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文《管蔡论》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或问曰： “案记，管、蔡流言，叛戾东都; 周公征讨，诛以凶逆; 顽恶显著，流名千载。且明父圣兄，曾不能鉴凶恶于幼稚，觉无良之子弟;而乃使理乱殷之弊民，显荣爵于藩国; 使恶积罪成，终遇祸害。于理不通，心所未安，愿闻其说。”

答曰： “善哉!子之问也。昔文王之用管、蔡以实，周公之诛管、蔡以权。权事显，实理沉，故令时人全谓管、蔡为顽凶。方为吾子论之。夫管、蔡皆服教殉义，忠诚自然，是以文父列而显之，发、旦二圣举而任之; 非以情亲而相私也，乃所以崇德礼贤，济殷弊民，绥辅武庚，以兴顽俗。功业有绩，故旷世不废，名冠当时，列为藩臣。逮至武卒，嗣诵幼冲，周公践政，率朝诸侯; 思光前载，以隆王业。而管、蔡服教，不达圣权，卒遇大变，不能自通。忠于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众，欲除国患，翼存天子，甘心毁旦。斯乃愚诚愤发，所以徼祸也。成王大寤，周公显复，一化齐俗，义以断恩。虽内信如心，外体不立。称兵叛乱，所惑者广，是以隐忍授刑，流涕行诛，示以赏罚不避亲戚，荣爵所显，必钟盛德，戮挞所施，必加有罪。斯乃为教之正体，古今之明义也。管、蔡虽怀忠抱诚，要为罪诛。罚诛已显，不得复理。内心幽伏，罪恶遂章。幽章之路大殊，故令奕世未蒙发起耳。然论者承名信行，便谓管、蔡为恶。不知管、蔡之恶，乃所以令三圣为不明也。若三圣未为不明，则圣不祐恶而任顽凶也。顽凶不容于明世，则管、蔡无取私于父兄; 而见任必以忠良，则二叔故为淑善矣。今若本三圣之用明，思显授之实理，推忠贤之暗权，论为国之大纪，则二叔之良乃显、三圣之用也有以。流言之故有缘，周公之诛是矣。且周公居摄，邵奭不悦; 推此言之，则管、蔡怀疑，未为不贤。而忠贤可不达权，三圣未为用恶，而周公不得不诛。若此三圣所用信良，周公之诛得宜，管、蔡之心见理，尔乃大义得通，内外兼叙，无相伐负者，则时论亦将释然而大解也。”

鲁迅曾称道嵇康思想的深刻卓特：“嵇康的论文，……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并举《管蔡论》等文为例。《管蔡论》确是很能反映嵇康思想与论文特色的一篇作品。

《管蔡论》是一篇史论，对史有定评的所谓“管蔡之乱”重新辨析和认识。周武王灭殷后，封其弟鲜于管，封其弟度于蔡，称管叔、蔡叔，使治殷遗民。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周公摄政;管、蔡因此认为周公将不利于成王，遂与武庚一道率殷民起兵。后被周公平定，管叔被杀，蔡叔被逐。从此管、蔡被视为历史上的逆臣。但是，嵇康这篇史论，却对他们作出新的评价，指出： 管、蔡是忠臣，他们怀疑周公而举事，是因为不通权变。

全文分为问与答两部分。第一部分以设问形式推出论题。首先简述史书所载的“管蔡之乱”，作者敏锐地发现了史册所载“于理不通”的矛盾，抓住这一矛盾提出问题： 既然管、蔡是凶逆，为什么身为明父圣兄的文、武、周公竟不能在管、蔡弱小时就洞察其恶性劣质，反而委以重任、授以显爵，给他们以积恶犯罪的条件?这一尖锐问题暗含了一个根据矛盾律进行的推理： 要么否认管、蔡的顽恶，要么否认文、武、周公的圣明，二者必择其一;任何一种选择都必然归结为对明父圣兄的怀疑与否定; 如果管、蔡并非恶逆，那么，周公诛管、蔡就错了; 如果管、蔡确是恶逆，那么，文、武、周公当初就用人不当。这一问，不仅明确地提出了中心论题，而且把怀疑的目光直接投向了传统观念，投向了文、武、周公这些历代统治者奉为神明的偶像，表现出作为思想家的独见卓识和无畏的怀疑与求索精神。

