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本书以记述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为主旨。第一卷，概述了中国的基本情况，包括中华帝国的名称、地理、物产、科学技术、政府机构、风俗习惯和信仰。第二卷至第五卷，详细记述了耶稣会传教士们在中国传道的经历，其中最主要的事迹，包括沙勿略始入中国未获成功；罗明坚在肇庆开辟传教中心；利玛窦在韶州建立新会所；利玛窦在南京、南昌传道；利玛窦进入北京；利玛窦在北京的成功和去世等。围绕利玛窦等人在中国的传道，本书向欧洲的同会教友和其他人士展示了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如何在上帝的引导下，克服各种难题，坚忍不拔开展宗教事业的经历，同时强调了适应中国文化以增进效果的传道策略，以期后来的传道士从这些经验中获益。
【作品选录】
利玛窦神父在南京三重墙外的一个郊区登岸，这个地方很大而且人烟稠密，堪称为一座大城。他在这里碰巧遇见一个医生，他就是把神父们撵出肇庆的总督的儿子们的一个朋友。医生知道利玛窦神父是刘五的朋友，五的意思是总督的第五个儿子，他姓刘。利玛窦神父住进一所小屋后不久，就派一名使者向医生打听刘五是否住在南京，希望他可以帮助自己实现自己的计划。刘五就在那里，利玛窦神父便去看他，两人都很高兴；而利玛窦特别高兴，因为他被介绍给几位名人，他们后来都在不同场合下邀他赴宴，对他十分尊敬。从此之后，他经常去访问城里，但总是坐着遮起的轿子，以免引起议论，也是为了维护他被这些百姓视为尊贵的声誉。到一些朋友家的距离，是要有强壮的体格才能走到的。
他的下一件事就是要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在城里开辟一个传教中心。他对他们说，他在广东省长期居留期间，关于这个著名地方已经听说了许多，所以他受到鼓舞要在这里居住，安度余年。在刚一交往时，在有关到南京来传播福音的事，或有关到中国其他地方去传播福音的目的，他不得不把自己的意图隐藏起来。就他的朋友们而言，他们和他一样热心，毫不反对他的居留。事实上，他们答应尽力帮助他，或者通过他们的熟人说情。
这时，正当利玛窦神父在想方设法要安全地开辟一处驻地时，他听说他在广东省的一位朋友住在南京。这就是大官徐大任(Sciutagim)，是个很有影响的人。恰巧当此人还是一名低级官员时，利玛窦神父有一次送给他一个天球仪和一只砂漏；即使是今天，中国人也还把这些东西看得很宝贵。反之，这位官员好几次也在他真正有需要时，给过他帮助。大约两年前，此人在赴现在的职位的途中在韶州停留，他想把利玛窦神父带到南京，但韶州当时的情况使他不能接受邀请。徐大任在南京的消息使利玛窦喜出望外，他赶紧告诉了总督的儿子。他觉得好像是上帝赐他的恩福，那是他每天作弥撒时都在祈祷的，是长期都在希望着的。他抓紧时间马上就去拜访了这位官员，穿上知识阶层的盛装，携带着礼物，许多官吏在这种场合都会指望着礼物的。
这位官员贪婪到在家里只过极其节俭的生活的地步，活像个叫化子。他生活的唯一野心是从一个高位爬上另一高位，结果是这时候他已据有侍郎的高官，即南京的侍郎，那意味着他是内阁主管官的副手。一见到利玛窦神父，他似乎对他的意外出现表示惊愕，但他要获得诱人的礼物的愿望打消他的惊异。确实是如此，以致他娴雅地接待了他的客人，请他入内，让座，然后问他景况怎样，为何而来。利玛窦以奉承的方式回答说，他非常想看到他，为此他从兵部侍郎那里取得了旅行南京的护照，并且说他想在他的特殊保护之下在城里建立一个驻地。