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二十二岁的王蒙向文坛推出如同彗星一般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作品中的刘世吾是作家怀着一片赤子之心，奉献给党和人民的“观察和思考的果实”。
刘世吾是某区委组织部的第一副部长。他有过一段光荣的革命历史，精明干练，知识分子的出身使他在建国初基层干部队伍中显得特别有工作艺术。但是，随着生活和地位的变化，他的精神状态也发生了相当触目的变化，他慢慢地变得“什么都习惯了，疲倦了”。小学教师林震，这个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调入区委会的第一天，接待他的就是刘世吾。林震当时几乎像小学生见到老师一样的拘谨和紧张，而这位副部长则“机械地点着头，看也不看地从一大叠文件中抽出一个牛皮纸袋，打开纸袋，拿出林震的党员登记表，锐利的眼光迅速掠过，宽阔的前额上出现了密密的皱纹，闭了一下眼，手扶着椅子背站起来，披着的棉袄从肩头滑落了，然后用熟练的毫不费力的声调说： ‘好，对，好极了，组织部正缺干部， 你来得好。不，我们的工作并不难作，学习学习就会作的，就那么回事。……’”这句“就那么回事”，几乎是他的口头禅，甚至就是他性格的外标。他仿佛看透了一切，他不再操心，不再爱，也不再恨，对同志、对党的事业采取一种冷漠的态度。
他是一个官僚主义者。工作敷衍、疲沓，某些传阅的文件，他拿过来看看题目和结尾就签上名送走;听汇报时会漫不经心地查阅其它材料。对麻袋厂厂长王清泉的问题，他早有所闻，但迟迟不作处理。对于林震的汇报，又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目前还不成熟”、 “有类似毛病的干部也不只一个”为理由，企图长期拖下去。对兢兢业业工作的好同志，他漠不关心，当秘书赵慧文因家庭生活的不快找到他时，他只是空发一通不着边际的议论。虽然他终日也忙忙碌碌，但只不过是机械地做着不得不做的事;他虽也清楚青年人的工作热情，但一句“就那么回事”，一笑置之，便是他的全部文持。
他还不是一个简单的官僚主义者。他不同于一般那种不深入基层，不接近群众，忙于打电话、批文件的官僚主义者、事务主义者。他有工作能力，对下级干部情况也能“了如指掌”;对工作并非一贯消极冷漠，在后来处理麻袋厂问题时，也颇能“雷厉风行”。严重的是，他总有意无意地为自己的错误乔装打扮，使它们得以在“正确原则”的掩盖下继续存在并且发展。他的一整套“领导艺术论”、 “条件成熟论”、 “成绩基本论”，不时会发挥着庇护自己错误的作用。林震到区委会后，发现党的机关中还存在着不少以往无法想象的问题，他惘然了。而刘世吾却告诉他： “当然，想象总是好的，实际呢?就那么回事。问题不在有没有缺点，而在什么是主导的。我们区委的工作，包括组织部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呢或是缺点是基本的?显然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前进中的缺点。我们伟大的事业，正是由这些有缺点的组织和党员完成着的。”真可谓侃侃而谈，娓娓动听!刘世吾的复杂性就如赵慧文向林震介绍的那样：“他的缺点散布在咱们工作的成绩里边，就象灰尘散布在美好的空气中”，让人不易察觉。无怪乎林震原本对刘世吾有一肚子意见，这时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和刘世吾谈话似乎可以消食化烟。”不仅打消了意见，反而倒怀疑起自己的判断，思想变得模糊不清了。
刘世吾是一个复杂的官僚主义者，也是一个极富危害性的官僚主义者。他在思想上的冷漠和保守，作风上的疲沓和懈怠，以及驾驭得异常圆熟的庇护错误的理论，集中反映了一个共产党人革命意志的衰退。这是灵魂上的堕落，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如同毒菌一样侵蚀着党的健全肌体，同时也严重地抑制着生气郁勃的新生力量。林震和他的冲突，是围绕着共产党人的理想的冲突。哀莫大于心死，新生一辈用理想改造现状，而刘世吾却用现状否定理想。一个曾经有过理想的共产党人，如今完全失却了理想，敷敷衍衍浸润着他的思想和行动，并且这类思想和行动又被包裹在一些看来天经地义的装饰之下。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诞生没几年，王蒙敏感地捕捉到这些不良倾向，及时揭发出来，确有警钟长鸣的意义。
小说在深刻揭露批判刘世吾的混世主义哲学时，并没有将他的内心生活简单化、绝对化。他不时也会感慨地怀念昔日的热情，流露出对自己现状的不满： “我处理这个人和那个人，却没有时间处理自己”，这大概是他的最清醒的自我估计。他被艰巨琐碎烦难的革命工作吓住了，时不时会选择文艺作品作为自己情绪的安慰剂。他寻找着小说诗歌中“单纯的、美好的、透明的生活”，一旦进入现实世界，暗淡的心境又会回复如初。对于眼前的生活，他有一句同时很著名的话：“我真忙啊!忙得什么都习惯了，疲倦了。”他是一只已被折断了翅膀的鹰隼，他是一个罗曼蒂克的革命者，他不是带着献身于人民事业的坚韧意志进入革命队伍的。或许他有过对于急风暴雨式的斗争的亢奋，但随着地位的改变，远离人民，隔膜于人民的实际要求，于是难耐于似乎没有诗意的日常工作，走进了与时代、阶级使命对立的无爱无憎的精神世界中去。
小说是通过林震的视线展开刘世吾的种种的。刘世吾的性格特征常因处于同一类型人物的相互对比、相互映照而得到更为鲜明的表现。小说中的韩常新、王清泉、李宗泰等，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官僚主义作风，但刘世吾有着和他们不尽相同的特点。在处理麻袋厂问题上，刘世吾与韩常新的对照便是著例：都是官僚主义者，一个是不认真，一个是不老实;一个是世故圆滑，一个是耍小聪明。
小说对刘世吾语言和细节的提炼是下了一番工夫的。区常委会上，林震对麻袋厂问题的处理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韩常新听后怒形于色，刘世吾却非常沉着、冷静。他一开口就出人意表，首先肯定林震的意见“是对的”，承认很给了他“一些启发”，然后把话顿住， “悠闲地踱到桌子边去倒茶水”，“用手抚摸着茶碗”，接着却又吐出： “不过具体到麻袋厂事件，倒难说了……”这把一个官僚的典型“风度”、“语态”镂刻得入木三分。
刘世吾的形象是王蒙给新中国文学奉献的一个新人物。在作家当时认识的条件下，揭示了这一人物的危害性，是颇有胆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