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

庄子（约前369—前286），名周，宋国蒙（河南商丘与山东曹县交界处）人，一生穷困，曾经做过短时期的蒙地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后楚威王欲聘为相，归隐不就。与名家的惠施常相交往、论辩。《庄子》一书是其本人及其后学所着，今存33篇，分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十余万言，大都通过寓言的形式，风格汪洋恣肆，奇异诡谲，难以窥其端际。后来被道教利用，被尊为道教的经典——《南华经》。

庄子的思想源于老子，认为“道”自然无为、无所不在，是宇宙的最高原则。在天人关系方面，庄子崇尚自然，反对人为，主张以自然反对人为。提倡人与自然为一，认为顺其自然，就会成为真正自由的“圣人”，而圣人则可以超脱是非、名利、生死，进入“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最高境界。因此，人要顺从自然的安排。这些思想有一定的宿命论色彩，但包含更多的则是顺应自然规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科学思想。生活阅历的坎坷艰难，致使庄子后期的思想较为悲观，对人生存在一定程度的虚无主义。他认为是礼乐和仁义给人们带来了竞争与苦难，所以，主张根据人的本性，弃礼乐，绝仁义，最好是一般的机械工具都不要。在认识论方面，他认为以有限生命追求无限的知识是不可能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养生主》）此外，庄子的美学思想也极具特色。庄子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深远而复杂。他的自然观、审美观等蕴含着进步因素，他对社会、政治的批判精神也具有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他的消极思想也常常被失意的知识分子引以为避世的哲学。

1.庄子的知识论与认识论

庄子对认识、知识的观点，与常人大相径庭：“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却是无限的，以有限的生命追求无限的知识，是永远也不会有尽头的，所以，哪有不困穷之理呢？在《庄子·秋水》篇又说：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以语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垒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豪末之在于马体乎？五帝之所连，三王之所争，仁人之所忧，任士之所劳，尽此矣。伯夷辞之以为名，仲尼语之以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

庄子以北海若的眼光——站在超越的立场去突破问题的瓶颈。河伯却是站在相对的立场去思考问题的。他见百川灌河，两岸之间，不能辨牛马，于是产生洋洋得意之情。看到大海，见海之大，比河不可以量数，于是自惭其渺小。北海若认为，自谦的人，才可以懂得大道。海固然比河大得多，但与天地相比，则又显得渺小了。此时，如果北海若自以为大，则不免重蹈于河伯同样的思考陷阱中。此篇文章，从自以为大生出一番议论，由河伯见海自惭形秽，再经北海若借天地、四海层层推论，以不自以为大，较之于“自以为大”，生发出一番议论，由此得出事物都是可以超越的这一结论。接着又说：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内，恶至而倪贵贱？恶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相无，则功分定矣。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

昔者尧舜让而帝，之、哙让而绝，汤、武争而王，白公争而灭。由此观之，争让之礼，尧、桀之行，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骐骥骅骝，一日而驰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鸱鸺夜撮蚤、察毫末，昼出瞋目而不见丘山，言殊性也……差其时，逆其俗者，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者，谓之义之徒。（《庄子·秋水》）

以上这一段是从形式与内涵两个方面，来界定物质的贵贱、大小以及差异。庄子认为，如果用功用的眼光观察问题，那么万物都是有用的；如果用无功用的眼光观察，则万物都是无用之物。所以，物质本身是没有贵贱、大小、有用、无用之分的。所有的善恶、是非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不能人为地、片面地予以限定，所以，只有破除固有的成见，才能超越相对的观念。

至于在相对的世界中为人处世应当如何取舍的问题，即如何才能超越相对，庄子认为在于达理而明权。

河伯曰：“然则我何为乎？何不为乎？吾辞受趣舍，吾终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观之，何贵何贱？是谓反衍。无拘而志，与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谓谢施……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河伯曰：“然则何贵于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热，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兽弗能贼。非谓其薄也，言察乎安危，宁于祸福，谨于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内，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踯躅而屈伸，反要而语极。”（《庄子·秋水》）

知道在祸福的边际得到安全及取舍的道理，即能够“达理明权”，就不会遭到祸患。庄子认为，人的安危在于顺乎天理与自然，不要以人为危害自然之道。

总而言之，庄子虽然认为“知”是有限的、相对的，但如果能够善加运用天理与自然，便能在超越相对中得到“道”，这是永远不变的真理。

2.庄子对知的认识

首先，庄子认为，人的“知”具有局限性。“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惟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庄子·逍遥游》）此处的“知”，是就广义而言，主要包含智能、知觉、知识、思想、认知等。在这些“知”的方面，大部分人都存在如瞽、聋一般的缺陷。