这个可怜的家伙一听这话，吓得要命，他先倒抽一口冷气，然后大声嚷叫，告诉他的客人说，他到这城来是打错了主意。他解释说，南京不是外国人住家的地方，因为他出现的本身就足够引起骚动了。再者，他又对神父说，来看他也犯了大错，因为其他官员会利用这次访问控告他犯了邀请外国人入南京之罪。利玛窦神父拿北京侍郎发的护照给他看，那比此人的地位要高很多级，但并没有起到安抚他的效果。他并不要安抚，所以他就把利玛窦送走，并找了许多理由声明为什么他丝毫不能帮助他，奉劝他尽快离开南京，动身到别的地方去。
会见以后，他的下一步作法是派人召利玛窦住宿家的主人去见他，当利玛窦神父回到家里时，他发现他的所谓朋友的军吏已在他之前到达。全家都受到骚扰，十分害怕，因为军吏勒索贿赂，恐吓他们说，神父来到南京，使他们的上司大为震怒。利玛窦神父也受扰不少，唯恐无辜的一家被他连累。屋主受利玛窦的鼓励，掩盖起他的不安，但彷徨于希望和恐惧之间，出现在那位官员之前。他一露面，徐大任就勃然大怒，指斥他勾结外国人，那在中国人中间等于是大逆不道。受审的屋主申明北京的侍郎让这个外国人住到他家，还持有护照。官员不愿相信这些，假装着他不想冒犯北京的侍郎，或者至少是假装着这类事不足相信，因而显然是要向这个可怜的人逼供。他认为用这种办法，惧怕惩罚就会迫使被告承认自己曾和国外的人私通。
在这幕戏之前，官员已把公证人召到他的衙门去，毫无疑问是跟他先商量过了的。他问公证人是否认识不久前去看他的外国人。这个公证人来自广东省的肇庆，他立刻回答说他很了解神父，因为神父制造骚乱和给中国朝廷制造事端，几年前已被肇庆总督撵走。因此，那位不愧为聪明演员的官员，开始激昂演讲，告诉被告说，他把这样一个不知底细的人接到他家里，罪该大辟。然后他恐吓说要彻底调查整个这件事，可怜的被告对此吓得浑身发抖。官员一点一点地平静了下来。他作这样的表演，好让别人想不到他自己曾邀请过外国人。他最后决定，受控告的屋主应把他窝藏的洋人送回广东，而且他应从他必要路过的江西省官员那里取得正式收条，证明外国人已返回广东省。这个可怜的受害者声称离家这么长的时间，他穷得实在无法完成这样一道命令。他的申诉被接纳了。然而，官员要他答应把外国人从他家里打发走，让他登上一艘开往广东的船，并且这个保证要用文字写下来，亲自交回。他就这样做了，交回了书面保证作为此事的证明，他从负责船只启航的官吏那里取得一份文书。
这些不幸的事件难以想象地影响了利玛窦神父。他的朋友们劝他不要管徐大任的命令，在南京或者在一个郊区另找个地方住下来，但是他害怕会发生更糟糕的事，假如他违反了现任法官的决定的话。他觉得遵守这些命令，就是在执行上帝的旨意，而且除非上帝有意如此，所有这些挫折，都是不会发生的。于是他违背自己的愿望，也违背河水的潮流，驶向江西省。
他的想法是，他将能从距离不远的江西省会澄清南京事件。在那里他可以利用一切机会实现他的计划，通过和他在南京所交的朋友的联系，他们会把南京发生的事通知他，并在风暴过去后把他召回去。他登上了凄惨的旅程，途中他沉思着他经历了千辛万苦而没有什么结果。好像他全部的意愿是一场空，他全部的努力统统白费。他一整天都在想着他该怎样办，当他身心交瘁地入睡时，他已经离江西省城不远了。
