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至1930年间最先起来向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进攻的是“新月派”。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新月社”的主要人物依附北洋军阀政府，反对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1927年以后，多数成员纷纷南下，转而投靠蒋介石政权。1928年3月创办《新月》月刊，在发刊词《〈新月〉的态度》中，他们公然以国民党政权的维护者的姿态出现，提出所谓“不妨害健康”、“不折辱尊严”的“原则”，矛头直接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并险恶地暗示国民党政府出面加以镇压。接着，“新月社”的理论家梁实秋便连续发表《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等文章，公开攻击无产阶级文学，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他说“革命的文学”、“无产阶级的文学”根本不能成立，因为“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他认为“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而“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错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梁实秋在咒骂无产阶级的同时，还鼓吹资产是文明的基础，叫嚷“要拥护文明，便要拥护资产”，彻底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本性。

鲁迅等革命作家针对“新月派”的谬论进行了坚决的批判斗争。鲁迅在《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中指出，“新月派”充当了替国民党“维持治安”的角色。他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更集中批驳了梁实秋的“人性论”。他说：“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他通过现实生活中不同阶级人物的不同思想感情，深刻论证了人的“喜怒哀乐”是因阶级而异的，“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这说明在阶级社会里超阶级的“人性”是不存在的。梁实秋虽然装出超然的样子，其实是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鲁迅说：“例如梁先生的这篇文章(按指《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原意是取消文学上的阶级性，张扬真理的。但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不，‘文章’了。”在批判斗争中，梁实秋被革命作家斥为“资本家的走狗”，他狡辩说他还不知道自己是哪一个资本家的走狗。鲁迅在《“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斥责说：“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在鲁迅等革命作家的批驳下，“新月派”的进攻遭到了彻底的失败。