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时北兵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莫知计所出。会使辙交驰，北邀当国者相见，众谓予一行为可以纾祸。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 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初，奉使往来，无留北者，予更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于是辞相印不拜，翌日，以资政殿学士行。
初至北营，抗辞慷慨，上下颇惊动，北亦未敢遽轻 吾国。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贾余庆献谄于后，予羁縻不得还，国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脱，则直前诟虏帅失信，数吕师孟叔侄为逆。但欲求死，不复顾利害。北虽貌敬，实则愤怒。二贵酋名曰馆伴，夜则以兵围所寓舍，而予不得归矣。未几，贾余庆等以祈请使诣北；北驱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当引决，然而隐忍以行。昔人云： “将以有为也。”
至京口，得间奔真州，即具以北虚实告东西二阃，约以连兵大举。中兴机会，庶几在此。留二日，维扬帅下逐客之令。不得已，变姓名，诡踪迹，草行露宿，日与北骑相出没于长淮间。穷饿无聊，追购又急，天高地迥，号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渚洲，出北海，然后渡扬子江，入苏州洋，展转四明天台，以至于永嘉。
呜呼！ 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 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 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 去京口，挟匕首以备不测，几自刭死； 经北舰十余里，为巡船所物色，几从鱼腹死； 真州逐之城门外，几徬徨死； 如扬州，过瓜洲扬子桥，竟使遇哨，无不死； 扬州城下，进退不由，殆例送死； 坐桂公塘土围中，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死； 贾家庄几为巡徼所陵迫死； 夜趋高邮，迷失道，几陷死； 质明，避哨竹林中，逻者数十骑，几无所逃死； 至高邮，制府檄下，几以捕系死； 行城子河，出入乱尸中，舟与哨相后先，几邂逅死； 至海陵，如高沙，常恐无辜死； 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与寇往来其间，无日而非可死； 至通州，几以不纳死； 以小舟涉鲸波，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 呜呼！ 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 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予在患难中，间以诗记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废，道中手自钞录： 使北营，留北关外，为一卷； 发北关外， 历吴门、毗陵，渡瓜洲，复还京口，为一卷； 脱京口，趋真州、扬州、高邮、泰州、通州，为一卷； 自海道至永嘉来三山，为一卷。将藏之于家，使来者读之，悲予志焉。
是年夏五，改元景炎，庐陵文天祥自序其诗，名曰《指南录》。
《〈指南录〉后序》选自《文山先生全集》，有删节。该序作于景炎元年(1276)。《指南录》是文天祥自编的一部诗集，收的是从出使北营到南返福州这一段时间里所写的诗。他在《扬子江》一诗中写道：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诗集命名为《指南录》，正是表达了作者心指南宋，冒死南归的一片忠贞爱国之情。因为作者在此之前已为此诗集写过一篇《自序》，所以这一篇叫做《后序》。作为一本诗集的序文，除了说明这本诗集的写作、编辑目的和编辑体例外，重要的是详细列述这部诗集的写作背景和主要本事，并且通过集中抒发，表现自己经过一场艰险之后的沉痛心情和生死不渝的爱国精神。
全文共四段，分为两大部分。其中第一至第四段，主要叙述作者的艰险遭遇，为第一部分。在这一部分中，前三段以叙事为主，写出使元营、英勇抗争、被驱北行、逃至永嘉的经过。