他睡眠中做了一个梦，梦见他遇到一个陌生的行人向他说：“你就这样在这个庞大的国家中游荡，而想象着你能把那古老的宗教连根拔掉并代之以一种新宗教吗？”原来，自从他进入中国时起，他始终是把他的最终打算当作绝密加以保守的。所以他答道：“你必定要么是魔鬼，要么是上帝自己，才知道我从未向人吐露的秘密。”他听到回答说：“根本不是魔鬼，倒是上帝。”看来好像他终于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人了，他跪在这个神秘的人的足下，含泪请求他：“主啊，既然你知道我的想法，为什么不在这困难的事业中助我一臂之力？”说完这话，他趴在地下哭，泣不成声。到最后他听见保证的话时才感到一阵安慰：“我将要在两座皇城里向你启祥。”那和上帝曾在罗马答应帮助圣依纳爵的话，字数完全一样。他仍在梦里，恍惚进了皇城，完全自由而安全，没有人反对他的到来。他醒来眼里噙着泪花，说出他的梦来安慰他的同伴，因为同伴也和他本人一样灰心丧气，也因为他真正以为其中有神灵。不管怎样，后来发生的事确实是符合预言的。此后的几年内，当他在北京毫无进展而返回时，他进入的恰好是梦里所看见的南京的那部分。也正是在这里，他如此自由地建立了一处驻地而且获得如此成功，以致他的梦境确实可以被看成是一个预告。我们将不在这里谈他后来在北京有幸建立和巧妙指导着的传教团，因为这会妨碍往下叙述的乐趣。
航向南昌的水程中，他遇到一个朋友，是省城的公民；他指点给他一所出租的屋子，是属于他的一个亲戚所有的。他对利玛窦神父说他可以把房子接过来作为驻地，他的朋友先上岸，到那所房子去并派几个挑夫来搬运神父的行李。后来他送他一顶轿子，以备他要外出时使用。第二天，利玛窦神父就在这座屋里做弥撒。那天是圣彼得和保罗的节日，举行弥撒是感谢他的获释，祈求使徒在他所从事的计划中作为他的指导和保护者。
江西省的省会是南昌。它并不是一座最大和最繁华的城市，但它因知识阶层的人数多而闻名全国，他们从这里出去担任政府的各种要职。它的幅员大致和广州一样大，不过商业贸易远不如广州。这儿的百姓是勤俭的，习惯于生活简单，尽管他们奉行伪宗教，其中有很多人仍然是中国斋戒的严格遵守者。知识分子，即受过教育的阶级，形成一个社会；而且在规定的日子，其中一些最有学识的人举行有关实践各种德行的讨论会。倘若有人从他们的外表来判断，他必定认为，他们的文雅风度再没有什么可添加的了；但他们缺乏真正信仰的光明，茫无目标地在德行的道路上徘徊，是没有牧人的迷途的羔羊。
到达这里以后有几天，利玛窦神父足不出户，用祈祷把他的事业交托给上帝。他想到的唯一可能对自己有帮助的人，是上面提到的那位医生，所以他决定去拜访他。此人在官员中以行医出名，特别为总督所知，总督很器重他。除了行医而外，这位医生也以在他交往中始终表现文雅和态度和蔼而知名。总督很高兴地听说有一个外国人和他的朋友即北京的侍郎一起到来，便去拜访他。然而，他看见客人时有点吃惊，并注意到客人的相貌跟中国人大不相同；更令他惊异的是，他发现这个洋人谙习中国的礼仪和习惯并通晓中国文献。
根据他对中国的统治阶级即官员们的长期经验，利玛窦神父已经懂得，和他们交往，要是忽视了这类拜访习惯上所必需的外表，那就得不到什么。正是这个缘故，他进了城就决定采用适度的仪表，穿上在正式访问时已成习惯的绸袍，还戴上知识阶层所特有的帽子。这种帽子和西班牙教士所戴的那种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稍高一些。拜访时他总带着两名身穿毛织服装的仆人，并乘坐由轿夫肩抬的轿椅出行，这些都是习惯所需，即使在不那么有名的知识分子当中也是一样。事实上，如果忽略了这些习惯，就不会被看作是个有学问的人。正是这样，仪表一旦被用来当作习惯，便和它们只不过作为其代表的东西合而为一了。当我们谈到知识分子，即有学识的阶层时，我们并不像有些人所认为那样，仅仅是指官员，官员在公开露面时是更为威风和壮观的。他们当然都是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并不都是官员。