其次，庄子认为知与不知是相对的。一般人认为的“知”（包括知觉、认知、知识等），竟然是一种“无知”；所谓“不知”，反倒是“知”。

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蛆甘带，鸱鸦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猵狙以为雌，麇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庄子·齐物论》）

“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这不是“知”与“不知”的是非颠倒吗？他接着举例说明我们所居处的客观环境，以至于味觉、视觉，都难有肯定的认知。所谓“孰知正处”、“孰知正味”、“孰知正色”，以此类推，那么对仁义、是非等认知的辨别也同样是难以界定的。所以庄子感慨：“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庄子·齐物论》）

小知所见是狭隘的，所以，其知只见其所见（外表形式），而不见其所不见（内容内含），如河伯，这叫“不知”。大知所见者广，如北海若，不自以为知，其所知反而能不自我局限，其所见既远且广，能看到事物的根本，这才叫“知”。尽管如此，但其道是不足与凡俗之见者谈论的，即使谈论，也未必能接受。所以只言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因此，在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六合之外，则更不是普通大众所能接受的，他们甚至加以毁谤诬蔑。因此，也就要“圣人存而不论”了。难怪老子说“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了。

第三，知在于超越可与不可，然与不然。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庄子·齐物论》）

任何事物都处于可与不可、然与不然之中。自这一角度看，是可；换一角度，则不可。所以，可与不可、然与不然，都是相对的，不必固执成见。必须要有超越是非之外的胸怀，才不会被是非、可与不可的问题所左右，然后也才可以明白是与非、可与不可的自身的本质。

第四，知在于对人生之所以然的认识。

庄周以梦蝶为例，表达了他对人生的认识：“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齐物论》）

在这里，不知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真正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地步。庄子借梦蝶说明，物我既可以和而为一，又可以相互转化，但最高的境界在于物我两忘。

第五，违背自然是对知的损害。

庄子认为，人的天真质朴一旦经过后天的雕琢，便会本性尽失。他在《庄子·应帝王》中用寓言比喻说：“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也，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3.形而上的哲学思想

庄子的形而上哲学思想直接来源于老子。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庄子则认为：“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又说，“又况夫体道者乎！视之无形，听之无声，于人之论者，谓之冥冥，所以论道而非道也。”（《庄子·知北游》）庄子认为的“道”是无形可形，看不见，听不见，也非言语所能言。他又认为“道”是真实存在的，只是无形体，无所作为；可以心传，而不可以口授；可得而悟之，但不可以看到。它是宇宙万物的根源，未有天地前就已存在。它无所不在，超越时空。“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大宗师》）

与此哲学思想相一致，庄子认为，宇宙的内涵、本质无不是道的体现。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者，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尿溺。”

……每下愈况，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知北游》）

这些每况愈下的比喻，旨在说明道的无所不在、一律平等，没有贵贱之分，即使贱如尿溺，也有道的存在。

庄子又认为，宇宙之大，浩渺无穷，非常人、常情所能测度。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此小大之辩也。（《逍遥游》）

所以，小智不能测度大智的渊博，短暂的寿命也不能知晓年代久远的事情，就像朝生暮死的小虫不知一月的变化，夏天生秋天死的蝉不知四季的变化。楚南有冥灵之树，以五百为春，五百年为秋。上古有一种大椿树，以八千年为春，以八千年为秋。北方大海有一种大鱼，身体的宽度数千里，长度就没人知道了，只知其名为鲲。又有一种叫做鹏的大鸟，背像泰山，羽翼像遮天蔽日的浮云。如此顺着旋风，直上九万里，穿越云气，背负青天，然后飞往南方。那个小泽中的小鸟，反笑道，我飞腾上下，不过几十丈高，飞起来也颇感自我满足，它们又要飞到哪儿去呢？这些就是小智与大智的差别。

庄子的生死观也与他的哲学思想密切相关。他认为生不足为喜，死不足为忧，“生而不悦，死而不祸”，对生死抱超然的态度。这体现在《庄子·至乐》篇中：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庄子对妻子死亡的态度，说明了他对人生死的看法。人本来没有生命，不但没有生命，且没有形体，不但没有形体，且根本没有气。在恍惚的若有若无中，有了气，有了形体，又有了生命。正如春夏秋冬的“四时之行”一样，这本来是自然的正常运行规律，所以就不应当哀泣悲伤。在《庄子·至乐》中，一段庄子与骷髅的对话，更能说明他对生死的看法及豁然态度。

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髐然有形，撽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于是语卒，援髑髅，枕而卧。

夜半，髑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视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庄子曰：“然。”髑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不能过也。”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髑髅深颦蹙额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

