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崇尚“和”，以和谐至上。俗语说：“和为贵。”但“和为贵”的“和”不是一味地为求和谐而求和谐，而是要用道德的标准去加以规范。

“和为贵”之“和”，按其本义是相对于“礼”而言的。在孔子看来，君臣父子，各有其严格的等级身份，若能各安其位，各得其宜，使尊卑上下都恰到好处，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和”。而做到“和”，须有“礼”，有礼貌，讲礼仪，和和气气，友善真诚，谐而有礼，社会和平，就会营造出和谐的社会风气。

为什么古人要“以和为贵”呢？他们认为宇宙万物存在于“和”的状态中，没有“和”就没有整个世界，就没有一切事物的存在。“和”不是单纯的理念，它是一种关系，是多种成分或因素协调共存的一种状态。古人认为，在统一的事物内的各个部分、各种成分和因素，各占有一定的地位，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只有各个部分、各种成分、各种因素所处的地位恰当且搭配合适，事物整体才能达到和谐。就如烹饪，各种材料的选择搭配要恰当，每一种材料的分量也要适度，这样才能做出美味佳肴。就如奏乐，要想演奏出动听的乐曲，各种乐器的配合要得当，声音的高低强弱、演奏的快慢疏密等多方面都应配合好，才能奏出美妙的音乐；如果只是一个音调，干巴巴的，就无法成为“音乐”。古人认为事物“各得其所”，才能达到“和”的目标。

中国古人创造了和谐的最高目标。表现在词语上，如“政通人和”、“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等等，都体现出古人对和谐的向往和追求。

《孟子·公孙丑下》中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这段话的意思是：“得道”的人，帮助他的人就多；“失道”的人，帮助他的人就少。当帮助他的人少到极点时，就连亲戚都会反对他；当帮助他的人多到极点时，全天下的人都会顺从他。用全天下都顺从的力量，去攻打连亲戚都反对的人，要么不战，若战必胜。孟子这段话，也是对“以和为贵”的间接说法，“和”聚集人就多，“失和”人就会成为“孤家寡人”。“民心向背”对于战争的胜败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对于政治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和”不仅体现“人和”，更体现生活方方面面。

牧野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民心向背、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

《诗经》中记载：“牧野洋洋，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期清明。”商纣王子辛耗巨资建鹿台、矩桥，造酒池肉林，使得国库空虚；宠信爱妃妲己以及飞廉、恶来等一帮佞臣，妄杀王族重臣比干，囚禁箕子，造成诸侯臣属纷纷离叛。

公元前1046年一日清晨，周武王庄严誓师，历数子辛的种种暴行，即“牧誓”。次日拂晓，进军牧野。由于商纣王一贯恶行以及百姓、兵士积怨极深，战事刚刚开始，商军就已倒戈溃散。商纣王只好逃回朝歌，登上鹿台，“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商朝灭亡。

历史上的“晋国智伯水淹赵氏，反被赵氏所灭”也是经典的阐述“人和”的例证。公元前455年，智、魏、韩三家的兵马把晋阳围住，而赵氏的军队士气旺盛，坚守城池，使敌方难以攻下，双方相持了近两年时间。到了第三年，即公元前453年，智伯引晋水淹晋阳城。几天后，城墙差几尺就要全部被淹了，城里高悬锅子烧饭；粮食没有了，甚至交换孩子来吃。臣僚间开始出现离心倾向，形势危急。赵襄子派相国张孟乘黑夜出城，分化三家的联盟。张孟对韩康子与魏桓子说：“唇亡齿寒，赵亡之后，灭亡的命运就要轮到你们了。”韩、魏参战本来就是不情愿的，又见智伯专横跋扈，也担心智伯灭赵后将矛头对准自己。为了自身利益，韩、魏决定背叛智伯，与赵襄子联合。一天晚上，韩、赵、魏三家用水反攻智伯，淹没了智伯的军营，智伯驾小船逃跑，最终被赵襄子抓住杀掉。最终赵襄子灭掉了智氏一族，韩、赵、魏三家平分了智氏的土地和户口，各自建立了独立的政权。

可见，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和”是智慧，是制胜的法宝。失“和”，有时不仅仅失去利益，也许会断送自己的命运。而崇“和”，有时不只得到利益，更会给自己带来机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