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冬，我惹母亲生气了。
寒露刚过，我把娘从二姐家接来过冬。她这次来，和往年不大一样，常隔三差五嘟嘟囔囔地埋怨姐和姐夫。她绘声绘色地给我描述，有天早上洗完脸，没有拧结实水龙头，结果让水滴滴答答漫出了水盆，流满了地。晨练回来的姐夫见状，平和的脸一下子拉出“三尺长”（母亲语），顿时阴云密布，皱着眉头连说“咋啦咋啦？什么味？”，娘边比画边说。本来就因漏水有些忐忑和自责，此时自尊心又受到没有准备的强烈刺激，于是，对姐夫印象极好、评价极高的娘，瞬间被滴出的水刷新和颠覆。
数落姐和姐夫“变了心”，成了她跟我们说话的不二主题。
娘在九十五岁那年，闹过一次不大不小的感冒，听力由此渐渐下降，今年更背得有些厉害。面对她那喋喋不休的嘟囔和抽空就埋怨的说辞，我有些沉不住气，劝她：“您老耳朵听不清楚，咋知道姐夫说那话？再说，看到一地水，谁不急呀？说两句又怕啥。”
我不愿意听那些在背后说人不好的话，即使娘。
大声劝多了，结果引火烧身。说我咋也变了，不和她一心。那天晚上陪她看张国立和蒋雯丽主演的《爱情最美丽》，她借剧情，自己在那里嘟嘟囔囔，实际上是说给我听：“变心了，都变心了。”
她埋怨姐和姐夫，除了漏水那事，还有烟的事情。
她拿出一盒白皮香烟来证明孝敬她的姐夫变了：“你看看，这是你哥（姐夫）给我的烟，啥烟啊，抽不动不说，还那么臭，自己不抽，叫我抽。烟丝嘎巴嘎巴响，一半着火一半不着（火）。”边说边用手指揉搓着烟卷给我看，眼角眉梢都淌着从来没有过的不满意。
我接过那盒已经打开的烟，是盒装潢很精致的外国烟，烟卷也没有娘说的那样干巴。我假装内行地给她解释：“这烟老贵呢，进口的，姐夫舍不得抽，才给您。您若抽不惯就别抽，抽泰山、哈德门，或者八喜，不就行了吗？”我指着摆在电视柜上的烟说。
电视柜上摆着几盒拆封的烟，有硬皮中华、蓝色泰山、红皮八喜。
母亲喜欢烟，对烟也不大讲究孬好，但必须备着，放到她能够看到的地方。一看不到烟，就像孩童找不到心爱的玩具似的。几年前她曾“坦白”说，看不到烟，再问你们要，或者支使你们去买，面子上很不好意思。这大概就是“老小孩”的心思。所以，家里水果可以少，吃饭菜品可以少，烟无论如何少不得。
母亲“烟龄”很长，至少在六十年以上。但是“烟瘾”不大，抽得也不勤。吸烟的方式和父亲极其相似，点上一支烟抽几口或者抽半支就掐灭，留着那半截下次再抽。极少一次把一支香烟完完整整地抽完。
抽几口就掐灭的习惯大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养成的，那时家里很穷，一盒九分钱的“葵花牌”香烟父母两人能抽一两个月。
因为烟抽得少，平时跟娘唠叨：“您抽不多，别抽那些呛嗓子的，抽点好的吧。”家里也按照这个想法为她准备。
看她抽烟的样子，像小孩吃糖那样舒服。抽一口，把烟卷挑在指间瞅一眼；再抽一口，再盯着飘出的缕缕清香和顶在烟头上的火星，瞄瞄那段悄无声息的白净烟灰，眯缝着的眼神，如同雕刻艺人端详作品似的那样专注。我不知道她想从烟卷里或者那段烟灰里发现什么。我曾好奇地问她瞅什么，她说不瞅什么，习惯而已。看烟赏烟，成了娘吸烟过程中一个不能缺的美丽环节，尽管是无意识的。她抽上三分之一或者半支，就足心足意地把烟卷掐灭，将没有抽完的半截烟攥在手心里，起身，放到自己卧室的窗台上。