利玛窦神父决定去拜访他的医生朋友，他穿上一身礼服，免得被人挖苦为和尚。医生有一份利玛窦不久前送给他的欧洲珍礼，因为它稀奇，所以他拿它来招惹他朋友们的好奇心。朋友们辗转在乡下散布谣言说，有个外国人到来，他相貌奇特，每个人都应该去看看。医生以报答盛情的方式，邀请利玛窦神父赴盛宴，排场之大正如所曾叙述过的那样。应邀的有上等阶层的一些人，还有些客人是皇帝的亲戚。这个城里有许多皇亲国戚，后面还要更多地谈到他们。
大家都喜欢神父的仪表，喜欢和他交接；而他们都态度友善，这又给了神父一个机会，把他目前的一些处境插进谈话里来。他向他们担保说，他很乐意留在这个城市里，如果情况允许他留下。与会的人都愿接受这个意见，医生对此激动得简直不相信他所听见的话，不相信这是认真说的。中国人惯于用权宜的借口来掩饰虚假，因此为了促进所说的事，医生就假称他接到了北京侍郎的几封信大力推荐利玛窦神父，要他设法把神父安置在省城里，因为广东省不宜于神父的健康。
上等阶层的这类聚会并不是用以争取开辟新驻地的唯一手段。有时候，为努力赢得前来访问神父的当地许多居民，利玛窦要向他们解答一些数学问题，这看来颇使他们满意。有时他为他们拼制日晷作为消遣并向他们表演它是怎样计时的。然而，最令他们满意的，莫过于表演他的非凡记忆力，他是采用一些技巧和方法才做到这一点的。他们当中有学识的人对此特别感到兴趣，因为中国人要比其他民族更为不断用力地把整卷的书都背下来。事实上，可以说他们头几年的学习完全是放在这种本领上。有时候，他们把很多中国字漫无次序地写下来，而利玛窦神父读上一两遍，再通过记忆就把它们按书写的样子重复读出来。那是惊人的，但使他们简直莫名其妙的是，他马上又把整篇东西通过记忆倒背了出来。他们很多人渴望知道他是怎样做到这点的，于是他把这种办法教给他们当中的几个人，但是困难不小。他就这样使自己对所有的人有求必应，为的是争取他们都皈依基督。
这一切正在进行时，利玛窦碰巧遇到一个有名的人物，这位先生在韶州当大官时，利玛窦曾和他很友好。他受到了殷勤的接待，就想得到此人的帮助，取得建立永久居留地的许可。他的朋友答应他说，他要找城里的一位大员把情况上报总督，但他找不到一个肯冒险卷入和外国人的事有牵连的人。正在这时，他的韶州老相识奉召到北京省担任官职，不过在离开之前，他把利玛窦介绍给他的一位上层阶级的朋友。利玛窦认为最好是信赖此人，而不是信赖他的医生朋友，后者的声望直到那时，还没有获得什么结果。他接受的并立即奉行的建议是，不必管那些官吏而在城里住下来，然而不是在他当时所居住的市中心，而是刚在城墙之外，离他本人住的地方不远。
这时候，外国教士在这座城里已经很知名了，当他迁居后，很多常去看他的人却找不到他。结果在百姓中间就开始流传各种谣言，并且发生了一种恐惧，认为由于这个洋人，公益可能受到损害。这些平常的无聊传说最后传进了官员的衙门，乃至总督衙门；结果是下令进行彻底调查，弄清外国人的下落，他从哪儿来的，他为什么住在这里。事情是怎样发生的还不清楚，但姓陆(Lo)的总督已得到一份同情利玛窦神父的报告，所以当他听说起这个神秘的外国人时，他就推论二者必定是同一个人。有了这个印象，他把外国人可能居住地区的武官召来，命他查询这个人是谁，从何处来。他告诫武官要对待他彬彬有礼，避免任何不敬，并且在次日把他的发现上报。根据流行的风俗，武官把他的拜客帖送交利玛窦神父，并通过一名家仆请神父把有关护照的事报告总督。他还声明总督本人想拜访神父，但为紧急公事所绊未能前来。然后他请利玛窦神父在他方便的时候来拜会总督。神父很乐于这样做，他穿上传统的礼服前去拜访，并用书面答复把总督所问的事呈递上去。他说明他在广东省的肇庆和韶州住了好几年。大约半年前，他随兵部侍郎来到这里，并说了他的名字。经他同意，神父才沿河一直旅行到南京，他在此地登岸休息，直到他能够作好返回广东省的旅程准备。
