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称戊戌维新。1898年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导的以“救亡图存”为目的、以政治改革为内容的变法革新运动。

《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危机迫在眉捷。甲午战争后由于允许外国资本在华自由设厂，清政府不得不放松对商办企业的限制；而民族危机急速加剧，又促使一批商人、士绅和官僚对振兴本国经济的热情大为提高，纷纷投资于新式企业。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摆脱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束缚。于是，改革封建弊政，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救亡图存，成了爱国志士的一致要求。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了一场要求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

戊戌维新的主要领导人康有为通过著书立说，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重要著作，为维新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正在北京应试的康有为组织发起了著名的“公车上书”，有一千三百多人签名。这次上书，是资产阶级改革思潮转变为变法维新运动的标志。随着上书内容的传抄印刷，维新变法思想迅速传播开来，成为时代的进步潮流。不久，康有为又连续两次上书，反复强调变法的紧迫性，并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第三封上书递到了光绪手里，得到光绪帝的重视，从此维新派开始和帝党结合。为了争取更多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支持变法，康有为在北京、上海组织强学会，发行《万国公报》(后更名《中外纪闻》)和《强学报》。梁启超、谭嗣同、唐常才、严复等先后在上海、湖南、天津等地创设《时务报》、《湘报》、《国闻报》，以西方新学为武器，以“变法图存”相号召，和封建势力展开了激烈论战，批判了反对变法、反对民权、反对西学的守旧思想，使变法维新思想在全国知识分子中得到广泛传播，维新团体在各地纷纷成立。1898年，学会、报馆、学堂合计达三百所以上，使封建守旧势力受到极大冲击，维新运动日趋高涨。1897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租旅大，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出现后，康有为赶到北京，第五次上书光绪帝，痛陈变法刻不容缓。1898年1月，又写了《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变法的具体办法：一、“大誓群臣以定国是”，就是要求光绪帝正式宣布实行变法；二、“立对策所以征贤才”，就是要求维新派参预新政；三、“开制度局而定宪法”，就是准备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制度局下设法律、度支、学校、农局、工局、商局、铁路、邮政、矿务、游会、陆军、海军等十二局，分别推行新政。光绪帝接受维新派的改革方案，于6月11日毅然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至9月21日的一百零三天间，颁布维新法令，推行新政，在政治、经济、文教、军事方面实行改革，史称“百日维新”。百日维新是在维新和守旧两种势力的激烈斗争中进行的，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戊戌变法遭到失败。

由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发动和领导的戊戌变法，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挽救民族危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它不但是一次政治改革运动、爱国救亡运动，也是一次具有反封建性质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戊戌变法尽管由于维新派所代表的阶级还不成熟，由于封建守旧势力过于强大而失败，但戊戌六君子的血并没有自流。他们努力奋斗所兴起的新思潮，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他们的失败所提供的历史教训，又使许多维新志士抛弃改良而走上革命的道路，从而使戊戌变法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准备阶段的重要环节。可参看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胡绳武：《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