“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表面上是庄子的厌世，实际上更深层次的是他对人生的一种超然认识。相对于一般人好生恶死的心理，庄子从“生而不悦，死而不祸”到生反不如死之为乐，其态度更是超乎常人与世俗。

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庄子·列御寇》）

这既是对死的淡然，又是对生的超脱。“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庄子·大宗师》）这是对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的善加利用与坦然态度。

4.庄子的人生观

一般人的生活目的，无非是衣食温饱，或者是富贵享乐。但庄子却认为“至乐无乐，至誉无誉”。他追求的是“无为诚乐”，是超越一般世俗的快乐，即与天地同一大乐。

天下有至乐无有哉？有可以活身者无有哉？今奚为奚据？奚避奚处？奚就奚去？奚乐奚恶？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下者，贫贱夭恶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其为形也亦愚哉。

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积财而不得尽用，其为形也亦外矣。夫贵者，夜以继日，思虑善否，其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寿者惛惛，久忧不死，何苦之也！其为形也亦远矣。烈士为天下见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诚善邪，诚不善邪？若以为善矣，不足活身；以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谏不听，蹲循勿争。”故夫子胥争之以残其形；不争，名亦不成。诚有善无有哉？

今俗之所为与其所乐，吾又未知乐之果乐耶，果不乐耶？吾观夫俗之所乐，举群趣者，泾泾然如将不得已，而皆曰乐者，吾未之乐也，亦未之不乐也。果有乐无有哉？吾以‘无为’诚乐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乐无乐，至誉无誉。”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虽然，无为可以定是非。至乐活身，惟无为几存。请尝试言之，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芒乎芴乎，而无从出乎！芴乎芒乎，而无有象乎。万物职职，皆从无为殖。故曰：“天地无为也，而无不为也。”人也孰能得无为哉！（《庄子·至乐》）

人的一生无非是在追求养活身体的方法及快乐，一般人所尊崇的不过是富贵寿善，所乐者也不过是身享厚味、美服、声色，所讨厌的也不外是贫贱夭恶。不能实现，就会忧心忡忡。这样就只能为了形体而劳累一生。但仔细想来，富者，要苦身劳作，虽然拥有财富，但自己却不可能完全用尽，所以这只是外在形体的享受而已。贵者夜以继日，费尽心神，勉强保住地位声名，但却忽视了对自身形体的珍爱。寿命长者，毫无意义地昏昏然活着，久忧不死，无异于行尸走肉。最为人所称道的烈士，虽然能使他人活下去，但却不能自我存活。以上都是俗世的快乐，庄子认为这些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要“无为诚乐”——“至乐无乐，至誉无誉”。

（1）自得其得、自适其适的利益观。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策读书；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残生损性……又恶取君子小人于其间哉……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是以上不敢为仁义之操，而下不敢为淫僻之行也。（《庄子·骈拇》）

在这种人生的利益面前，庄子认为：“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都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

（2）无拘无束、逍遥自在的人生观。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庄子·秋水》）

庄子借已死三千年的神龟，巾笥藏之于庙堂之上，说明宁愿曳尾涂中，也要保存自我的逍遥自在。

（3）仁义，相对于人性来讲，不过是骈拇般的附赘。

骈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附赘悬疣，出乎形哉，而侈于性；多方乎仁义而用之者，列于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骈于足者，连无用之肉也；枝于手者，树无用之指也……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庄子·骈拇》）

这是说仁义并非是出于自然的道德，而是骈拇枝指一般的附赘悬疣。所以，仁义之于道德，就如“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的道理一般。

（4）高洁的人生境界。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子知之乎？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食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鶵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庄子·秋水》）

在这里，庄子把自己比喻为鹓鶵，将惠子比喻为鸱鸟，梁国比喻为腐鼠，讽刺惠子得腐鼠般的梁国还担心他人觊觎，却不知庄子根本不屑一顾。

（5）恒久的价值追求。

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夫处穷闾厄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舔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庄子·列御寇》）

庄子以“所治愈下，得车愈多”，讽刺追名逐利者的丑态。

（6）人生修养。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倚，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戎，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己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庄子·养生主》）

庄子借庖丁谈解牛之说，说明处世、生活都要“因其固然，依乎天理”，而且只有取其“有间”，才能游刃有余，从而避开是非和矛盾，也说明了听凭天命、顺应自然、“安时而处顺”的生活态度。庄子的思想，主要是无所依凭自由自在，以及反对人为顺其自然。本文字里行间虽然是在谈论养生，但实际上体现的是庄子的哲学思想和生活旨趣。