当他的新朋友，还有跟利玛窦寄住处的屋主人，一听说总督在查询神父，就吓得要命，并且近乎残暴地不顾礼貌，马上逼着他当夜离开。他们实际上使用了武力，把他全部的东西扔到街上，不准他向前来查询的卫兵长申诉。倘若利玛窦的仆人没有表明他们准备以武力对武力，那他差不多快要被粗暴地轰出去了。
一见利玛窦神父送给他的文件，总督就明白这是他所疑心的那个人。这一发现使他高兴，他命武官把洋人带到他的官府里来。利玛窦真给弄糊涂了。在赴官府的路上，他疑虑着应该提什么理由延长他在城里的逗留。他毫不怀疑将要发生什么事。当他进入官府大厅时，总督在宽敞的厅内半途相迎，离开他的大椅去接待他。利玛窦正准备向他跪拜，这是对本府官员的常礼，但总督示意他别这样做，要他向前，并且是总督先打开了话题。他说：“我等着见你有很久了。”“你的人未到而名先到。我曾听说你的德行和学识，现在我对这两者都深信不疑，因为我从你的品貌和风度中看到了这点。言谈是不必要的，德行就在你的身上闪耀出来。”
这样一场出乎预料的接待，超出他最好的愿望，简直令人吃惊不止。尽管他知道他远不配受到这样的赞扬，他仍然很高兴想到，在这样的特殊时刻，地位这样高的一个人会对他有这样高的评价。他把这一切都归于上帝的旨意，那是慈祥的，但又是强而有力的；它们浮沉不已而使一切事物都按照上帝无穷智慧的安排得到应有的结局。
利玛窦神父对总督的回答完全遵守中国的礼节，他说：“我是什么人，应该受到如此礼遇？”他不断重复这些话时发窘的样子使总督深信他的话。后来，总督询问有关利玛窦随侍郎在旅行中发生的一些事故，并发现它们跟他长期听说神父们的许多不幸遭遇完全一致。他也问起利玛窦在南京曾遇到哪些官员，当利玛窦神父仅举出那个把他不光彩地驱逐出境的人的名字时，总督始终沉默着。利玛窦点到的那个人是总督的朋友，因此他只评论说，他高兴的是利玛窦和一个以诚实而非常闻名的人相识。于是他们继续交谈，从一个题目谈到另一个，整整谈了一个小时。谈话快要结束时，他问利玛窦打算离开这里到什么地方去，当他知道神父打算返回广东省时，总督说：“何不留在这座最出名的城市，和我们在一起呢？”利玛窦回答说：“我当然十分高兴留在这里，假如你给我必要的许可。”“那么就务必留在这里。你已得到我的许可了。”这样结束了会晤，利玛窦神父满怀愉快地离去。
他刚一离开府衙，他们双方的那位医生朋友就像平常一样来拜访总督；他开始谈到利玛窦神父，总督极感兴趣。医生告诉他，神父有数学器械可以表明一天的时刻和黄道十二宫以及别的很多事物，分毫不爽。不止于此，他还有一种方法可以只读一遍便把整章的书都记住。他也谈到玻璃三棱镜的奇妙、欧洲书籍中的神奇及其他很多惊人的表现。听了这一切之后，总督想要为自己做一只钟，同时他要求把这种人力记忆训练的办法译为中文，他好拿去教他的子女。他要看看玻璃棱镜，也让他的家人看看；但后来当利玛窦神父把镜子送给他当作礼物时，他怎么都不肯接受。甚至医生向他保证说那是作为礼物献给他的，他还是不收。反之，他却讲了一个从中国史书中看到的、很切合当时情况的故事。
他说道，有一次一个信教的人有一块价值连城的宝石，当一位一辈子身居高位、极有德行的人去拜访他时，他就把宝石送给此人。客人收下它，但马上又把它送回去，说：“这块宝石将永远属于你。别把它送给人，除非送给自认是有德行的人。但如果他确实是这样的人，那么他当然决不会接受它，所以宝石总归是你的。利玛窦，你和我都要遵行这同一条道德途径。”
以这样友好的关系告别总督之后，他开始一连串对城里其他官员的拜访。其中有些他发现曾在广东省相识，他们又把他介绍给别人。那位总督密友的医生非常感激利玛窦神父，因为他收了他很多礼物，以致他总是向到他家来的官员们谈起神父。这一切的结果是，当总督对神父的友谊四下传开时，城里有声望的人都迫不及待地认为应当对利玛窦神父作友好的拜访。
