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强者的时代
三个世纪它们具有各不相同的敏感区：
贵族政体：笛卡儿，理智的天下，意志主权的明证。
女权主义：卢梭，感性的天下，感官主权的明证，虚幻。
兽道主义：叔本华，渴求的天下，兽性主权的明证，更为阴沉而诚挚。
17世纪是贵族政体。井然有序、兽性十足、冷酷严峻、“冷若冰霜”、“非德意志”、对滑稽剧与自然之物抱有恶感、普遍化、不同于以往。由于它相信自己，总之，要固守主人地位就需更多兽性，更多禁欲主义的习规。这个世纪意志坚强而激情四射。
18世纪是女人称霸的世纪。沉迷于幻想、聪敏诙谐、平淡无奇，但具有为心灵服务的精神，享有精神上的自由，在暗中抗拒所有权威；醉意浓浓、乐天开朗、人情味十足、甘于自欺，总之一句话，社会性的……
19世纪是兽性横行的世纪。更为诡异、丑陋、真实、庸众性的，所以“更为善良”、“更为正直”；屈从于“现实”，所以更真实，然而意志不坚定，同时也布满悲哀与渴望黑暗，但却是宿命论。不畏惧“理性”，也不笃信心灵；坚信渴求的统治。尽管叔本华论述过“意志”，然而缺少意愿却是其哲学中最典型的特征。连累道德也一同降格为一种同情本能。
奥古斯特·孔德则延续了18世纪的风格，心灵统治大脑，认识论，感觉论，博爱狂横行。科学在此时已然独立，这说明19世纪已然找到摆脱理想统治的方法。只有抛弃愿望，才能实现科学的好奇与严谨——我们这种样式的美德……
浪漫主义成为18世纪的装饰音符，是对这一世纪追逐伟大风格的奢望。事实上更是一种装腔作势与自欺欺人——人们的初衷是要描述天性的强大，激情的澎湃。
19世纪下意识地探寻这样的理论——宿命论式地屈服于实际的事物并感到心安理得。在辩驳“伤感”与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方面，黑格尔成就突出，在其思维方式之下的宿命论观点表现在他确信胜方所具有的理性更伟大，忠贞不渝地为现实的“国家”而辩护。
叔本华：我们是愚蠢的，往好的方面说，即是自我否定。决定论在血缘学派产生之前，被认为是绝对的约束力，即环境论与适应论，意志被贬低为反射运动，连意志是“产生结果的原因”也被否定掉。最终完成了事实上的更名。这是因为人们很少看到意志，为了描述其他的事物，“意志”一词变得毫无约束力。
其余的理论：客观性学说和“无意志”观成为唯一通往真理的学说；也通往美——出于获得臣服权利的目的，信仰“天才”。机械论，这一过程中的枯燥乏味的计算。而所谓的“自然主义”则驱赶了可供选择的、可裁判的、可释义的、可作为原则的主体。
贯穿了整个18世纪的是康德的“实践理性”与道德狂热；他完全不受历史性的约束；并对所处时代的现实不屑一顾，革命即是一例；也不为希腊哲学所动；义务地充当着幻想家的角色；带着教条主义恶习的感觉论者。
当下的世纪出现了向康德主义的复古，即追求18世纪的潮流。人们出于为自己重新谋求信奉旧理想和旧嗜好的权利，甘于如此。换言之，就是以“设定界限”的认识论为准绳，准许任意形式的理性彼岸……
黑格尔同歌德的思维方式大同小异。因为有人听到过歌德谈论斯宾诺莎。他支持宇宙与生命神性化的意志，得以凭借自身的观察与论证求得幸福与安静；而黑格尔满世界追逐理性。人们不应该满足于和屈从于理性。从歌德那里，人们似乎能够得到一种欢快的、让人信服的宿命论。它既不谋反也不枯竭，它企图通过自身获得总体体验，并坚信唯有总体性才能使一切获得拯救，使一切呈现合理与善良。
对种族与等级的道德进行重估。有鉴于在每个种族与等级中，激情与欲望都或多或少地提及了它们的生存条件——至少从某种程度上提出它们维持鼎盛的条件：使其成为“有道德的”人。
要改头换面，忘掉过去——不再表现出差别，即在需求方面，应该尽量形成一致性；或者干脆说，它们应该被毁灭……
诚然，道德意志的表现应当与那种凌驾于别种人之上的专横相适应，这有利于统治者的杀伐决断，或肃清——立足于使统治者不再有所畏惧，或是为了协助统治者的宰割。“消灭奴隶制”：所谓的向“人的尊严”的祭献，事实上是要消灭一个特殊的种类——埋葬这一种人的价值与幸福。
认为一个敌对种族或等级强势的构成是大逆不道的。这是因为这一强势会伤害我们——它的“美德”会由此受到诽谤或偷换概念。
倘若这一种族伤害我们的话，将被认为是反对人和民众；然而倘若从它的立场出发，我们则是它所希望的人——我们能够让他人从中获得利益。
“人性化”的要求单纯地认为，自身掌握了“什么是合乎人性的”的公式的虚伪性，在这一要求掩护下，确信无疑的一类人准备谋权。准确地说，这是必然的本能——群畜的本能。“人人平等”，这其中倾向于将人和人相提并论。
从卑鄙的道德利益出发的“利己性”。其捷径是：将伟大的热切期望、争权夺利与贪婪看做是美德的监护人。
所有经纪人与贪婪之人能够借贷与索求的东西，都务必坚持同样的性格与价值观。这是因为，美德成为各种世界贸易与交换的抢手货。
同样的理由，各种以官员与士兵为标志的统治都是如此；以信任与爱惜的态度工作的科学也是如此；传教事业也不例外。
这也就意味着，卑鄙的道德将在这一方面强制执行，因为由此它可以获得利益；而道德如果想要获得胜利，就必须对非道德采取沉重的打击，然而，应该以怎样的“权利”兴师问罪呢？事实上依据的根本不是权利，而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在非道德有利可图的方面，同样的阶级采用的也是非道德的手段。
未来的强者——苦难和偶然在处处创造了强者的条件，对此，我们现在能够理解了，并且有意识地想要来理解，因为，这种跃升的条件我们已经是能够创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