第二部分以答问形式进行论证，又可分三层。第一层对上文所问作一总的回答： 文王根据实际品质任用管、蔡，周公出以权宜之计诛伐管、蔡，而史说流传使前者湮没、后者显扬，因此管、蔡恶名昭著。这是明确地为两叔翻案，说明他们受了不白之冤，管、蔡之诛实为史乘一大疑案。

“权”、“权事”，指权变，权宜。“权”、“权事”是传统儒家学说所肯定的。孔子是重视“权”的，认为得至道才能通权达变。嵇康在此以“权”解释周公之诛管、蔡，从儒家正统观念看，是维护周公的，然而正是这“权事”使管、蔡累世蒙冤，第二层条分缕析地辨别就清楚地揭示出这一历史真相：管、蔡“服教殉义，忠诚自然，是以文父列而显之”，其“功业有绩”，“名冠当时”; 武王卒而周公践政，周公“思光前载，以隆王业”，但管、蔡“不达圣权”，误以为周公有篡逆之意，于是“欲除国患”，保周室而率众起事。对此，周公内心也清楚他们对王室的忠心和起兵本意，但是为了维护国家法制，对管、蔡流言发兵违反国体的行为就不能不加罪诛，因而他“义以断恩”，“隐忍授刑，流涕行诛”，为了显示“赏罚不避亲戚，荣爵所显，必钟盛德，戮挞所施，必加有罪”的“教之正体”，判管、蔡以“凶逆”之罪。很明白，管、蔡本属无罪，周公仅为立“外体”而诛之; 既诛之必加其罪，因此管、蔡被加以恶谥，从此身败名裂，遗臭千载。这就是所谓“教之正体，古今之明义”!这就是所谓“圣权”!正是这“圣权”，使周公造成了忠臣被诛的冤案，并蒙蔽了后世。嵇康在维护“圣权”的表面文章下隐含的对于“教”、“义”和躬行教义的周公的谴责和批判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第三层就根据历史真实展开论证，为管、蔡辩诬。嵇康指出： 后世史论“谓管、蔡为恶”是因为管、蔡的忠心为其恶名所幽伏湮没，而论者对史实不加考辨，只是简单化地“承名信行”。“幽章之路大殊，故令奕世未蒙发起耳”，是对管、蔡恶名彰著原因的说明，也是对累世史家成论的反拨。接着，嵇康根据矛盾律论辨。“不知管、蔡之恶，乃所以令三圣为不明也”，“若三圣未为不明，则圣不祐恶而任顽凶也”，这两个互相“伐负”的假言判断推出了“三圣明”和“二叔故为淑善”的结论。据此进而将问题归结到“权”上，与前文“周公之诛管、蔡以权”呼应。“权”，周公通权和管、蔡暗权，正是嵇康推倒历史定论重建新论的关键。“今若本三圣之用明，思显授之实理，推忠贤之暗权，论为国之大纪，则二叔之良乃显，三圣之用也有以，流言之故有缘，周公之诛是矣。”“权”是焦点： 忠贤暗权，故流言有缘;周公通权，则某诛是矣。是否“暗权”就不贤呢?非也。嵇康以大贤邵公奭疑周公为证，说明“管、蔡怀疑，未为不贤”，终而论定：“忠贤不可权，三圣未为用恶，而周公不得不诛。”以“权”分析三圣之用，两叔之乱。周公之诛，合于逻辑，令人信服，“管、蔡忠贤”之新论由此建立起来。“尔乃大义得通，内外兼叙，无相伐负者，则时论亦将释然而大解也”，与文章开头照应，收束全文。