(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
【赏析】
《利玛窦中国札记》的英译者说，此书“对欧洲的文学和科学、哲学和宗教等生活方面的影响，可能超过任何其他十七世纪的历史著述”。十三世纪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游记曾经震动欧洲，欧洲人由此知道东方有一个土地辽阔、物阜民丰的大国，后来意大利传教士、旅行家鄂多立克(Odoric)来到中国，证实了这个国家的存在。然而，由于中西交通的隔绝，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的游记渐渐从欧洲人的意识中淡出，变成天方夜谭式的传说。1615年《利玛窦中国札记》在德国奥格斯堡的出版，重新唤醒了西方对中华帝国的热情。比之于以往的中国记述，《利玛窦中国札记》的最大特色，在于其亲履目击的特点。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了差不多三十年，他不仅熟悉中国的各阶层，了解中国人的信仰和习惯，而且熟谙中国典章，与许多上层人士过从甚密，因此他对中国的记述，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在许多时候，既清楚明了而又深入底蕴。由于这些原因，此书对近代欧洲人了解中国，进而进行自身文化的反思，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利玛窦中国札记》是利玛窦的回忆录，同时也是对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回顾和总结。因此，金尼阁所翻译和增补的拉丁文本的札记，初版题名并非“利玛窦中国札记”，而是“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实际上，这部著作兼有回忆录和历史著作的性质。说它是回忆录，因为整部著作都以利玛窦本人的经历为中心；说它是历史著作，则是由于作者利玛窦以及后来的金尼阁着眼于中国耶稣会传教团的整体工作，许多内容的设置和安排也体现了这样一种整体构思。这两种性质的结合，可以从某些叙事特点中体现出来。例如，《利玛窦中国札记》通篇使用第三人称进行叙述，虽说使用第一人称叙述必将增强本书的直观性，读起来更加亲切有味，然而这与利玛窦将此书用于传教的目的却不甚吻合。从读者的角度说，时过境迁，今天或许只有少数教内人士对利玛窦念兹在兹的中国传道事业仍然关注，而绝大多数人则只是对一个欧洲人眼光中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感兴趣。这能够解释1953年由加莱格尔(Louis J。 Gallagher)译出的完整的英文本何以易名为《十六世纪的中国——利玛窦札记(1583—1610)》。