第一段写出使元营的背景和“求救国之策”的动机。在概括的叙述中贯串着两层鲜明的对比。一层是元军“迫修门外”，南宋王朝措手不及。一个“迫”字反映了元军长驱直入的凌厉攻势，一个“不及”暴露了南宋小朝廷的腐败无能。这一层对照，充分显示了形势的紧迫。另一层是在这国家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满朝文武贪生怕死，惊慌失措，竟“莫知计所出”，而文天祥则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为“求救国之策”挺身而出。这一层对照，充分显示了文天祥为国效命的崇高精神。
第二段写在元营抗争被扣，被迫北上的经过和“将以有为”的决心。前半段写在元营抗争的情况。“诟虏帅”，数逆贼，表现了凛然不可侵犯的民族气节。他在被扣留的处境中，考虑的仍然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国事遂不可收拾”，始终以国家前途为念。后半段写在被驱北行时的想法。“分当引决”是以死报国，也足以表明忠贞之心，但无助于国运的挽回，终于决定为了“将以有为”而忍辱负重，这正符合他“求救国之策”的初衷。这是一种深沉的忧国忧民的情怀。
第三段写从京口脱逃到永嘉的苦难历程。这一段从所叙经历来讲，有三层： 一是从京口奔抵真州，满怀希望； 二是离真州后颠沛于长淮间，极端困苦； 三是得舟入海南返，绝处逢生。从流露和抒发的情感来讲，先是兴奋、乐观——“中兴机会，庶几在此”； 后是痛苦悲愤——“天高地迥，号呼靡及”。兴奋和乐观是因为看到国家中兴的希望； 痛苦和悲愤，绝不仅仅是由于脱逃途中生活上的艰难，而是由于忍辱负重，“将以有为”的抱负难以实现。他的悲喜都是植根于忠贞为国这一思想基础的。
与前三段相比，第四段以抒情为主。作者一连写出了十八种几死之状，表现了自己对艰险遭遇的慨叹。开头一句以慨叹的语调总说自己九死一生的经历。接着按时间顺序历数十八种自以为死而竟不死的“非人世所堪”的艰险遭遇，这是本段开头“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的具体化，是对前两段简要叙述的具体补充和细节强调，它是本段的主体。一连串排比句语气紧迫，真切地概括了一个接一个“层见错出”的危恶境界，充分地抒发了作者愤怒、惊恐、悲痛错综交织的感情。这十八个镜头，淋漓尽致地显示了作者强烈的爱国思想，坚强不屈，生死之际不苟且的斗争意志和无所畏惧的牺牲精神。这一段的最后，以“呜呼”领起，照应本段开头，不仅归结而且深化了全段内容： “死而死矣”，表明了自己为国家置生死于度外的决心； “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概括了以上十八个排比句分述的情状； 末句“痛定思痛，痛何如哉”是无比悲愤的感叹。当他处身于险境时，是“死固付之度外”的，但事后回想起来，身世之痛，兼以山河破碎之痛，其悲痛是无以复加了。
第二部分即第五、六两段，主要说明诗集的由来、编诗的目的和诗集的命名。这是序文中应有之义。在第五段中，我们要着重注意作者的最后一笔寄慨——“使来者读之，悲予志焉”。他的志就是第一段中所说的“救国”，第二段中所说的“将以有为”，第三段中所说的“中兴”。这种深厚的爱国感情贯串全篇，渗透在前四段的叙述中，体现在后两段的说明中。这就是前后两部分各段文字的内在联系。
在艺术上，这篇散文最大的特点就是记叙与抒情的紧密结合。最为显著的是第四段，把十八种险状从前面的叙事过程中抽绎出来，以号呼感叹、排比联翩的形式加以表现，具有强烈的抒情效果。从写作心理的角度来说，险恶的遭遇事后易于在心目中集中复现。作者如此历述险境正是这种往事不堪回首而又易生心目的心理状况的反映。作者如此集中描述，有利于渲染出回首往事、痛定思痛之际的巨大沉痛。
作者在一般的记叙过程中也穿插了一些抒情。作者是以自我回忆的笔调叙述往事的，这就有可能不时地表露出自己的感慨。如“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之“不幸”，如“将藏之于家，使来者读之，悲予志焉”等等，感叹意味都很浓，这是第一人称所特有的抒情效果。
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前三段叙述艰苦历程的每一阶段，都在关键处表露出深厚的爱国之情。第一段叙述出使北营时说“予更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 第二段叙出行时说“予分当引决，然而隐忍以行。昔人云： ‘将以有为也’”； 第三段叙直抵真州，与东西二阃约定连兵大举时说“中兴机会，庶几在此”。每一段的叙述中都贯串着一心向南、矢志报国的主导思想和情感线索。作者在全文的最后特别强调编诗的用意就在于自己的“志”，对于报国抱负和身世遭遇的悲慨是这篇序文的内在脉络。所以，全文虽然以记叙的笔墨为多，抒情意味却比较浓厚。
为了适应记叙和抒情的结合，句式就不得不相应地富于变化。作者运用了不少散行与对偶相结合的句子(如第三段)和散行与排比相结合的句子(如第四段)。这样写奇偶错综，感情抑扬起落，使文章的气势更为磅礴，感情更为充沛，因而感染力也更强。动词的灵活使用也加强了叙事、抒情的表现力。如许多表现脱险行走之义的动词极少重复，变化使用，能真实地记录和确切地表达作者当时的危险境遇和复杂变化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