《管蔡论》是一篇优秀史论。史论的特点是辨析史实作出公正评价，意在论古鉴今，察往知来。因此，历来史论都不是论者无故凭空而发，而是有其现实意义在。优秀的史论总是充满着历史感和现实感。考察《管蔡论》写作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思想政治倾向，我们不难理解此论借古讽今的战斗意义。

《管蔡论》的具体写作年月，我们无从考定，然而我们知道嵇康短暂的一生始终在政治动荡中度过。他立论的大背景，是由正始元年(240年)开始的司马氏和曹氏集团剧烈斗争所形成的极其险恶的政治风浪。魏明帝死后，齐王曹芳年幼，曹爽与司马懿辅政，夺权激烈。249年曹爽被杀，其党夷三族，权归司马氏。250年太尉王凌都督扬州，举兵反，司马懿东征，王凌兵败自杀，他拥立的楚王曹彪被“赐死”。同年司马懿死，司马师继任大将军。254年中书令李丰与光禄大夫张缉等欲以夏侯玄取代司马师，事发，有关者均被诛，司马师因此废曹芳、立曹髦。255年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反，被司马师讨平。同年师死，其弟昭继之。257年征东大将军诸葛诞不受召，举兵反，司马昭挟太后及帝征讨。258年诞兵败被杀。曹髦则亲率僮仆进攻司马氏，为昭之部下所杀……嵇康目睹了这血腥的一幕幕。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嵇康敏锐地觉察到现实与历史的这种相似，引起了深思，现实使他对历史进行反思，而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又深化了他对现实的理解。于是他独具胆识地重论管、蔡，还其本来面目，并以史鉴今，烛照当世，讥刺时政，正如张采所云： “周公摄政，管蔡流言，司马执政，淮南三叛。其事正对，叔夜盛称管、蔡，所以讥切司马也。”

《管蔡论》论管、蔡，但是在实质上，论管、蔡是虚，非周公是实; 非周公是虚，非司马氏是实。为管、蔡辩诬，客观上必然会否定周公。两叔以忠贤见诛，实属冤狱，制造冤狱者不可圣明。既为两叔翻案，也就贬抑了周公。尽管以“权”为周公辩，仍无法改变其冤狱性质。“不得不杀”说明不当杀而杀;为了“国之大纪”而滥杀忠良，何圣之有?无论解释得如何圆通，诛害忠良的罪责是不可避免，周公头上的灵光也就黯然失色了!

嵇康以“权”释“史”，意欲何为?维护周公吗?非也。嵇康对“权”是持否定态度的，这从他拒绝与统治者合作的政治态度可以看出，而从他的思想倾向看就更为清楚。他托好老庄，崇尚自然，反对人伪，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权”在老庄学派看来是一种湛于人伪、违反本性和“自然”、“任真”原则的行为，是嵇康所鄙夷的。再联系他“非汤武而薄周孔”和蔑视礼法的言行，他对“权”的态度就更加明确了。因此，他“以权释史”所包含的对周公的否定意味是显见的。

史书载，司马昭谋逆之时，以周公自居。由此，我们更能理解嵇康作此论来非周公的深意了。张溥说嵇文“辨管蔡而知周公之心，其时役役司马门下，非惟不能作，亦不能读也”(《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题辞注)，确是一语道出此论主题深刻的战斗性。主题深刻，才体现了此论历史性与现实性的圆满结合。鲁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称赞嵇康思想新颖的吧?

嵇康的论文长于抽象说理，富于论战和思辩色彩。李充《翰林论》云： “研核名理而论难生焉，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若嵇康之论成文矣。”刘师培说： “李氏(充)以论推嵇，明论体之能成文者，魏晋之间实以嵇氏为最。”“嵇氏之文，……析理绵密，亦为汉人所未有。”这一基本特色决定了全文的思辩和论战风格。作者利用矛盾律进行朴素的辩证思维，扣紧中心论题，对三圣之用、两叔之乱、周公之诛条分缕析，层层剥茧，步步析理，绵密周到，鞭辟入里。刘师培说：“长于辩难，文如剥茧，无不尽之意。”(《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