利玛窦第一次进入南京传道失败，随后却意外在南昌站稳了脚跟，这种起伏的经历，在他的坎坷的传道生涯中颇具代表性，也是他不断走向成功的一个缩影。利玛窦主要通过什么方式引起中国人的好感，从而使他们对基督教发生兴趣呢？《利玛窦中国札记》对此有充分的揭示。首先的一点，是他对儒家传统和士大夫阶层的尊重和主动融入。利玛窦为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花大气力学习汉文，首次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在西方出版。他不光在知识上谙熟中国典籍，而且在外表上也向中国儒生看齐。罗明坚等耶稣会士初入肇庆时，曾经削发易服，穿起僧装。利玛窦则遵从他的中国朋友瞿汝夔的建议，改用儒服。进入南昌以后，利玛窦一身儒服，出门坐轿，自带仆人，谈话诚恳而彬彬有礼，俨然一个“西儒”，因此很快获得了当地人的好感，被允许在南昌长期居住。这就是利玛窦易服策略获得效果的一个显例。除了外表仿效儒生，他还经常馈送礼品。在许多时候，类似三棱镜、自鸣钟、砂漏、地图和地球仪等稀奇的玩意儿，比诚恳的言辞和体面的服装还要有说服力。利玛窦及其教团后来得以进驻北京，就是以向万历皇帝“献礼”的方式获得的。从表面上看，这符合了中国人“好礼”的通行做法，而实际上，它却是利玛窦神父的灵活处事方式的反映，也是西方实用主义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利玛窦向中国人赠送西洋珍物，同时给了他展示西方数学、地理学、天文学、机械制造等科技知识的机会，使中国人对他的学问和才能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这当然有益于人们对他所信奉的基督教信仰的倾听。有时，利玛窦也施展其他一些手段吸引人们的注意。在南昌第一次使利玛窦声誉倍增的，是他那过目不忘、背诵中国文字的记忆术。他“可以只读一遍便把整章的书都记住”。这种本领对于中国人来说尤其令人悚动，因为中国的科举考试主要依靠记诵能力。利玛窦不止一次地表演这种才能，江西巡抚陆万垓甚至亲自要他把这种记忆术写成中文。利玛窦通过类似的一些手段吸引听众、结交朋友乃至巴结权贵，很多时候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
《利玛窦中国札记》采用点面结合的叙述方式，以利玛窦传道为经，以各地传道情况为纬，在编织耶稣会士中国传道史的同时，也编织了一幅中国国情与中国文化的图画。在写作过程中，作者既注意到人物活动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更注意到所接触的中国人的性格和心理，笔调从容而细致。对中国人性格的分析性描述，是《利玛窦中国札记》精彩的篇章，也是利玛窦文学才能的集中表现。可以把利玛窦对南京工部侍郎徐大任和江西巡抚陆万垓的描写作一对比。在利玛窦笔下，徐的薄情寡义、两面三刀、色厉内荏以及贪婪无耻，正好从反面衬托了陆的诚挚、清廉和操守。值得注意的是，利玛窦虽然如实记录了陆万垓的优点，却没有展开；而对徐大任的卑鄙，则通过富于洞察性的叙述，进行了透彻的挖掘。这一例证，说明利玛窦对中国人的缺陷的一面比优良的一面似乎更加敏感。这种敏感，为19世纪西方贬低中国人与中国文化埋下了伏线，也是20世纪中国人在西方传教士后面追索中国“民族劣根性”的真正发源。
利玛窦在南京被驱逐后，在旅途中做了一个梦，梦见上帝向他保证：“我将要在两座皇城里向你启祥。”利玛窦梦中的哭泣和哀告，以及从上帝那里得到的安慰，揭示了虔诚的异邦传道者的愿望、困苦、挣扎和意志，声情并茂，十分动人。后来利玛窦果然在南京和北京两个城市传道，死后的荣耀，盖过了生前。在当事人眼里，这是上帝的意志的实现；而在我们的心中，这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先驱者的人格和精神的闪光。
(尹德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