传的民间传说故事的基础上，加工创造写成了长篇神魔小说《西游记》。它以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开拓了古代小说创作的新领域，丰富了我国的文学宝库。继之，出现了长篇小说《金瓶梅》。虽然它有严重的自然主义倾向，有露骨的色情描写，思想内容上有很大缺欠，但它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明代中叶统治阶级淫靡腐朽的生活和他们的种种罪恶，有着很大的认识价值。而且它是我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也是我国第一部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在我国小说史上自有其重要的地位。此后，长篇小说的创作形成了繁荣的局面。有冯梦龙的《新列国志》等历史演义小说，《北宋志传》等英雄传奇小说和许仲琳的《封神演义》等神魔小说。这些小说和上述的杰作相比，不但思想内容复杂，消极落后的东西比较多，艺术上也比较粗糙。明中叶以后还出现了大量的拟话本，这是模拟宋元话本形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反映了明代市民阶层的生活和思想。代表作品有冯梦龙编著的“三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和凌濛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三言”代表了明代短篇白话小说的成就。明代的散曲也在元代散曲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南方的王磐、陈铎和北方的冯惟敏。此外，明代也是民歌繁荣、兴盛的时代，出现了搜集、整理民歌的新现象。如冯梦龙编辑的《山歌》、《挂枝儿》就有比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