不仅如此，庄子认为人还要做到“无情”，这样才能“不以好恶内伤其身”。

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倚树而吟，据槁梧而暝，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德充符》）

庄子所谓的人情在于：“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不伤其身，不益其生，才是因任自然之道。

（7）真人与真知。

庄子认为的真人是：“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利泽施乎万世，不为爱人……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庄子·大宗师》）

正如庄子在《养生主》中所认为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就短暂的生命而言，人是无法得到真理与真知的，这样就必须修养自身，达到超感官、超理性，以此提升人性，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只有如此才能得到真理与真知。修养到这种地步的人，则可谓“真人”，“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庄子对真人的境界、器度及修养，不停留在口头的说辞上，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他也实践着自己的理想与观念，如对生死的看法就非常豁达逍遥：“不知说生，不知恶死。”

庄子还认为，达到“真人”、“真知”的修养途径是“坐忘”与“心斋”。他在《大宗师》中写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这是说要达到“真人”、“真知”的境界，则必须外忘记形体的存在，内摒弃聪明巧智，这样才能与道相合，这叫做“坐忘”。“心斋”的具体修养方法，庄子在《人间世》中说：“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一若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心斋”，则必须心志专一，不是用耳去听，而是用心去听，不是用心去听，而是用气去听。耳听，属于生理的层次，心听则属心理与情感。没有情感的气，才能虚以应物，达到形而上的心灵层次。惟修持真道，才能达到虚灵的境界。庄子又认为，达到“真人”、“真知”的境界需要七个阶段的修道。

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学邪？”曰：“恶！恶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圣人之才而无圣人之道，我有圣人之道而无圣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几其果为圣人乎！不然，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撄宁。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大宗师》）”

修道不是一蹴而就的，这要分为几个阶段：由守一而“外天下”（忘记现实）——“外物”（忘记难忘者）——“外生”（忘我）——“朝彻”（忘却生死）——“见独”（具独见之胜境）——“无古今”（超越时间）——“不生不死”（超越生死）。只有经历这七个阶段，才能达到“撄宁”的境界——不为尘俗所惑，物我两忘，湛然宁定。

（8）巫、道之别。

庄子认为：“巫”，在于媚俗；“道”，在于超俗。

郑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祸福、寿夭，期以岁月旬日，若神。郑人见之，皆弃而走。列子见之而心醉，归，以告壶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为至矣，则又有至焉者矣。”壶子曰：“吾与汝既其文，未既其实，而固得道与？众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与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尝试与来，以予示之。”

明日，列子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数矣！吾见怪焉，见湿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壶子。壶子曰：“乡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见吾杜德机也。尝又与来。”

明日，又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见其杜权矣！”列子入，以告壶子。壶子曰：“乡吾示之以天壤，名实不入，而机发于踵。是殆见吾善者机也。尝又与来。”

明日，又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齐，吾无得而相焉。试齐，且复相之。”列子入，以告壶子。壶子曰：“吾乡示之以太冲莫胜，是殆见吾衡气机也。”……

明日，又与之见壶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壶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报壶子曰：“已灭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壶子曰：“乡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与之虚而委蛇，不知其谁何，因以为弟靡，因以为波流，故逃也。”然后列子自以为未始学而归。（《庄子·应帝王》）

通过列子被神巫的巫术所惑，到最终被壶子的道所折服，说明了道的深不可测以及巫术的庸俗与肤浅。神巫卜人的生死存亡、祸福寿夭，于是便妄以为能测人生死为至道。但却不知壶子更能操纵生死、超越生死，令人莫测。神巫所示者是“术”，而壶子所示者是“道”。

列子仅仅能见其所见，而不见其所不见。对于“能见其所见”者来说，神巫所为，能令人共见、共闻，足以炫惑动人，惊骇庸众耳目。而壶子所为，在于平易近人，无足深怪。其莫测高深处，正是其平易处。这也是列子之所以最终抛弃震眩人心之技，而“自以为未始学而归”，回到返璞归真的本然。正所谓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

5.庄子的政治哲学

庄子崇尚无为而治，其政治主张主要表现在《庄子·马蹄》中：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

及至圣人，蹩躄为仁……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为六律！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

……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悬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圣人之过也。

庄子描绘的“至德之世”，其实就是现代人所谓的原始共产主义。那时，人们“含哺而熙，鼓腹而游”，生活安闲自在，人与人相处毫无机心，人与禽类同处也不分彼此，更没有小人与君子的分别。庄子认为那都是因为人性素朴的缘故，人本来就是安住于道德之中。因为道德根本就未曾毁坏，所以也就用不着后天的仁义了；因为天生未凿的真性未曾丧失，所以就更不用人为的什么礼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