当若干盒香烟摆在那里的时候，她总拿便宜的烟抽。
那天她刚抽一支“八喜牌”香烟出来，正准备点火，我媳妇看见了，顺手把“泰山”递她手里，大声说：“先抽好的。”
“这是喜烟呢。”
“喜烟没这烟好。”
“谁说呢，这烟怎么也得二三百块钱一盒，比中华贵。”娘有时候也幽默，她说的是随喜祝贺的份子数额。
娘接过媳妇递过的烟，一边点火一边说：“抽啥都呛。”
“知道呛，咋还抽呢。”媳妇也常和她开玩笑。
“大半辈子了，毛病改不了，也不改了。”
娘在七十五岁时得过吓人的脑梗，好了以后，留下眼神不好的后遗症。按医生“可以适度喝茶，少量喝酒，最好别抽烟”的嘱咐，我们毫不犹豫地劝她把烟戒了。因为父亲从不喝酒，所以，除了春节家人相聚或者在为她和父亲祝寿的宴席上娘少喝点酒外，平时餐桌上从来不摆酒，家里也极少像邻居那样天天飘着穿透力极强的酒香。
十年前，父亲过世，娘又想起了曾经的烟。那时，她已经八十六岁，我们没有再阻止她。愿抽就抽吧，只要高兴和舒坦，一切可随心所欲。这一默契的“家庭方针”，至今未变。
然而，因为抽烟的事儿，我又一次“得罪”了她。
去年冬天，她一边抽烟，一边在卧室翻看日历牌。翻看日历与她每晚必看山东17城市天气预报一样，是一天也不能少的课目。虽然她看过不久就忘，听过也记不住多长时间，但必须进行，而且雷打不动。那天，忘记是个什么样的重要日子了，她一边伏在桌前仔细翻阅日历牌，一边自言自语地算日子。可能过于专注，忘记了手上点燃的烟卷，调皮的烟灰趁她不留神，跳在了椅子座套上。
娘从卧室来到客厅，坐在沙发上和正在织毛衣的媳妇拉呱，忽然闻到一丝烧焦东西的气味。娘的眼睛、耳朵不太好使，但嗅觉极其敏感，一边抽动着鼻子，一边用眼睛四处寻找：“啥味？啥味？”
媳妇急忙扔下手里的活，跑到厨房查看，厨房很安静，什么都没有。跑到卧室一看，椅子座套上已经烧上一个枣核大的窟窿。
有惊无险。
娘自责了好长时间：“我咋忘了手上的烟呢。”
今年娘一来，我把去年的话非常郑重地复制给她：“娘，家里有人的时候，您抽烟，若您自己在家，可千万不要抽烟啊。”
她明白我说话的意思，也记得去年的事儿，非常理解地顺着我的话讲故事：“青岛你舅舅和妗子活着的时候，也天天嘱咐你姥姥，不要在床上抽烟。那时你姥姥眼神和我现在差不多，也不好使。谁不怕出事呀。”
然而，娘没有记住。
那天我骑车去超市买菜，走到半路，忽然发现手机忘带了，便回来取。一开门，一股清香的烟味弥漫在房间里。
原以为亲戚或者邻居来串门，母亲用烟招待他们，但一看，房间静悄悄的，没有讲话声。
毫无疑问，她老人家趁我出去的空儿，又在独自享受香烟的幸福和快乐。
母亲生活十分有规律。早上六点起床，先捋头搓脸捏耳朵，然后洗脸擦背。整理完这些，再去挨屋拉窗帘擦桌子。七点半左右吃早饭，八点半服药，九点开始做坚持二十多年的理疗操。差不多十点，等这些“功课”结束了，沏壶茉莉花茶。啜茶的同时，抽支让自己舒服可心的烟。而我是在九点半多出门的，我忽视了她理疗后要抽烟的时段。
耳背的母亲没有想到我会返回来，也没有听到脚步声和开门声。她没在客厅，也没在她睡觉的卧室，一缕一丝的烟儿，从卫生间门缝挤出来，在房间里悠然自得地飘着。
我没有打扰她，此时也不敢马上离开，便坐在客厅里静静等待。
她从卫生间出来，看到坐在客厅看报的我，十分惊讶地连问：“你咋回来了？你不是买菜去了吗？”
我脸上大概失去了平和的表情，蒙上了层少有的严肃。
娘看我那样子，知道她“违规”了。
不等我问，娘像做错事情的小孩那样主动分辩和“坦白”：“没有事，不就趁你不在家抽支烟嘛，再说，我又不是抽一次了。”
听到这话，我真的有些生气了。怪不得我在家问她吸不吸烟时，她常常用“不想抽”回答我。
“您老忘了去年的事儿了？”我大声问她。
“没忘。”
“咱们怎么说的，忘了？”我的音量似乎没有降低。
“没忘。”
没等我说第三句话，娘便有些不耐烦，从高高的马扎上站起来往卧室走，一边走一边嘟囔：“抽支烟怕啥，我又没在睡觉的屋抽。”
颤巍巍的背影把我炒了“鱿鱼”，晾在客厅里。
妻子回来，娘立马告我的状：“他又不抽烟，我怕呛着他，趁他出去抽支烟，他还不乐意！”
面对这样的理由，让我无语接茬回答，哭笑不得。
妻子说：“让娘抽吧，咱注意着点，别说她了。”
从去年发生那件事后，她抽烟变得十分小心。要么在卫生间抽，将烟灰小心翼翼地弹在马桶里。要么在阳台上抽，阳台上放着烟灰缸，姐夫或者兄弟们来时，都在这里抽烟。但是，娘很少用烟灰缸，总把烟灰一点一点弹在自己的手心里。我问她为什么，她摊开手给我看，幽默地说：“比烟灰缸强呢，一热乎我就知道，有火星赶紧用手捻捻，就没事了。这可是我发明的。”脸上透着一种孩童般的天真和骄傲。
望着那双在我眼前晃动的手，手的颜色早已为时光打磨成质地粗糙的古铜，上面纵横交错着如同刻画在泥巴上的皱褶，深深浅浅的手纹，完全超越了《红楼梦》对刘姥姥的描写。娘的手不大，但掌宽指粗，粗得有些变形，在她手上，根本找不到女性独有的细白与修长的影子。左手食指弯曲着竖不起来，右手拇指的指甲则灰黑着，已扭成九十度的指肚，宛如一顶土色的小香菇，厚厚的指甲成为她每日揉搓消遣的玩具。
娘那手如同没有文字的家庭档案，家庭度过的每一个年轮或者每一天，经过的每一事，都清清楚楚得刻在她那粗糙的掌纹和数不清的指纹里。大炼钢铁烧坩埚，六十年代用冰凉的井水淘菜洗衣；七十年代顶风冒雪到煤矿干家属工，拧钢筋绑木杆；还有挑灯推磨、摊煎饼、缝衣服、纳鞋底……这些几十年的生活编程，时钟似的刻板运转，手一天接一天、一事接一事地紧张着劳作着。倘若有一天手忽然清静了、得闲了，没事干了，时钟般的劳作停止了，这天，全家人就得瞪眼挨饿。
娘把自己的手掌亮出来，任粗糙的时光去打磨，就是要把饥饿拒绝在家门之外，把“饿”字从我们嘴里擦去。
娘曾经以死威胁姥姥不裹脚的刚强与倔强，在少女时代就发芽和成长。然后由心底的秉性凝化在两只不断变化的手上，手付出了义无反顾且超乎想像的能量，还有看不见的平民牺牲。
手的粗糙和粗糙的诞生，与日复一日的坚强凝合在一起，维护着一家人挺直脊梁过日子的生活尊严。
想不到，这双手为了家，今天又成了感觉烟灰温度的烟灰缸。
我看着她那颇有些得意的脸，竟拙劣得不知怎么去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